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尼斯双年展第一人---符罗飞

中国威尼斯双年展第一人---符罗飞

      符罗飞的自画像与传统自画像一样，体现了“自我”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然而与传统文人画家笔下道冠儒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形象有所不同的是，符罗飞的自画像所表现出的，是直面现实人生的苦难以及为追求社会公平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斗志和精神。符罗飞不同时期的自画像，都是他对自己内心深处最痛苦、最忧伤的道德情怀的自然披露和自我认同，我们从中甚至可以看到他对祖国命运的强烈认同感。在符罗飞亲属手中，至今仍保存着他创作于20世纪40—60年代的十几件自画像，这些自画像以符罗飞的个人经历为线索，阶段鲜明地反映出他的个人所见、所感和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痕迹。

      此幅作品中的人物皱眉怒目，神似鬼魅，衣衫凌乱，形容憔悴沧桑，符罗飞以娴熟的明暗笔法表现出了自己内心的痛苦。人物瘦削的面部中着重刻划了一双深陷的、圆睁的眼睛，那里面似乎喷射出熊熊燃烧的正义的火焰，愤怒使他的面容扭曲，而紧皱着的眉头和紧咬着的嘴肌，表达了他内心对黑暗现实的深恶痛绝。位于人物的右侧胸口处似乎有一个弹孔，周围浸染着血渍，与那悲痛而隐忍的表情相呼应，画面中表达的似乎是一个中枪之后强忍着伤痛与煎熬、刚毅顽强的形象。整个人物造型风格粗犷，带有一种泣天动地、情不自已的悲悯感，并夹杂着一丝无助与失望。

      身处这个充满战乱与贫穷的艰难年代，符罗飞的自画像中似乎流淌着滚烫的血液，亦为其忧国忧民之情思的真实写照。符罗飞笔下的人生惨况真实而自然，他不会为了任何“美”的法则而作出艺术上的修饰，他惟恐穿透苦难的力度还不够强、呐喊的声音还不够大、悲悯的感情还未足以令世人震惊和感同身受。

        符罗飞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艺术大师，是广东现代画坛上一名具有天才气质的艺术家，被称为是中国的高尔基式的人物。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善良、正直、充满伤时忧国精神和道德激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缩影。

      符罗飞出生于海南岛的一个偏远的穷苦渔民家庭，自少年起便漂泊南洋谋生，从此开始了他背井离乡、尝遍人间冷暖的一生。他当过水手、铁匠，为了追求政治理想，曾一度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然而富国强兵的理念破灭后，他半工半读于上海美专，同时自觉地投身革命洪流，于1926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这些早年的经历，对日后他的政治与艺术倾向产生了极大的决定性影响。作为“五四”以来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战士，他运用水墨、粉彩，深刻地描绘劳动人民生活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他甘愿与悲惨世界的无告者生活在一起，借着亲身经历的创痛，抒写人间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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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罗飞一生对艺术孜孜不倦，而大部分作品却被毁于战火与动乱，或是流失于民间。符罗飞早期于上海美专学习西洋画，后来远赴意大利深造油画技法，因而拥有坚实的绘画基础。但是他从不因袭传统或宗派，而是善于集各家之长，并根据自身的条件冶中西画法于一炉；在写实基础上自由发挥，画风大胆泼辣、少加修饰、不拘形似而又能生动真实地传达神态。他从不受形似和材料的限制，善于在艺术上不断创新，具有豪雄奔放却又沉着浑厚的风格，创造了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彩墨宣纸画。

      在1938年之前，符罗飞的艺术经历过三个阶段：一是早年接受的民间作坊式、学徒式的中国传统工艺美术教育；二是1922年至1925年之间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受到的中西结合式的学院化训练；三则是1930年之后，考入意大利那不勒斯皇家美术大学研究院绘画系，接受正式的西方学院化美术教育。在意期间，符罗飞的作品得到了意大利王室的青睐。1933年，符罗飞在那不勒斯举办个展，皇太子还亲自为他主持了开幕礼，并购买了他的作品。在王室的推介下，符罗飞声名鹊起，蜚声欧陆画坛，并一度被意大利评论家誉为“罕见的心灵画家”。除此之外，1936年夏天，符罗飞作为旅居意大利的外国艺术家被邀请参加了“第20届威尼斯双年展”，送展的三幅作品全部入选——这是已知最早有中国艺术家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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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种融汇中西并最终彻底走向西化的道路，在1938年符罗飞回国之后，一经与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相结合，便产生了剧烈的变化。1938年5月，符罗飞因日军侵华战事而心焦如焚，于是便瞒着妻子和两个女儿，舍弃了所有作品、财产以及荣誉，离开意大利，携一只左轮手枪只身回国，并于是年10月在香港举办符罗飞抗日画展。这时的大陆硝烟四起，上海已经沦陷，广州岌岌可危，唯独香港暂能偏安一隅。抵港后的符罗飞奋笔疾写，创作了大量的实景写生，这些作品均以对比强烈的手法渲染出爱憎分明的情绪，将一切苦难的矛头，都指向了制造战争的元凶。蔡元培在《大公报》牵头署名，连续七天介绍符罗飞和他的画展，当时穗港两地的军、政、商贾近20位名流都参与签名推荐，包括宋子文、吴铁城等军政要人。蔡元培亦为《符罗飞先生抗战画集》题词：“以中国制的笔，作西洋式的画，意到笔随，心精力果”。

