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新传》是李一冰在牢狱中开始创作，历时八年完成的鸿篇巨制。和其他苏传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李一冰用千余首诗词串联起苏东坡的一生，在讲述苏东坡生平的同时，为我们还原了每首诗词创作的情景缘由，新版于2020年7月出版，豆瓣评分9.4，微信读书列为神作。
作者李一冰很神秘。《苏东坡新传》首版在1983出版之后，备受读者推崇，但是问遍学界，无人知晓作者为何人。直到2015年，书迷找到其儿子，才揭开其中的秘密：李一冰先被人诬陷，再遭昔日好友举报，56岁身陷牢狱。该书创作于狱中，书成身退，故无人知晓。
一、苏轼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
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美食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成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语文必背文章，例如，散文《赤壁赋》，诗《饮湖上初晴后雨》，词《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等。苏轼善书，为“宋四家”之一，代表作品为《黄州寒食贴》；擅长墨竹、怪石、枯木等，传世名画有《潇湘竹石图》等。此外，还创造了东坡肉、羊蝎子等美食。
苏轼是一代文宗，笔下元气淋漓，不但波澜壮阔，而且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接，时而把人带到永恒的边缘，蓦地又回到平凡的人世。所以千年来的读者，惊呼：“东坡，其仙乎！”无疑，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取得的成就是数一数二的，但是苏轼却时常发出“鬓须白尽成何事？”的感叹，这是为何呢？
古代的士人，荣辱系于执政者（皇帝和宰相）的好恶，苏轼的一生也是如此。苏轼一生历五朝，依次为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和宋徽宗，其中宋哲宗早年由高太后（即宋英宗的皇后）摄政了八年半。苏轼被宋仁宗、宋英宗赏识，宋神宗时期的宰相王安石讨厌，宋哲宗幼年摄政的高太后喜爱，宋哲宗厌恶，因此一生起起落落，辉煌时，是金马玉堂的翰林学士，堂堂三品大员；落魄时，居无所，在海南岛儋州的桄榔树下偃息，吃芋头度日。
古代士人学而优则仕，把做官当成主业，文章只是副业。苏轼的感叹主要是因为政治生涯的不如意。一生奔波并不能让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还被贬海外，回“家”无望，何其悲哀。
在政治上，虽然苏轼在中央没有起到重大影响，但在地方是大有作为的，他在州郡做了很多有益民生的实事，如稳定粮价、施药防疫、治水防灾、通河筑闸、修井开湖等，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
庄子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诗文书画和政治比起来，好似无用。但是千年之后，王侯将相终归黄土，而诗文书画反而是不朽的。从可以衡量的价值来看，苏轼一张传世画作，拍卖价格高达4亿多元；而苏轼注入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则是无价的。
二、苏轼的“打工”日记
（一）初入职场的迷茫和疲惫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26岁）赴凤翔府出任签书判官，这是苏轼的第一份正式工作。签判相当于现在的政府办公厅主任，苏轼的本职工作是核判五曹文书，工作内容非常繁琐。此外，凤翔府还有两大特别任务，一是终南山特产的木材，每年均须编成木筏，自渭水放入黄河，运往中央，供皇家土木建造之用；二则凤翔是对西夏边防军的兵站基地，要负责集运粮米和刍秣，供给军需。这两大事务，都以“衙前”被征召的老百姓来义务工作。衙前之役，是由政府征召百姓义务担任官物之供给或运输的一种制度。老百姓服役“衙前”，费时失业不说，更须担负运输中途的风险，如公物损失，就必须赔偿，这无穷无尽的负担，使老百姓几至无以为生的地步。征召老百姓来运输木材和粮草的工作，困难重重，何况黄河堤防，每年要修，贩务征课，更是繁杂。苏轼是刚入官场的读书人，之前一直过着读书和考试的清贫生活，自己也是农民出身，哪里管理过这种劳役百姓的现实工作。而且苏轼是甚不耐烦的人，也不习惯官吏生活和西北的强风黄土，所以对工作感到苦闷和厌倦。嘉祐七年（1062）重九日，苏轼不愿参加群官欢聚的“府会”，独自一人跑到东门外的普门寺去玩，怀乡念弟，心情郁闷，作《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诗。
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排挤，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36岁）调任杭州通判。青苗法的流弊很严重，起先是执行的官吏强迫推销“贷款”，现在受贷的老百姓还不起钱，被官府逮捕、拷打、追保以致入狱等，一连串压迫的惨剧，就天天在地方政府的公堂上上演。问囚决狱是通判的职务。苏轼刚强独立，不能首鼠两端，以一个激烈的反对论者，却无可奈何地来执行新法，每日必须冠带整齐，高坐堂上，看衙役着力鞭棰这些穷人，在一片号哭声中，签署无情的判词——这是何等不堪的工作，这是何等荒谬的命运。苏轼有诗曰：
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
