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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与月•主题写作征文第三期：回忆
本人拍摄
谨以此篇献给我最敬爱的爷爷，以及那些战胜苦难顽强拼搏的人们。
——题记
其实我早就想写写爷爷了，却一直虑于笔拙，惟恐有愧他老人家一生的苦难和伟大。我不止一次将丝丝思绪凝在笔尖，复又收起，内心的思念纠缠着我，怕触及又难忘记。草色青青，清明风至。清明又让我想起了爷爷。
远去的记忆，斑驳了时光。追寻爷爷的故事，心里荡漾起得涟漪一圈又一圈。
（一）
我对于爷爷的印象，来自儿时那段短暂且美好的记忆。爷爷是个温和慈祥，和蔼可亲的人。同时，又爷爷是个苦命人，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
我四五岁时，父母把我丢给姥姥，来到了县城。那时，爷爷已在县城工作了多年。我从小就呆笨，不爱学习，姥爷喜欢摸着我的头数念我：“你爷爷不仅是好人，也是个有材料、有本事的人。你可得好好念书，长大了象他一样。”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其实，我没懂。
虽然和爷爷相处的日子并不多，但我打心眼里喜欢他。
没有小伙伴玩耍时，我就像个跟屁虫一样，撵在姥姥的身后，一边又一边地念叨：“我爷爷哪天能来啊。”那时，姥姥最常说的就是这一句：“你爷爷是县里的干部，工作可忙了。有空他就来了啊。”
我不知道爷爷是什么干部，也不知道有多忙，反正有些日子爷爷没来看我了。我有点想他。
汽车是那个年代的稀罕物，在村子里跑着玩的小伙伴儿个个耳朵灵。我试过，在屋里真能听到二里地之外的汽车嘀嘀声。那种特有的声音，象有一种吸引力，把我们这群小孩儿一股脑地吸引过来，齐刷刷地奔向村口观看。
我自然也会跟在小伙伴们的屁股撵着跑去。
汽车稳稳地停在村口的空地上，有的小伙伴儿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有的小伙伴儿围着车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悄悄地用手摸着；有的小伙伴儿趁着年轻的司机叔叔不注意，就踮起脚，扒着窗口向里面张望。心里嘀咕，这个铁盒子怎么可以跑得这么快。
爷爷从这个军绿色的汽车里走下来，从上衣的兜里掏出包着透明纸的糖果，微笑着说：“来，来，都过来吃糖。一人一块啊。”小伙伴们把甜滋滋的糖果塞进嘴里，又慌忙跑去围观那个庞然大物了。
记得娘说我小的时候，特别认生，别人一抱，我就扯着嗓子哇哇大哭，任凭抱着的人怎么哄，我的哭声是一浪高过一浪，除非不抱我。
我站在离车不远地方怯生生地看着，爷爷笑着伸出双手冲我走来。我看清是爷爷，撒腿跑到爷爷面前。爷爷弯腰抱起了我，然后腾出一只手，剥了一颗糖放在我嘴里，那张糖纸是浅粉色的，特别好看。我望着爷爷，甜蜜的笑印在我红扑扑的小脸儿上。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离开姥姥家，来到了县城。终于可以和爷爷朝夕相处了。可是他依旧很忙。
家里人多，住不下。爷爷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我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他。
家属院的屋子不大，院子倒是挺敞亮的，东墙根靠南种着一棵榆树，爷爷说是等它长大了可以做家具用。北边的窗户外有一棵丁香树，一到花季，满园飘香。爷爷喜欢坐在丁香树西侧，那张石头面的桌子旁前看书看报。我喜欢趴在爷爷的对面胡乱翻着他看过的报纸。这时爷爷抬起头，从眼镜后面流出来慈爱的目光，落到我的脸上。
他笑眯眯看着我说：“你好好念书，长大了能当老师。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只能去食堂炸麻糖……”没等他说完，我就兴奋地拍着手，大声喊着：“好呀，好呀，去食堂多好，还能天天吃麻糖。”爷爷的笑在脸上一圈一圈地荡漾开来。
终究，还是辜负了爷爷，没能当上老师。也没有如我所愿，去炸麻糖。
四年级的时候我从褡裢村小学转到了育红小学，也就是现在的一小。我永远忘不了1982年的那个初冬，我清晰地记得10月30日这一天，天格外得冷，冷得让我体会到了不寒而栗。
我抄着手，象往常一样坐在教室听老师讲课。
窗外的一个年轻人招手把老师叫了出去，说了几句话。随即，老师又把我叫出去，她摸了摸我的小辫子，说了句：“你家有点事儿，这两天别来上课了。”我有些纳闷，但还是坐上这位大哥哥的自行车。他把我送到了政府大院，这个院子对我来说太熟悉不过，这是我最亲的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啊。
走进大会议室的那一瞬，我突然明白了。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奋斗了一生的事业，离开了刚刚能吃饱饭的祖国。
我站在母亲的旁边，盯着身上盖着党旗的爷爷，他躺在灵床上双目紧闭，一动不动。他没有象往常那样见到我就笑着走过来，也没有给我糖吃，我知道，爷爷再也不会跟孙女说笑玩耍了。
我不死心，试图走过去叫醒他，被母亲一把拽住了。刺骨的冷，把我的手脚冻僵了，把我的心冻疼了，但就是冻不住我脸上淌着的泪水。
（二）
1916年，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军阀割据的年代，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爷爷伴随着苦难来到了人世间，降临在一个偏僻贫瘠的小山村。
