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年少半方地——忆华南植物园

文/稳心山人
图/稳心山人

羊城年少半方地——忆华南植物园

夏天的某个朝日初升之时，当我驻足在华沙的老城城墙上远眺，感受着空气中的丝丝凉意的时候，心里突然没有任何缘故地蹦出了一个问题：

“到底，怎样才算了解一个地方？”

我对波兰，真的算是“了解”吗？虽然我来这里之前，阅读了《波兰史》，也看了《奥斯维辛：一部历史》，还学了一点波兰语。但是行走在波兰的大街小巷，我总觉得，作为过客的我，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仅限于浅浅的路过。留存在记忆里的，也许只有电脑里的照片，还有旅途中的萍水相逢。

在阿姆斯特丹骑车的时候，我也在想，像这样骑车路过每一个地方，“观看”每一个地方，算是真正的“了解”吗？尽管车轮的印辙，在自行车道上留下了淡淡的痕迹；尽管我的视网膜上，短暂地存留了一些街道两旁的景象。

那么，对于我的故乡，广州，我算是“了解”了？但其实，我了解的，也只是这座城市小小的一部分，更准确的说，是我家附近的一部分，比如附近的菜市场，又比如附近的华南植物园；或者是我高中和大学的所在地的那部分。西湾路和康乐园东山口小谷围暂且按下不表，先来说下华南植物园。可以说，那个小小的园子，几乎寄托了我大半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话说回来，华南植物园也算是和我的母校有些缘分。它的前身是1929年由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陈焕镛先生所创立的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几经搬迁之后，终于在1956年的时候，在龙眼洞火炉山附近定了下来。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山野岭，据说是政府发动群众劳动开荒，一点一点地挖开淤泥，修建池塘，渐渐地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出生于九十年代初的我们这代人，在人生记忆上，可以说，是旧时代和新时代的分野。在童年的时候，我们和八十年代生人几乎有着完全一样的记忆；在少年的时候我们又和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人，一同经历了互联网的极速发展，和媒体的剧烈变迁，还有虚拟现实的方兴未艾。在我们的记忆里，同时留存了田园诗式的玩乐时光，还有光怪陆离的网络景象。沿着这条脉络看出去，似乎也和这个园子的兴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田园诗式的童年时光

在广州还没有开始禁摩的时候，那时候，骑车上学对于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尽管当时只有六七岁，坐在车座上，脚往往都够不到地，但蹬上二十寸的自行车，骑起来竟是一个赛一个的快。在去往小学的路上，我们要经过大坑岗这一片地方。这片地方，除了一排排的居民楼，便是连绵不绝的树林，夹杂其间的人工湖，还有路边绿色的农田。蜿蜒曲折的小路在不同的地形上穿行，往往会把我们这些好奇的小孩带往一些新的天地，发展着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

那时候放学以后，我们这些小孩，往往都不会急着回家，都会跑到堆着牛粪的田垄上，拿着小小的塑料瓶，卷起裤脚，跳下水渠抓鱼，抓泥鳅，偶尔抠上两只大大的福寿螺；或者骑上单车，沿着小路，骑到一个没什么人去的地方，烧烧堆起来的树叶，拿出自己攒钱买的玩具枪，玩下刀枪游戏；饿了的时候，揣着家长给的一点小小的零花钱，跑去饭堂，买上一个香喷喷的大馒头或者烧卖，填饱自己的肚子。

再长大一些的时候，小学里开了一门课外活动课，叫种菜。我阴差阳错地进了这个班以后，从事水土污染控制的父亲不知从哪里给我弄来了一把小铲子。从此以后，每到星期二下午，我便屁颠颠地揣上小铲子，告别去打羽毛球、乒乓球、篮球、足球的小伙伴们，一头扎进了生物园里的那片菜地里，体验着所谓的“农活”——把杂草从土壤里翻出来；把所谓的“害虫”用铲子从土地铲出去；观察着小小的蚯蚓，在土里钻来钻去；从塑料袋子里取一铲氨肥或者尿素，随意地洒在土里；偶尔会把一叠厚厚的表格放在膝上，用歪歪扭扭的字体记录一些简单的描述和数字；在这样的重复里，我似乎获得了一种哲学上的升华，脑子里开始涌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不实际的念头。