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棰环呻呼。
追胥连保罪及孥，百日愁叹一日娱。
…………
在穷苦百姓的哀嚎声中，堂上的苏轼惭汗满脸，手执判笔，逡巡难下，落笔时几乎没有一次不是热泪盈眶，隐隐作痛的良心，总在汩汩泣血。
熙宁四年（1071）除夕，别人都回家过年去了，苏轼却须在都厅里值班，将狱中囚犯提出来逐一点名，直到天黑也没点完，不能回家。苏轼心想：我和他们没有两样，他们为了要吃饭才犯法，我亦不过为了生活才贪恋这份俸禄，做这违心丧志的事情。心底里有个冲动，很想学一学古人，将这些人犯暂时开释，让他们各自回家去过个年，但却没有这份胆量，暗自惭愧，作《题狱壁》诗：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卢秉奉派前来督导两浙盐务，杭州仁和县汤村有盐场，卢秉就征召农民千余人在汤村开凿一条运盐河，转运使檄请苏轼前往工地，督导工程进行。这一千多名被征服役的老百姓，丢弃了自家繁忙的田事，却来开凿河道，只为运盐之用，生活的忧虑不说，而其时天又久雨不歇，一路皆是泥淖，人人被雨淋得浑身湿透，简直就像猪鸭一样，在泥浆中打滚。河道中段，有一处地下涌沙，长达数里，开凿更是困苦。苏轼要察看实际施工的情形，也必须在这上淋下淖、窄不容足的工程线道上与牛羊争路，心里愤郁不平，作《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诗，为老百姓叫屈道：“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说他自己：“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心里着实抱怨，即使回家种田去，顶苦也不过像这样在泥浆中打滚而已：“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
苏轼经行新城山村，觉得山野小民，生活简朴，欲望低微，若要使其各安其生，并非难事。倘如盐不公卖，就不会发生贩运私盐的勾当，也不劳政府派遣使者劝督；山中小民，也不致因为官盐太贵，盐法太凶，而长时期地淡食，苏轼诗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整顿农田水利，是新政的基本工作。王安石不断派遣劝农专使到地方来考察和督导。这批人中，不免有人仗势凌人，百般挑剔，动辄以检举奉行新法不职来威胁地方官吏，弄得地方官战战兢兢，如逢豺虎。苏轼看在眼里，满怀愤懑。
熙宁五年（1072）秋冬间，久雨不晴，稻谷都遭水淹。好不容易等到天晴收割，而市场上的粮价已被压得很低。农民缴税，本来法律规定纳米交钱，任从民便。但自新法实行后，到处都钱荒米贱，于是官吏就一定要钱不要米。农民将米换钱，只剩得一半的价值，也等于加倍纳税，这是法外的剥削。苏轼一腔悲愤，作《吴中田妇叹》，专写水患和虐政。
1074年秋天，蝗灾蔓延及于淮浙，苏轼又被派赴临安、於潜、新城一带，督导各县捕蝗。苏轼连日尽在田野间察看飞蝗的来势，检查受灾的情况；晚上又须与有关人员研讨捕蝗的方法，劳累不堪。一处事定，又须再去一地，这种单调的胥吏工作，更使他心里充满委屈的感觉。当他在临平和於潜两县间的山上，行至浮云岭上时，体力更是疲惫难支，慨然有被人当作厮役差遣之耻，气起来就想毁车杀马，扯碎衣冠，逃归乡里去读书，有诗曰，“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
苏轼一行作吏，百不自在，眼前所见，十九是浮沉利禄的无知下士，沐猴而冠，俨然作态，心里塞满了无比的厌憎。老者章传道劝他，稍稍自己贬抑一点，才能适应这个现实，苏轼昂然道：“如尔自贬，终不谐俗，故不为也！”既不能自贬以和光同尘，做这“违志”的工作，更是精神折磨，痛苦万分。苏轼就念兹在兹地希望挣脱现在这个官职，认为即使回家去种田，也比现在好。
苏轼后来回忆在杭州所受的委屈，寄同事周邠诗说：“西湖三载与君同，马入尘埃鹤入笼。”心里的挣扎之苦，情见于辞。苏轼的痛苦，一方面是现实政治就像是一滩浑水，自己为了俸禄，搅拌于其中的无奈和痛苦；另一方面，则是初入职场的角色转变带来的不适应。出任凤翔府签判和杭州通判，是苏轼从一个书生转变为管理百姓的官吏的过程。诗词和四书五经可以修身养性，但对于实务是没有帮助的，现实是民不聊生，而苏轼职位低微，尚未熟练掌握官僚系统的运行法则，因此疲于应付，难免会失望、迷茫和心力交瘁。此后，苏轼出任密州、徐州、杭州（二次）、颍州、定州等地知州，经验丰富了，工作就更加得心应手，就显得从容了些。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杭州做官是苏轼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杭州湖光山色，如诗如画，山水间有许多寺庙和道观，苏轼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擅长诗文字画的朋友。此后的宦游生涯再无此等风光。年少不知杭州好，老了再想回到江南生活，却一再遭贬谪，等到获得大赦北归之时，却命不久矣，耕读于江南的生活始终未能实现，人生就是这般无奈。
（二）苏轼和同事的冲突
官场的水很深，同事之间的冲突是复杂微妙的。既有争权夺利的党同伐异，也有思想观念和性格差异导致的摩擦，还有面子问题、帝王支持的互相制衡等等。具体如下：