爷爷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在那个苦难年代，没有谁不苦的，爷爷自然逃不脱。
父亲每每提起爷爷的童年，两眼都闪着泪花，而我早已热泪盈眶。
1934年，我们县遇到大旱灾，这一年饿死了好多人，能够以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活下来就算万幸了。身处动荡不安的年代，稍有天灾人祸，成千上万的穷人就会被逼到生死离别、家破人亡的绝境。
爷爷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他面黄肌瘦，两颊有点塌陷，焕发不出那个年龄该有的朝气与蓬勃。身上穿的衣服倒不如说是裹着一堆烂布条儿，一遇风胡乱飞着。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布缩，现在短的吊在小腿肚的上面。趿拉着好心人给的破草鞋，光的脚丫上有愈合的疤痕，也有好几处划伤的裂口，正往外浸着血，走起路来有些趔趄。黑脏脏的小手里举着一根跟他胳膊差多不粗细的长棍子，吆喝着一群比他高大、比他结实的牲口，走进山里……
苦难岁月，冬季难过。春夏秋这三个季节还好熬，冬天就成了漫漫苦海，不蔽体的衣裤难敌萧萧风寒……弟兄仨人躺在铺着破草席的土炕上，挤在一条被子里…… “家徒四壁”这四个字用在这里都显的绰绰有余。
在那个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为了生存，七八岁的孩子没有童年。爷爷打小就撵着他的父亲给地主放羊放牛，当小长工。
由于家里人多地少，粮食经常不够吃，只能靠租种地主的地和给地主帮农来维持生活。一家人起早搭黑地劳作着，到头来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爷爷的母亲心疼孩子，常常拖着病身子含泪去外村讨饭。
生活已经够难的了，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
爷爷的妹妹在十几岁时，因为没钱看病，全家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噙着泪离开了亲人，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是这一年，爷爷的母亲没能熬过病魔的折磨，也去了。
没有了母亲，这个家的日子似乎更难了。
爷爷的父亲为了能让全家人吃饱饭，听信了本村富农王彦魁的谎言，结果生生被骗去了几分坡地和几棵树。后又多次上门求情，那富农就是不还。爷爷的父亲悔恨交加，不久也就去世了。
没有了父母，就没有了依靠。
兄弟姐妹相依为命，但躲不过地主的欺凌和压榨。为了能活着，爷爷讨过饭。为了能还上地主的那一斗米，爷爷的二姐被黑心的地主卖到了山西。得知姐姐被卖，兄妹几个哭成一团。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让人心碎。
爷爷十四五岁的时候，丢了二姐，失去了小妹，也没有了爹和娘。
（三）
爷爷二十四岁年秘密入党，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在以后的岁月里，爷爷一直是按照这个身份去做人做事的。
爷爷的哥哥也是一位优秀的地下党员。让人痛心的是，去北线元氏县执行任务时，狡猾的敌人偷偷在他的小水壶中投了毒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喝了，当场就被毒死了。牺牲时年仅36岁。尸体被送回老家时，浑身都成了黑色。全家人抱着僵硬冰冷的尸体悲痛欲绝。
爷爷没有因为自己哥哥得牺牲而退缩，反而增强了他的信念。他抹着泪，在工作日记上写了这句话：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人民，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2，1943年是日寇侵华最疯狂的时期。我们县恰又遭遇赖年景，闹灾荒，这对老百姓无疑是雪上加霜，日子更加艰难了。
那几年，爷爷接到最多的任务，就是配合八路军作战。
任务一到，他连夜就带领民兵自卫队，悄悄越过铁丝网、封锁沟，来到日伪军盘据点的附近，敌人炮楼下面不远处的沟壑里。等待八路军一声令下，他们就奋不顾身，一齐冲锋。炮声“轰”的一声，炸的碎石乱飞，熊熊烈火就在眼前燃烧，身上的衣服都着了，他们顾不上疼痛就扑上去和敌人撕打。事后，爷爷说那颗炮弹再近一点，当场命就没喽。
（四）
想必很多沙河人都记得1963年的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天空像是被戳了一个洞一样，不住气地下了七天七夜。西部山区造成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几十座大小塘坝被冲毁，大沙河两岸的护村大坝全部崩溃。
在县委、县政府的紧急布署安排下，爷爷与两名副县长，率领42名干部冒雨在大沙河沿岸一带的村庄动员群众转移，抗灾救人，几条大井绳和铁丝绳一头拴在大树上，一头由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拉着，像拔河一样，水性好的干部来回渡水救送群众。奋战一上午抢救2600多人。就这样每天泡在雨水中，一泡就是一天，腿脚都泡肿了。
暴雨如注，洪水泛滥，全县通讯设施被冲垮，爷爷他们与县委失去了联络。为了让上级了解灾情，抢险救援，爷爷当机立断，组织人员强渡洺河，前往临洺关。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向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拍发紧急电报，为营救灾难中的沙河人民赢得了宝贵时间！