      《自画像》《出工》以及《夜工》三件作品均创作于1940年代，这一时期是符罗飞回国之后艺术创作的初期阶段，也是其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他告别了欧洲的古典学院，走向中国的十字街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符罗飞先后于全国各地举办过多次个人作品展，这些展览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极其鲜明而强烈的主题：伤时忧国——揭露黑暗的现实与痛苦的人生，呼唤大家抵抗民族的敌人和当权者的暴政。1946年，在符罗飞带着一批全新的作品随中山大学迁回广州之后，湘桂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大灾荒，符罗飞闻讯立即深入灾区，以近百幅素描、速写记录下饿殍遍野的真实惨状，并举办了写生画展。在这一时期，文艺界对符罗飞作品中的道德激情和批判现实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和热烈赞扬，在符罗飞的艺术实践以及对他的评论中，都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立场——批判现实、揭露黑暗、奉民主与自由为衡量社会的准则。然而更重要的是，包含在符罗飞作品及对其评论中的伤时忧国精神和道德勇气是出自一种真实、自发的良知与情怀，尚没有参杂任何党派政治功利的成分。

      在符罗飞的初期作品中或多或少带有少许自然主义的色彩，但在不断追求进步的创作中，他坚定地走上了现实主义的正确道路。他的作品不仅反映着无数劳苦大众生活的悲惨、内心的愤怒、意志的倔强，同时也反映了另一群多余的人的荒淫无耻。强烈的现实性，使符罗飞的艺术紧紧扣住了时代的主题。他的作品成为了历史画面的真实纪录，为我们揭开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社会语境，使我们从中感受到时代的呼吸与脉搏。

中国威尼斯双年展第一人---符罗飞

      此幅《夜工》描绘了夜间劳作中的工厂及工人。符罗飞采用了类似传统山水画中的深远式构图，以较高的视角俯瞰工厂。层层叠叠的房顶给画面带来了一定的景深，前景忙碌中的人物形象，远处高耸着的向夜空中释放出浓烟的烟囱，配合夜空中急促而凌乱的笔触，使整个画面弥漫着一种压抑而紧张的气氛。画面中的物象虽被简化处理，却不失力量。热衷于表现社会题材的符罗飞，喜爱蹲在街头巷尾为过往的行人速写作画，故其作品中时常流淌着一种快捷的节奏，本幅作品亦不例外。

从此幅作品中不难看出，符罗飞的线性语言里充斥着浓郁的西方绘画特色，他并不单纯追求苛刻的写实或写意，而是用简捷迅速的线条营造出了一个极富个性的空间。他以中锋用笔为主，其线条与线条所构成的结构，从平面到立体，从二维到三维，点、线、面、体均张扬而不失含蓄，这在一定程度上亦是东方文化精神的反映。

本幅作品创作于1947年。这一年中，符罗飞与黄新波、黄蒙田等人在香港中环一间国际友人办的“宇宙俱乐部”组织了“人间画会”，并出任第一任会长。“人间画会”最高峰时曾汇集了六十多位画家、作家与诗人。1949年下半年开始，大部分成员陆续返回内地投入新生活，并成为日后中国文化艺术界的重要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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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天才——符罗飞的眼和笔

                                      蔡涛

美术史学者李伟铭曾有言：“毫无疑问，符罗飞是广东现代画坛上真正具有天才气质的艺术家。”

去年，这位天才艺术家并不意外地落选了广东百年美术展评选出的二十一大家。

第一次看符罗飞的作品，相信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反应，不忍卒视。

他的画面内容太过惨烈，他的画纸往往只有巴掌大的一小片，以至于让观众失却了“观赏”的从容态度，被迫与画面中的人物一同经历离乱、饥饿、压迫和病痛，面对灾难的现场，谁都不会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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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极少有艺术家像符罗飞这样，如饥似渴地以绘画来揭示人道主义灾难，报道社会变革。某种程度上，他有点像同时代的漫画家，以画笔担当起时事评论员的角色——这是一种自我赋予的不乏浪漫色彩的政治参与方式。国难之下，时事评论员不少，挺身入世、爱国救亡的艺术家更不少。但是，天才气质的艺术家不多，我们理应认识天才的存在。