苏轼和王安石之间是相爱相杀。宋神宗想要富国强兵，王安石的法家变法思想，力主多种手段敛财充实国库，恰好迎合了宋神宗的需求，所以王安石得到了宋神宗的信赖。王安石变法是改变北宋军事弱小的势所当为，但是推进过于急促，任用多为趋炎附势的小人，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常被扭曲成横征暴敛，而且不被保守派理解和支持，所以最终失败了。苏轼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熏陶，思想倾向是保守派，而且变法新推出之时，苏轼只是一个得意太早的书生，缺乏实际的政务经验，只因读书较多，才气充沛，率然放言高论，成为了反对新法的尖兵。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经过金陵，拜访了归隐于此的王安石，此时，苏轼已经有杭州、密州、徐州等地的政务经验，对新法的利弊有了实际的感知，认为王安石变法的部分措施是先进和有效的。
当年的现实政治，曾使王、苏二人隔阂甚深，误会重重。但至罢政闲居以后，苏轼已在黄州，王安石对于这位后辈的才气、学问和品格，却又非常欣赏起来。凡遇有从黄州来的人，他必定要问：“子瞻近日有何妙语？”苏轼一到金陵，还未拜访，荆公却已野服乘驴，到江边来看他了。这两位个性不同，但是一样伟大的人物，金陵重见，彼此皆是台下的闲人了，回首前尘，恍如噩梦。现在，悠游林下的王安石，得以一代才人来看待苏轼，苏轼则以前辈敬视荆公，无拘无束地晤言一室之内，不觉都有快慰平生的喜悦。他们两人，接连数日，朝夕相见，饮食游玩，都在一起。王安石劝苏轼在金陵买点田地，希望苏轼留居金陵，和他作伴，苏轼非常感动。苏轼面对这伟大而又孤寂的老人，想起过去有许多可以后悔的地方，感慨到“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这是苏轼真诚的忏悔之辞，是他经过御史台狱的锻炼，经过黄州五年，沉痛的反省之后，才说得出来的真心话。荆公得此诗后，也很感动，惘然道：“十年前后，我便不厮争。”
苏轼和司马光之间是和而不同。王安石执政的时候，苏轼是站在司马光牵头的保守派这边的。等到宋哲宗时期，高太后摄政，司马光拜相，启动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之时，苏轼力挺王安石的雇役法，并多次与司马光争论，还负气请辞，导致了苏轼与司马光一派政客的关系恶化。最后仍然改行差役。差役不好，人人知道，台谏官们之所以不说，在当时是为逢迎相意。司马逝世后，他们以为太后一定要维持司马生前的旧政，仍不敢说。苏轼对于此事，耿耿于怀，也曾屡与执政大臣们提起，虽都接受他的意见，但以纷更不便为由，没有推行，等到朝廷诏求直言，他就决然上了《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苏轼此札，虽然无用，但是伤了台谏的权威，且使司马门人更加把他当做“叛徒”看待了。
苏轼和程颐之间是气质差异。苏轼和程颐都信奉儒家思想，且同为皇帝的讲师。程颐动辄诵说三代古礼，言则必称尧舜孔孟。苏轼以精神自由为重，心里非常鄙薄程颐的矫揉造作，视之为伪君子；程颐看苏轼，则是一个浮薄文人，彼此都很瞧不起对方。司马光死时，程颐依据“《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阻止群臣吊丧，苏轼平常就很讨厌这位拘泥古礼、不近人情的道学先生，这时再也按捺不住，便嘲笑程颐道：“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的礼。”众官大笑。程颐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苏轼笑谑了他，这不但伤害了程颐的面子，而且开罪了视程颐为圣人的一班洛学弟子，从此苏轼就成为洛派政客的打击目标。
苏轼与陈希亮之间是性格差异。陈希亮是凤翔府知府，苏轼是其下面的签书判官，他们之间的公事关联非常密切，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却是冰火不相容。陈希亮为人刚劲，面目严冷，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苏轼性豪阔，不会官僚滑头，而做事却勇于负责，意见不同时，便要据理力争，一点不肯屈就退让。陈希亮有意打磨一下后辈，所以对苏轼写的公事，毫不客气地涂抹删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负的苏轼，更不容易忍受。陈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久久都不出来接见，苏轼心生不平，作诗讽刺他。两人之间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见。苏轼益发落落寡合起来。他不预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陈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苏轼被朝廷罚铜八斤，苏轼也不在乎。
苏轼的直言不群为官场所不容。元祐二年（1087）八月，边臣生擒吐蕃首领青宜结鬼章，这是宋朝立国以来第一次获逮元凶，人心振奋，大家计划拜表称贺。但是，鬼章虽然被擒，而西蕃的主力阿里骨退走青塘，这一路兵打得怎样，还没有消息。苏轼在满朝官僚们一片阿谀声中，独以为“偏师独克，固亦可庆”，但是阿里骨的巢穴未破，称贺不免太早。而且他更认为“捷奏朝至，举朝夕贺”，适足以助长边军将骄卒惰的风气。这样的议论，恰给众人热烘烘的兴头上，泼上一桶冷水，百官朝贺照样举行，他则不免为人侧目。
哲宗立，苏轼起复还朝，因论差役雇役利害，得罪了司马丞相，又为程颐党人侧目，致被朔洛两派交相攻击；在经筵因论黄河不可回夺，开罪了执政，只好力求外放。这是苏轼在中央无法长久立足的原因。此外，苏轼才名满天下，君宠过重，又不党不群，常常上书直言，容易为当权的小人所嫉恨，故多遭攻击，屡屡被贬。
苏轼所生的时代，虽比陶潜所处的东晋乱世，要幸运得多；但士大夫阶级利禄奔竞、廉耻扫地的情形，几乎没有两样。因此，他特别钦佩陶渊明，认为在这种“道丧士失己”的时代里，只有陶渊明随遇而安、进退自如的生活方式，最能保持个人皎然的志慨、独立的精神。和诗曰：“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