文化大革命中，爷爷游过街，戴过高帽，住过牛棚。尽管那些人把他作为“老好人”进行批斗，但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丝毫未损。
（五）
1980年的秋天，一个天高云淡、硕果飘香的季节。被地主卖到山西的二老姑(爷爷的二姐)，终于寻来了。
如果说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那么，秋天就是收获希望的季节。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爷爷几经寻找都未果，以为今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了。谁曾想，在人生暮年还能收获到这意外的惊喜，这一面他们整整盼了40多年啊。这对饱经风霜的姐弟喜极而泣，他们象小时候那样手拉着手，笑着笑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一年的冬天，爷爷病了。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爷爷才下了决心去北京看病。一周后，爷爷在我父亲的陪同下去了北京。过了四五天父亲让人从北京捎回信儿，告知爷爷的病情不容乐观，全家人陷入悲痛之中。当时我并不知情，只知道爷爷去了北京，不知道爷爷病了。后来，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中我知道了一点。从那一刻起，这个不幸的消息象个炸弹，连同我的快乐一并炸碎。
父亲在北京陪护爷爷一个多月后，小姑也去了。听母亲说小姑去替父亲了。又过了十来天父亲回来了，疲惫不堪的样子，叫人心疼。父亲洗了把脸，从行礼包里掏出两件裙子，递给我说：“这是爷爷买给你的，你小姑帮着挑的，去试试好看不？”我接过衣裙，转身走去另一个房间，没等我推开房门，眼泪就夺眶而出。
两件都是连衣裙，一件浅粉色，领口处有手工刺绣的小花儿，穿上显得白净甜美，象个可爱的小公主。另一件是印花裙，浅藕粉色的底上撒满了粉白色的花儿，漂亮又洋气，就是稍大了些，这条裙子我一直穿到初中毕业。不仅仅是因为好看，我知道，这是爷爷留给我最后的念想。
（六）
听父亲讲，爷爷在一区工作的时候，曾与来我们县挂职锻炼的中国歌舞剧院青年编导乔羽，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乔羽老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词作家、剧作家，他的大名家喻户晓。乔老先生曾在1950、1958、1963年先后三次来我们县渡口村体验生活。我听大姑说，乔老先生第三次来沙河时，还特意送给我爷爷一张电影《刘三姐》剧照，爷爷开心的把它粘在了宿舍的墙上。爷爷知道，他的朋友乔羽就是这部电影的编剧。
爷爷在北京住院期期间，乔羽老先生曾多次前去医院探望，他俩坐在病床边有一搭没一搭唠着，说过去，也说当下。乔老先生说着宽心的话安慰着爷爷，并让他的家人帮忙在日坛医院找专家给爷爷会诊。爷爷也被邀请到他的家里做客，受到热情款待。
爷爷得的是胃癌，最后一次从北京回来，便卧床不起，饥饿疼痛，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父亲说，爷爷离开的最后一刻环视了房间里所有的人，然后带着微笑走了。那一年，爷爷才66岁。
乔老先生听闻爷爷病逝的消息，特发来悼言，送了花圈。我记得，开追悼会的那天，那个花圈正冲着我，我那时小，不记得挽联上写的什么，却记得那个花圈上的落款是乔羽，我想，可能是“乔羽”这俩字好认的缘故吧。
2022年的6月，乔羽老先生与世长辞，我们深感悲痛。或许，他们这对革命好友已经在另一个世界见了面，继续着他们的友谊。
结束语
我实在不忍回望那段漫长且艰难的岁月，也想像不出，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我们的祖辈们流过多少血汗？洒过多少热泪？愁断多少肝肠？是什么样的信念和信仰支撑着他们，弓身弯腰拖着历史的车轮，千回百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爷爷这一生，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和人世间的沧桑辛酸。吃不饱，穿不暖，“苦”是那个年代一种最真实的写照。他们度过了让我们这些生活在20世纪的人，难以理解和认同的时期。
爷爷这一生，没享过什么福，虽然生活清苦，但他的精神却是富足的。他参加革命工作四十多年，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处处以一个普通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默默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人的职责。
爷爷这一生，短暂且平凡，但爷爷的故事，却像是一本书，详细记载了，我们这来之不易的好日子。
时代的车轮滚滚前行，曾经的那个苦难岁月早被轧撵成碎片，散落在记忆的深处。是的，我们没有忘记过去的岁月，也没有忘记，那些战胜苦难顽强拼搏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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