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金庸；再见，江湖

2018年10月30日，武侠小说泰斗金庸（本名查良镛）因病在香港辞世，享年94岁。

“飞天连雪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是他留给时代最好的礼物。很多人说，他一转身，带走了一个时代，但是这个说法太过笼统，金庸一生传奇，他不仅仅是一个武侠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个办报媒体人。

而北大陈平原认为，金庸是一个文学家，一个政治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报人和商人。

和金庸并列“香港四大才子”的多年老友、著名科幻小说家倪匡曾爆料说，金庸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最有钱的文人。据不完全估计，金庸小说全球发行量已经超过了3亿册，翻拍或者跟他作品有关的电影电视粗略统计也已经超过100多部，可谓小说界“中国第一IP”。

1955年2月的一个夜晚，冷冬还未过，暖春亦未到。一个男人刚完成了他小说的开头，还缺一个笔名。交稿时间快到了，他突然灵光一闪，把他姓名最后一个字“镛”一分为二，是为金庸。

世人大多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是时候说说这个隐藏金庸背后的查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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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海宁的名门世家。海宁自古有文脉，金庸的海宁查家，则是这条文脉中显赫的一环，康熙曾为查家祠堂题：“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查家家风儒厚，虽以文起家，却有一股侠气潜藏浮动。

金庸至今记得，他爷爷查文清的侠义之举。查文清任江苏知县次年发生“丹阳教案”，百姓发现西洋教会埋了数十具儿童尸首，其状残忍。他们怒烧天主教堂，引起一系列反洋教运动。当局迫于列强压力只能抓捕，查文清虽为知县，立场却非常鲜明：放走肇事百姓，扛下“纵逸”罪名。

这件事情金庸曾在小说《连城诀》的后记里写到过，这里得提一嘴，金庸的武侠小说写得好，他给自己的武侠小说写的序言和后记极好，语言干净、朴素、明白，也常有深刻之处。

而金庸族谱旁系姻亲关系中，也有很多大家熟悉名字，比如：

徐志摩——金庸的表哥（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

蒋百里——金庸的姑父（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的原配夫人查品珍是金庸的同族姑母）；

钱学森——金庸的表姐夫（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航天之父”“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的妻子）

琼瑶——金庸的表外甥女（金庸的堂姐查良敏嫁了琼瑶的三舅袁行云）

……

在书香环境的熏陶下，金庸度过了安逸的童年时光，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本来的理想是做外交官，于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后来退学。1948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随后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与梁羽生做了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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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3岁的金庸随学校南下，开始了千里跋涉的流亡之旅。由安至危、由富到困，母亲也死于战乱。之后他远走香港后，父亲又被批斗至死。

以前不明白，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男主角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孤儿，而且大多身世伶仃零落依尘，现在才知道，原来隐隐暗示着他自己的人生。

金庸去香港也是不得已。当时他杭州有女友，原本是不想去的，只因无人可派，不得已去香港当了开荒牛。金庸初到香港时，那儿还是一个小渔村，人口不足50万，他还乐观地写诗说：“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

受人邀请，他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小说，将自己的名字“查良镛”的“镛”字一分为二做了笔名，开启了“江湖之旅”，《射雕英雄传》之后，火遍全香港。随后又写出《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雪山飞狐》等作品，截止1970年代封笔，总共写了14部武侠小说。

连邓小平都是金庸的忠实读者。1981年，两人在北京见面时，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读过你的小说，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然后又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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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未成为金庸之前，是吃过不少苦头的。求学时因为性格叛逆，两度被勒令退学，中学如此，大学也是如此。很多人对他八十岁时还要去剑桥读博士表示不能理解，认为“求名之心太盛”，其实，如果你知道他年少时的经历，说不定对他就会有“了解之同情”，对于一个有心通过读书来求仕的人，当时的退学对他打击何其之重，年老时求学剑桥，无非是对少年创痛的一种补偿。

战乱时他随着同学老师迁徙避乱，徒步数百公里，衣不覆体，食不裹腹。这段经历是否很熟悉？很多年后，已经生活优裕的他写《倚天屠龙记》时，中间有一段就是小小张无忌和小小杨不悔千里独行，去昆仑山找妈妈的故事。以前我每读这一段，总是备感心酸，现在想来，小小的查良镛和师友一路跋涉，外有战乱之祸，内有枵腹之忧，所吃的苦一定不比无忌他们少吧。

晚年金庸还经历丧子之痛。1976年10月的一个晚上，52岁的金庸在办公室里赶社论，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很短，不到一分钟，挂了电话之后，他呆坐在椅子上，发愣了半个小时。之后提起笔，把剩下的文章写完，走出了办公室。

电话来自大洋彼岸，他的大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原因是跟女朋友吵架。这件事成了他此生最大的遗憾，「他（查传侠）的性格很冲动。当他想找我谈心事时，我却说要写稿，你出去吧，拒绝了他，我为此后悔，没机会跟他多谈，他想谈论人生问题……」

金庸甚至想跟着自杀，去另一个世界问一问查传侠，「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他参不透这道生死的谜题，只能带着疑问和忏悔继续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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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成功，是时势使然，更离不开他个人的努力。他说自己“做什么事都不求速成，但求在缓慢中坚持”，曾经有十几年，他每天坚持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小说，他的那些长篇巨制就是在办报和杂务的空隙中累积而成的。所以，不奇怪他会写出郭靖这样的人物。

从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大半个世纪，金庸奔波于杭州《东南日报》、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新闻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说谎声。金庸忍不住了：“我必须发声。”于是，他找到昔日同学沈宝新，两人一起出资，创办了《明报》。

金庸一直持续地为正义发声，也将家国天下的主题融入进小说中，于是便有了《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身为持续发出声音的公众人物，金庸必然会被某些势力视为眼中钉。有人放出话来：要消灭五个香港人，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

金庸说：“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内心不免害怕，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他把《明报》办成报业集团，成为华人世界傲然独立的一位报人。所以，他留在新闻史上的影响，和他留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影响一样重要。虽然，今日大众更关心的是他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甚至连他本人在晚年也把武侠小说看得极为重要，但当年创作武侠小说不过是办报的副产品，办报才是他的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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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奠定此生基业，查氏之政论文章，读者面自然远不及其武侠小说，可备受学者及政治家的关注。晚年作为小说家的金庸早已金盆洗手，而作为政论家的查良镛仍然宝刀不老。

在那个动荡时代，他提供了清醒且成熟的声音。他不是莽撞的人，在任何风云激荡中，他总有深思熟虑的声音传递给读者。无论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香港的震荡当中，还是在80年代末大陆的风云变幻中，金庸始终坚持自己作为独立报人的立场，而不是人云亦云。他把自己看成是“文人论政”最后的一抹余光。——这也是金庸更值得被记忆的一部分。

作为本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点值得注意。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

金庸生前曾说将来他的墓碑上会写着这样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不知最后墓志铭上，他会如何总结自己这传奇而矛盾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