（三）职业认同的焦虑
苏轼是诗人的性格，率性任情与职业官吏的虚伪、功利和冷酷相差甚远，常常在官场格格不入。如杭州的同僚，如监司张靓、俞希旦等，大多是浮沉利禄的俗吏，苏轼常苦无可与言，但又不能不口是心非地敷衍他们，曾向老弟抱怨道：“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苏轼自认疏懒和拙于应付，是他的无可救药的痼疾，此病不除，则其精神上之陷于孤独，也就很难自拔了。
苏轼视陶渊明这位任情任性，胸怀坦荡的“硬汉”，为这个充满虚伪、巧取豪夺人间里的异代知己。陶渊明自述其性情：“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所以他只好退隐。陶渊明在《归去来辞》前序里，说他弃官的原因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陶渊明这“违己交病”四字，苏轼读来有切肤之痛。
苏轼认为他与渊明同病，尤其在遇事直言这一点上。苏轼尝有云：
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苏轼自知与渊明一样，天生不是做官的材料。一个热情而兼有豪气的人，只适宜于做诗人，做艺术家，袍笏登扬，终是不类。年轻时在杭州做通判，宋朝的庶民有拥立街头，聚观大官开锣喝道、威风过路的习俗。苏轼当时，未感骄傲，他只作诗自嘲：“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獐。”不料错落红尘，一晃就是三十年，到现在快六十岁了，还在自欺：（《和陶饮酒之八》）只望早日摆脱吏事的纠缠，回到田里去做个老老实实的农夫。
（四）职业疲惫和乡愁
苏轼一生宦游，足迹几乎遍布了整个北宋地图，出生在西南的四川眉山，西北至凤翔（陕西宝鸡），东至苏杭和蓬莱（山东烟台），北至定州（河北保定），南至海南岛儋州。古代交通不便，千里之遥，需要经年累月才能到达，苏轼如此大范围的仕途奔波，显然是非常辛苦的。
苏轼年少苦读，学成后奔波道路。当初以为政治这东西，具有无比的力量，可以拯救人类的疾苦，铲除人间的不平。所以纵然吃足苦头，也抱着极大的信心，要将一腔热血，自己的理想，化作人类千年的福祉。不料官是做了，但所参与的现实政治却是那么丑恶，不但抱负成空，而且并不容他。这眉州的农家子弟做了官，恰如菜虫之化蝴蝶，添了两条翼翅，适足被网胶黏；又如雀入大水化为蛤，再也不能远走高飞，回不了老巢。这一切全是可哀的人生谬误。作诗曰：
《和陶饮酒之四》
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
一朝传两翅，乃得黏网悲。
啁啾同巢雀，沮泽疑可依。
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
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
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
职业疲惫在苏轼身上，主要表现为浓浓的乡愁。西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蜀人自有独立天地的思想，进而化为热烈的乡土之恋。苏轼兄弟因家业凋零，而不得不出仕，但初至京师，尚在应试阶段，就想尽早退休还乡。兄弟俩在怀远驿做了“风雨对床”的约定，此后四十年间，两人都念念不忘这个旧约。
苏轼始为凤翔幕府，苏辙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熙宁十年二月，苏轼和苏辙七年未见，在徐州相会，时宿于逍遥堂。苏辙想起怀远驿旧事，忽已过去十六七年了，至今四顾苍茫，还是一事无成，禁不住也有漂泊无归的感怆，作诗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
元祐六年，苏轼自杭州召还，寓居子由东府。东府近驰道，苏轼夜中屡被车声骚扰，不能安睡，就又迷迷糊糊地想起了怀远驿的旧梦来了。苏轼作诗（并叙）：
《 感旧诗 》
嘉祐中，予与子由同举制策，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风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离合之意。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每夏秋之交，风雨作，木落草衰，辄凄然有此感，盖三十年矣。元丰中，谪居黄冈，而子由亦贬筠州，尝作诗以纪其事。 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还，寓居子由东府。 数月，复出领汝阴，时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诗留别子由而去。
床头枕驰道，双阙夜未央。
车毂鸣枕中，客梦安得长。
新秋入梧叶，风雨惊洞房。
独行残月影，怅焉感初凉。
筮仕记怀远，谪居念黄冈。
一往三十年，此怀未始忘。
扣门呼阿同，安寝已太康。
青山映华发，归计三月粮。
我欲自汝阴，径上潼江章。
想见冰盘中，石蜜与柿霜。
怜子遇明主，忧患已再尝。
报国何时毕，我心久已降。
虽然明知苏辙位居执政，不能随便抽身与他同归，但自个儿心里，总还痴望，明年此日，可以相将还乡，像两只鸥鸟没入烟波浩淼的大海里一样，不再被人记忆。
