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

       文  吴坚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化进程日益推进，宪政思想日渐深入人心，尊重和保障人权逐渐成为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主流。为使执法机关正确行使职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重要内容已写入《宪法》，这都充分体现了我国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

       所谓人权是指生命权、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自由迁徙权、平等接受审判的权利、隐私权和荣誉权、思想自由、表达的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结社自由、工作与休息的权利、健康权、受教育权、文化权利等。加强对人权的保护是社会、法制发展所提出的新要求和趋势。世界各国以及联合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保护人权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联合国大会1984年12月10日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1985年11月29日通过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北京规则)等等。我国政府也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人权文件是对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和细化，凝结了近代以来无数进步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智慧和探索。我国也在保护人权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联合国所通过的各类关于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和文件大多都得到了我国的确认或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批准，为我国的人权保护法与国际接轨打下了基础。

       “犯罪嫌疑人”这一名词首先出现在刑事诉讼法上，刑事诉讼法把被怀疑犯罪的对象称之为“犯罪嫌疑人”。所谓“嫌疑”，析其意应为可疑点，就是对事物的客观本质还未认识清楚，与事物的本来面貌还有距离。从证据学上讲就是没有足以对“疑人”定罪的证据。不论法院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因犯罪嫌疑人是中国公民，理应受到人权保障，但办案部门扩大了对“有社会危害性，应该受到惩处”的认识，“嫌疑”二字则被缩小了，于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了一些冷酷的方式，这部分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这就与刑事诉讼法中犯罪嫌疑人的内涵相悖。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搜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侦查主要是指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为搜集、查明犯罪和缉获犯罪嫌疑人而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①，而侦查手段大都涉及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人格尊严、个人隐私等基本权利。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较多地考虑侦查的效率价值，侦查活动的主要目标定位于搜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证明其有罪、罪重的证据，在合法地限制嫌疑人的权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到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在我国，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是依职权行使的，它具有国家强制力，嫌疑人一旦被采取强制措施，包括人身自由在内的权利也会受到限制。

       ①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211页。

       现代法治文明创设了辩护制度，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差强人意，主要表现在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不明确、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缺乏制度保障等。也就是说，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地位，这就使得嫌疑人的辩护权利软弱无力，侦查机关侦查取证的公正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机关应当同时搜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但是，侦查人员出于职业本能，多是侧重于搜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重的证据材料，而忽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

       我国现行法律对侦查程序的违法性后果有相应的规定，但考虑的方面明显不足。正如列宁所说：“一般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律的加以惩办。”要使侦查机关严格执行侦查程序，需赋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权利，如《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强制措施时，“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因为犯罪嫌疑人处于弱势地位，即使被逮捕时也没有辩护的权利，致使诉讼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不知因何被采取强制措施，不知羁押何处，甚至被严重超期羁押也就不足为奇了。刑事诉讼法对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的范围作了界定，但是其中缺少比例原则精神，致使犯罪嫌疑人所受到的强制措施甚至大于其实际犯罪时应受到的处罚。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保障人身自由的精神，但从立法规定和实务来看，这种保障仍然显得力度不够。首先，由中立机构主持的司法审查机制并不存在，所有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采用单方面的行政审批程序，缺乏司法审查程序，不足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根据现行法的规定，公安机关有权独立决定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拘留；经检察机关批准还可以适用逮捕措施。公安机关独立决定适用强制措施时，由公安机关的领导内部审批即可，不需要举行任何形式的听证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检察机关都行使着控诉职能，均承担追诉犯罪的任务，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时，完全依据公安机关单方面侦查取得的证据，既不听取犯罪嫌疑人或其律师的意见，也不举行听证；检察机关在自行侦查案件过程中需要在适用强制措施时，也同样采用内部的、书面的审批程序。公安、检察机关在适用强制措施时，除在《取保候审决定书》、《监视居住决定书》、《拘留证》、《逮捕证》上载有涉嫌罪名外，甚至连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也不必告知犯罪嫌疑人。这些强制措施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限制或剥夺，短则可能持续十几天(拘留)，长则可能达到数月(监视居住)、一年(取保候审)，甚至超过一年(逮捕后的羁押)。不仅如此，立法上针对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为公安、检察机关延长羁押期限作出了诸多的规定，如在侦查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时间，不计入羁押期限；办案机关改变管辖的，重新计算办案期限等等。这些期限的重新计算都不需要其他机关批准，于是出现了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因拒不交代犯罪事实而被进行精神病鉴定，而进行鉴定只符合了形式上的要求，并未考虑犯罪嫌疑人的实际精神状况。至于法律允许的在各种情形下对羁押期限的“延长”，也只需要上级检察机关的批准，根本不容犯罪嫌疑人或其律师提出任何申辩。犯罪嫌疑人除了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期限届满以后要求解除强制措施外，没有权利向法院提出申诉而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公安、检察机关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处理结论。

       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西方国家一般对强制措施实行事前司法审查原则，即侦查人员在实施强制措施之前须向法官提出申请并取得许可，侦查行为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在司法裁判机制下，纳入诉讼监督的范围内，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必须经法院许可后方可实施。

       2.建立司法救济制度。犯罪嫌疑人及其所聘律师若对强制措施不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对侦查机关的搜查、扣押、强制措施等的程序性问题进行裁判，由侦查机关承担举证责任。

       3.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除了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禁止刑讯逼供、严禁超期羁押外，还应作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无条件地保障其辩护权的行使。“现代意义上的辩护制度，就是从人权理论中推导出来的”①，它在犯罪嫌疑人的各项诉讼中处于核心地位，因而必须无条件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应尽可能为其指定律师，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二是有条件地保障其沉默权。从人权形态理论来说，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因而沉默权属于应有人权范畴。同时，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存在，决定了以人为本应是有条件地保障沉默权，即只有在实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才能让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

       ①董茂云、潘伟杰、谢佑平、侯健著：《宪政视野下的司法公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系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