这些被我们种下的玉米和花生，它们会有感受吗？当这些植物被我们挖出来的时候，它是不是就这样逝去了？我们这样重复性的活动，究竟是为了什么？果实的收成，是否是这些植物的终点？这些虫子的一生，是不是和我们是一样的？

多年以后，当我读着刘亮程写的《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突然有些明白，当年那些奇奇怪怪的念头，也许就是咀嚼生活过后，产生的所谓的人生体验。但是，建构在体验之上的体验，终究只是虚无而轻浮的存在。

奈何美人已白头

今年暑假回到家里，照着惯例，每天去植物园散步，却发现，这个园子，和记忆中的景象，已经有些渐行渐远。如果要找一句合适的话来形容，那就是：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那般都付与断井残垣。

遥想2007年的春节，旧的植物园依然姹紫嫣红，百花争艳；新的园区依着飞鹅岭建了起来，围绕着文物展出的小博物馆，陶艺区、树屋、体验区依次分布在小山坡上，彼此之间，被崭新的木栈道连接了起来，背靠着新开的姜园和木兰园。那年的大年初二，我和父亲两人，在园子里当起了游客，一边走，一边停，一边赞叹三亿人民币投下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那时候，那里开了一家野战俱乐部，五十元可以打上一局。图新鲜的我们这群人，便拿着自己攒下来的那点压岁钱，呼朋唤友，找了个周末，忽悠了门卫一通，省下了门票钱，然后跑去野战俱乐部，穿着厚厚的迷彩服，戴着沉重的头盔，揣着二十颗彩弹还有二十米射程的气枪，打上一个上午，然后带着一身臭汗，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那时候，我正沉迷打CS，喜欢充当狙击手的角色，自然想在现实中实践一下，体会那种杀手般的快感，便趴在有膝盖高的杂草里，匍匐前进，企图摸到对方的阵地后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在草地里忍着汗水蠕动了很久，我终于摸到了对手的后方，正准备美滋滋地架着枪打上一发。怎料小伙伴突然转身一枪，正中眉心。我缓缓地仰面倒下，神情仿佛《孝庄秘史》第三十一集里躺在草地上的多尔衮。

有一段时间，经常有风筝爱好者在大草坪那里放风筝。渐渐地，跟他们混熟的我学会了如何放起还有收回高风风筝。偶尔他们也会放心地交给我操弄一会，自己在旁边的椅子上休息。

感受着迎面而来的轻风，我将手里的三股尼龙线放了出去，任它一点点绷直起来，送着轻盈的燕子上了蓝天，渐渐地，从一个模糊的形状，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有些事情，在冥冥之中，是有预示的。

羊城年少半方地——忆华南植物园

渐渐地，新的园区破败起来，博物馆关门了，树屋封闭了，木栈道也残破了不少，也没有什么人去维修，只是拉起绳子简简单单围了起来。我偶尔穿越阻碍，在里面，看到的，只有厚厚的青苔，和衰颓的气息。大草坪那里的风筝爱好者也已不在，剩下三三两两的人，在那里丢着飞盘，踢着足球。夕阳西下的时候，我跑步经过龙洞琪林，除了附近的居民，也就剩下穿着厚厚的礼服和新人，和举着照相机和反光板的影楼摄影师们了。

羊城年少半方地——忆华南植物园 羊城年少半方地——忆华南植物园

也许是因为管理不善，也许是因为虚拟现实的发展，华南植物园，这个寄托了几代人回忆的地方，渐渐地失去了吸引力。如果，当初的园区，可以沿着植物科普和考古体验的路走下去的话。也许，今天的园子里，会多上一些生气吧。

羊城年少半方地——忆华南植物园

去弗罗瓦茨夫植物园的时候，那天阳光灿烂，隔着喷泉形成的水雾，看着园子里的姹紫嫣红。有一瞬间，我竟觉得我又回到了华南植物园。那时初夏的植物，带着热烈的色彩，投影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投影在我们的脑海里。

那时的回忆，很美，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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