元祐八年，苏轼出守定州，九月十四日往别苏辙于东府。时值深秋，冷雨萧瑟，苏轼心情沉重。政局变化的趋势，征兆已见。苏轼心里明白，他们的失败，几乎无可避免。心潮起伏，无限惶惑。默念着年纪已经那么老了，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卸掉这副担子，全身还乡。今是东府主人的老弟，其实也不过是逆旅过客而已，他也居住不久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迷惘的是不知茫茫前路，将走到哪里去。“对床夜雨”之约，恐怕终是一场梦，即使闯得过这一阵弥天的风浪，老兄弟俩还能像现在这样健朗吗？苏轼这样痴痴地想着、想着，不觉掀起了无限感慨，作诗：
《东府雨中别子由》
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
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
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
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
客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
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
起折梧桐枝，赠汝千里行。
归来知健否？莫忘此时情。
此外，苏轼包含“夜雨对床”的诗词还有：
孤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恨此生、长向别离中，凋华发。—— 《满江红·怀子由作》
仍将对床梦，伴我五更春。——《和陶与殷晋安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雨夜宿净行院 》
游宦生涯，漂浮无定，明年今日，连自己将到哪里去都不知道，遑论兄弟对床的旧梦。怀远驿之后四十年间，虽然苏氏兄弟都念念不忘这个旧约。可惜，一生奔波劳碌，却始终未能实现这个约定。
苏轼晚年的精神支柱是陶渊明。陶渊明在《饮酒》之十九里，复追述出仕的始末，有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一感觉到做官这事，伤害他的人格尊严与志意时，立刻拂衣而去。这种丝毫不肯牵就现实的果断精神，使强项的苏轼不得不说：“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苏轼虽然时刻想着回乡，但儒家的忠君报国、经世济民的思想最终还是让他在官场沉浮了一辈子。
三、苏轼的自由之志
从来文人都不适于从政，搞政治的人，首重实际利害，而文人只管发挥自己的理想。做官的人要用传统的典常来约束一切，而文人则重视自由意志的考虑，不屑规例。
苏轼一行作吏，百不自在。他渴望回归田园。物质生活好坏，苏轼本不在乎，至少可以保持身心的自由与快乐。人须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这是一个自由人所必须具有的品格。与一个过度世俗化的人不同，他不追求利禄，不在意世俗的荣辱，他只坚持他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的自由，正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在黄州期间的一个夜晚，与几个朋友在江上饮酒，薄醉归家，一路欣赏江水接天、风露浩然的秋色，忽然兴起“身非己有”的痛苦，生出挣脱尘网、追寻自由的欲望，独自面对着江水幻想起来：“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在颍州期间，一日在湖边会客饮酒，看网师迁鱼，心里有很多感慨。人有辽阔的天地可养，何苦再被困在这个狭窄的政治天地里，争相杀戮；必须早日脱网，回归江海，“明年春水涨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
苏轼读画，不但深得画趣，而且常借画中形象，抒述自己的怀抱：如《韩幹画马赞》，说画中这四匹“丰臆细毛”的厩马，虽于山林间悠游自得，萧然如贤士大夫之临水濯缨，但终不如野马之无拘无束、得遂自由的天性；如《李潭六马图赞》，强调“络以金玉，非为所便”之可悲。
皈依自然，目的是在争取精神生活的自由；要过自由的精神生活，必须彻底放弃物质欲望，才能不为外物所役，就不为别人做奴隶。虽然陶渊明一生，从来没有脱离过饥寒贫乏的日子，但他“忧道不忧贫”，活得很快乐。因此苏轼晚年以陶渊明为师。
四、苏轼的人生哲学
（一）苏轼与庄子
苏轼偶得《庄子》，看得废寝忘食，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1.苏轼在密州时期（39-41岁）的庄子思想：齐物论、游于物外
苏轼不善积累财富，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而新法实行后，公使库钱减少了很多。苏轼知密州后，与通判刘廷式日常寻觅野生的枸杞和菊花来吃。苏轼作《后杞菊赋》曰：
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苏轼葺治园北一个废旧城台，作为登临眺望的休闲之地。苏轼要老弟给它取个台名，苏辙建议叫它为“超然台”，理由是：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返，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耶！
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台成，苏辙作《超然台赋》，苏轼作记曰：……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苏轼“游于物之外也”的智慧，在《宝绘堂记》（熙宁十年作）中发挥得更透彻。文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则人为主体，人居“物外”，来欣赏物，则天下没有不可欣赏之物；“留意于物”，则物为主体，人陷“物内”，而随物之得失而流转。所以“游于物外”，乃是“无往而不乐”的条件。
东坡少时读《庄子》有“深得我心”之叹，这种喟叹在后来现实政治的诡谲诈变之中，在争权夺利之中，在自己横遭诬陷之中，转化成透彻的智慧。这种智慧使他痛切地感到只有庄子的超越现象世界，“审乎无假，不与物迁”的哲学，才能打开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以齐得失、忘祸福、混贵贱，而与万物齐一。苏轼从庄子哲学中体会出生命之最高价值，在于精神之独立与自由。一个人要达到这种境界，则必先排除无穷的物欲及放纵的激情，这两者都是使人不能超然物外的最大桎梏。
酒友赵杲卿（明叔）家贫好饮，不论酒好酒坏，只要能醉的都好。他嘴里常常挂着一句胶东俗谚：“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苏轼认为这句俗语“其言虽俚而近乎达”，就扩充其意，作《薄薄酒二首》，兹录其一：
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
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
珠襦玉柙万人相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
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
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
2.苏轼被贬黄州时期（45-49岁）的庄子思想：游于万化
临皋亭外呼啸不停的涛声，赤鼻矶畔郁郁苍苍的山容林相，原来看似没有生命的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只因有时间与他接近，日夕相见，不觉产生了意想不及的感情。有了感情才蓦然发现宇宙所孕育的万物，适其自适，各得其所，不但都具有内在的生命，而且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一个在人生旅途中漂泊的灵魂，被大自然慈祥的母性容纳了，则与朝阳夜雨，春花秋月，同为有情天地里的一分子，就如庄子《齐物论》所说的“三籁相应”。天籁与地籁相应，地籁与人籁相应，如此就可以达到“丧我”（去除偏执的我）的境界，则人与自然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即与天地精神合一，使本是局促的生命，即能无限扩大，无限超升，脱出现实世界时空的限制，获得“游于万化”的自由。
在海阔天空的环境里，大自然无穷的生意，与自己的灵感互相呼应时，这世界竟是那么多姿多彩，美不胜收，《赤壁赋》说：“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苏轼不禁欢喜赞叹道：“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大江滔滔东流，然而千年不竭；明月缺而复圆，万古不改。天地间一切现象，看似都在不断变化，但如以永恒的观点来看这宇宙间的万物万化，则此江水何尝流去，月圆月缺，到底也无所谓消长。所以苏轼与客夜游赤壁时，指着这片江水，这轮明月，慨然道：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人生若不被某些短浅的人，强将表里贯通的一个整体，分割成过去、现在与将来等若干片段，造成狭义的时间观念，就不至于被局限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框框里，辗转沉吟，无力抗拒。
苏轼在黄州住了三年后，思想境界，便是不同。从痛苦中体验出生命之实相与妙谛，在对大自然的观照中，悟出万物运行变化的奥秘，从而肯定“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道理。倘若宇宙间的江水无尽，明月无尽，草木之春荣秋落无尽，则我们的生命亦岂有尽时？巨眼的苏轼于是下了庄严的结论：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庄子《大宗师》篇论宇宙与人生的关系，正可作苏轼“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这句话的最佳批注。庄子说，把船藏在山壑里，将山藏在大水里，自以为总已非常牢固了，如果半夜里来个大力士将它背起来跑掉，愚昧的人还不曾知道哩！物，按其大小作适当的储藏，仍然不免失落，要是“将天下藏于天下”，就根本无从发生“失落”这么回事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分别，物我两忘地融合在道的境界，这便是“化”。人到了“化”境，便如郭象注言：“圣人游于变化之途，放于日新之流，万物万化，亦与之万化。化者无极，亦与之无极，谁得遁之哉！”如此，将自己藏于天下，参与大化之流行，则我与天地为一，游心自然，无得无丧，物与我都一样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中的一分子。
为物所不及的人的生存，应该有其尊严的存在。大千世界、宇宙人生间，不能单看一刹那中的形象变化，而要以巨眼观彻物我心灵交辉中所妙悟的大道，即是“永恒”。
3.苏轼被贬惠州时期（59-62岁）的庄子思想：身如虚空
虚浮的人世，不过是华丽变幻的万花筒，而生命本身，亦是有限度的存在。活到六十岁，回首前尘，仍然今是昨非，而所剩的时间，却已非常有限了。只要认得“是身如虚空”，毁誉就都无从沾染。最理想的境界是庄子所说的：婴儿从大车上掉下来，不会受伤，因为他不知自有此身，没有恐惧，也就没有伤害。苏轼认为醉中求乐，不免还有酒醒的时候，正如生命之有生必有灭；人的智、愚、贤、不肖，一样无助于生命的存续。所以，他拈出“不醉亦不醒，无痴亦无黠”的境界，才能返璞归真，完全自我。苏轼于思想哲学，不宗一说，以实用为主。一方面本于庄子的齐物思想，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的处境，便会发觉一切尘俗价值的虚无，而忘情荣辱；另一方面略参禅意，为人不论智、愚、贤、不肖，都逃不过有生必灭的命运，所以不必妄弄心机。
4.苏轼临死之时（66岁）的庄子思想：齐生死
1101年7月25日疾革，苏轼手书与维琳道别：
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
苏轼作此书时，虽已自知不起，但他心里非常平静，觉得一个人，怎么样个死法都无所谓，重要者是活着的时候，究竟是怎么个活法，此即庄子所说的“善吾生，所以善吾死也”。苏轼一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且已竭尽一切，善事其生，所以今日，他能坦然写道：“死生亦细故尔！”
（二）苏轼与陶渊明
苏轼一生与谤毁、诬陷和迫害相纠结，在被侮辱与被压迫的苦难中，自寻种种纾解的方法，像搜寻治病的药方一样勤勉。庄子的齐物哲学给他的影响很大；佛学，特别是禅门的了悟，自喻为得常啖食的猪肉，对他也很受用；不论如何困苦，他都热爱生命，所以对于服食求神仙的玄说，也常寄以幻想；最后发现自己总是一个生于大地上的凡人，所以于歌咏爱情、友谊、佳肴、美酒，欣赏书画艺术之余，更以最大的热忱，尚友陶潜，要以回归自然，做他最后的归宿。
陶渊明并不是饶有深度的哲学家，他只是用朴素的文字歌咏人、自然和人生，描画淳朴的乡村生活，写出了自己强硬的性格。他的诗，皆以经验和感情做基础，而非基于思想。因此“他的作品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语，却是平民的言语。所以他尽管作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作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
陶渊明构思出一个现实世界里的理想国，即桃花源。陶渊明认为人与万物，同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所以能够用一片平等心来领悟自然的本态，享受自然的和谐，使人、我、物三者混成一体，遂能徜徉自得，上观四时的运行，俯览花木的荣落，以回归自然的精神打破时间的界限；现象虽然因时而有不同，但生命的本质却并无差异，人与万物同是天地间的无限生机，人与自然合一，精神里便再也没有任何冲突。
苏轼自己说，南来以后，只有《抱朴子》的神仙思想和陶渊明回归自然的精神，支持他在苦难中兀立不倒。陶渊明并不生来就是一个脱离现实的隐士，少壮时代，曾经崇拜田畴、荆轲那类人物，是个“抚剑行游”的游侠儿，即因志不得伸，非常果断地立即归去。他之回归自然，一半出于性情，一半也是人生挫折所产生的反射。陶渊明晚年，气概不衰，仍然是个不为时移、不为势屈的倔强老人。苏轼认为渊明这种性情，颇有与自己近似之处。
自到海南后，苏轼对于道家神仙之说，已经远无初到惠州那时的狂热；而这晋代田园诗人，却恍然如在身畔，行起坐卧，似同一室，他和我们一样，两只脚踏在这痛苦的大地上，和我们共同享有从这大地上生出来的悲欢和苦乐。
不过，陶苏二人经验不同，天分有别。渊明意主澹逸，诗语“微至”已足；东坡豪迈，故多豁达之辞。所以轼虽和陶，而意境不同；苏轼学不到渊明的澹逸，但他也自有其恢诡陆奇的达人本色，各有不同的精神面貌。正如我们眼前有这样两个人：一个是三家村中的恂恂宿儒，神闲气静，眉目清澄，语言全从平凡的情理出发，令人觉得可亲；一是做过大事、经历风涛的豪士，眉宇轩昂，英气内敛，辞锋犀利而坦率，令人觉得豁达。前者是陶潜，后者便是苏轼。
陶渊明的人生哲学，寓于“形、影、神”三诗之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恬淡主义者，他的生活理想，但求平淡安适。他认为人有生死，与草木之有荣枯一样，死亡既是不可避免，则有生之日，便该从容享受酒与感官的快乐。形是身，影如名，形影不能分离，故“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既然人有必然要死的命运，形影皆空，所以人生应该听任“神”之自然，“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不必刻意惜生，徒然陷形神于无助的痛苦之中。
苏轼则好以浪漫的神秘知觉来体验人生。他认为大千世界中，一切形象变化，弹指顷事，微不足道。唯有物我心灵间的妙悟，超脱形象之外，始入永恒。他认为形与影相因而成，随物而化。形如火上之烟，火尽，烟即消失。人之形体，不但要因时间的摧残而老衰，甚至一念前后，已失其故，所以不足依托。影如镜中之像，镜子坏了，而影仍不灭，因它“无心但因物”，万变而不竭。道家的仙境，释氏的佛国，都很渺茫。本想跟从陶翁，避到酒乡去住，无奈醉有醒时，依然难逃人生劫数。回顾平生，真同儿戏，被人指目毁誉，了无意义，不如弄起一把火来（弄火，佛语），好的坏的一起烧了，从此肩上没有负担，“神”就自然超脱。陶、苏二人，对人生的基本观念，歧异在此。
五、苏轼的乐观和豁达
苏轼一生经历过数次险境，乌台诗案，差点就杀头了；62岁被贬渡海，这相当于是让他客死海外，但他始终是那么乐观和豁达，最终都挺了过来，等到了大赦北归。
试举三件小事，可见苏轼的乐观和豁达：
苏轼被贬惠州时，苏辙也遭到了打击，兄弟同处严重的患难中，他寄给苏辙的万里家书，却只传授在惠州啃羊脊骨的美味，还为自己能吃到这种美味而沾沾自喜。书言：
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热煮漉出（不乘热出，则抱水不干），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没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书，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
苏轼被贬海南，苏辙被贬雷州，去贬谪之地之前，兄弟两于滕州（广西梧州）相会，在道旁买饼共食。这种摊子上做的饼，粗恶得简直不能进口，苏辙置箸而叹，苏轼却已把他那一份大口吃完了，慢慢地问弟弟道：“九三郎，你还要咀嚼吗？”大笑而起。这是苏轼吃粗粝食物的法门。苏轼从前用这不辨滋味的方法来对付黄州的劣酒。
初到海南昌化，苏轼没有一个熟识的人，只好租借数椽官屋，聊蔽风雨。后来苏轼再遭迫害，被逐出官屋，苏轼父子二人无地可居，偃息于城南的污池侧桄榔林下。东坡偃息桄榔林中，则曰：“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其超然自得，了无愠色如此。
苏轼在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的打击之下，为何还能如此乐观和豁达，这是我阅读《苏东坡新传》最想搞明白的事情。试分析如下：
（一）知足常乐
苏轼深受庄子齐物论和陶渊明自由恬淡的思想影响，不执着于物质和权利，能做到随遇而安，荣华富贵的生活能过，穷困潦倒的日子也能过。懂得知足，自然常乐。
比如，苏轼被贬海南岛时期。海南的气候，夏季酷热，而且湿度很高，最能随遇而安的苏轼也感到度日如年。60多岁的苏轼用精神抗暑，乐观地相信自己可以长寿。其在《书海南风土》云：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当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百余岁何足道哉！
（二）随和
苏轼曾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无贤不肖，都能欢然相处。在黄州时期，他结识了三个本地朋友，对江樊口卖酒的潘丙，西市卖药的郭遘，热衷地方公益的古耕道，虽说是市井中人，但比一般士大夫更讲义气，肯为朋友卖力，苏轼在黄州五年，得到他们的照顾不少，有诗记之（《东坡八首之一》）曰：
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
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
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
家有十亩竹，无时容叩门。
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
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餐。
可怜杜拾遗，事与朱阮论。
吾师卜子夏，四海皆弟昆。
在儋州时期，苏轼居昌化，虽甚孤寂，幸在生性随和，和土著中几个读书的老者交上了朋友，如黎子云兄弟、符林、吴翁等均是。他们也常聚饮，诗言：“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客逢佳节，也还有人来邀他出门去散散步，如元符二年的正月十五之夜，月色澄明，有几个老书生就来邀他一起出去步月，一直玩到三更天才回来。有“上元夜游”一则记事，比诸黄州所作《承天寺夜游》那篇小品，毫无逊色。记曰：
己卯上元，余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西城，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苏轼真诚随和的个性，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得意还是落魄，苏轼都能得到朋友的喜欢和支持，这是苏轼的人格魅力，也是苏轼乐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善于发现美好
苏轼是一个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的人，他好文章、字画、笔墨纸砚、美酒、美食、丹药、庙宇道观、山川河流、花草树木、明月清风。世间有如此多的美好，他又怎么舍得离去。就算生活不尽如意，知足常乐的苏轼也能用他的妙笔，把它化为高悬于苦难生活之上的诗情画意和乐观豁达。
比如，苏轼和儿子苏过在海南岛吃芋头度日。菜羹吃厌了，苏过想出新办法来，用山芋做羹，冠以美名曰“玉糁羹”。苏轼吃了，拍案叫绝道：“色香味皆绝，天上酥酏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诗曰：
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莫将北海金齑鲙，轻比东坡玉糁羹。
从以上诗句来看，玉糁羹好像特别美味，但其实还是芋头，不过被诗人美化了。真正让此羹美味的是儿子的孝心和苏轼的乐观。
综上，苏轼深受庄子和陶渊明思想影响，而且个性随和，知足常乐，并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所以虽历经磨难，始终乐观和豁达。
天才并非一帆风顺，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和他历经磨难而始终乐观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品味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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