在艺术表现中无限贴近历史现场和受难者立场的同理心，从底层磨砺出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堪称“神来之笔”（廖冰兄语）的绘画语言独创性，成就了符罗飞在现代美术史上的高度，让他跻身20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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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符罗飞与同时代艺术家做一比较时，会发现他的绘画实践有着更为复杂和巧妙的融合新媒介的手法，很多画面的“镜头感”，融入了电影和舞台艺术的布光和布景手法，充分表现出现代视觉媒体的社会动员效能。与另一位天才艺术家何剑士的时代相比，符罗飞更能自如地融入这些新媒体的视角，向观众有效传达对时政和社会现实的沉痛感受。这些“纪实”作品，有时会让我联想到亚当•史密斯（AdamSmith）拍摄的佝偻变形的少年水俣病患者躺在妈妈怀抱中，母子目光交集时的惨痛场景。符罗飞的荒诞怪异的视觉风格，也可能受到了德国新即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乔治•格罗兹（GeorgeGrosz）、奥托•迪克斯（OttoDix）的启发，在隐喻现实的噩梦般的讥刺中，符罗飞在绘画作品中注入了空前强大的情感动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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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解的是，抗战一爆发，符罗飞从意大利回国之后的绘画风格突变——如果将这些作品与他留学时期地道的学院派写实画风相比较的话，这种变化来得太猛烈——仿似一群困兽突然从艺术家笔下奔腾而出，并无多少先兆可循。解析这类随着战争而发生的风格突变，无疑是现代美术史研究中最迷人又颇感困难的一项工作。尤其是符罗飞绘画语言的原创性——那种生猛和迫切的烈度，和传达“他者之痛”的直击人心的人文深度和道德美感，平心而论，同时代的艺术家难以企及。

如果非要找一个和符罗飞比肩的天才型艺术家，就是开平的司徒乔了。

脑海里冒出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这两个人可谓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独狼”。

时下的语境，“独狼”一定是个贬义的流行词，但我却想用以向两位艺术家致敬：他们是现代画坛的独行侠——以个体良知为底色、以一己之天才，淬炼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绘画语言。因为秉笔揭露社会黑暗的痛切心态，因为站在底层无告者立场上的侠义之心，他们的艺术实践至今看来，仍然堪称真正的前卫。24年前的春天，越秀山的广州美术馆曾经举办过一次“符罗飞、司徒乔作品展览”。如果时间倒流，真想去看这个展览。试想，如果把符罗飞《饥饿的人民》组画和司徒乔的《空屋鬼影图》联袂展出，那是何等的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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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人民》组画系列中，在一幅农村小女孩头像上的题词里，诗人郑思写道：“眼睛，这是一对饥饿的眼睛；他充满着愤恨，充满着反抗，在骑楼底。在茅蓬下，到处都是默默地闪着光。”作为天才艺术家，符罗飞拥有异禀的眼光，而眼光和眼神也常常是他画面中的主题。符罗飞的自画像从1930年代一直画到了1960年代，近代史上独此一人，能用媒介、风格各异的自画像串联起一部现代国史。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画像中的那道眼光，时而桀骜不驯，时而深邃忧郁。阅读这些眼光随着时光的变化，就明白了符罗飞的“独狼”故事越来越难讲下去了。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对符罗飞画风最形象的一个比喻，来自一位质疑他绘画能力的高层领导：“着色有点像辣椒炒牛肉，不美不鲜明。”新中国初期，符罗飞在广州猎德村参加了土改时绘制的一批写生画稿，也将这种毫不修饰的生辣味道带到了“不是请客吃饭”的革命现场，这是对群众运动的激越情绪和暴力状态最真实的视觉记录。“不美不鲜明”，恰恰是这批画的特点。

在人们尚能领略“辣椒炒牛肉”滋味的时代，画家中最懂他的是黄新波。1946年，同在香港的黄新波，为符罗飞写了一篇“导览词”，至今还是最贴切的评价：“符氏的表现的技术，也许为一些人所不理解，因为有许多被描写的脸容，像长满了眼睛和嘴巴。但，这是作者企图突破固定的表现的形式，而将感情回旋于严谨的构图上、阴沉的色调上和雄浑不羁的线条交错中。将微小的部分扬弃了，保全着整个韵律的谐和。”因为有这层理解，黄新波于同年底主持筹备的人间画会，符罗飞担任了首任会长。

民国时期广州很活跃的美术理论家王益论，也注意到了符罗飞画画的时候“十只指头有时也当笔使，往色粉（pastel）堆的痕迹上猛擦，再说是指头蘸着墨汁猛糊”，“画面居多显得不大清爽”，他认为这是因为符罗飞“深知没有强烈的个性不成其为艺术家。强烈的个性是艺术家的生命。传统的格法虽好，如果它妨碍强烈个性的发展，就一脚把它踢开吧。”

诗人郑思生动描述了符罗飞作画时的癫狂状态：“你嫌你底颜色不够用，你嫌你底线条不过瘾，你想把泥土涂到画上去，不，你简直是想用你自己底血涂到画板上去呀！”

广东美术馆藏有一张符罗飞的水彩画稿，题目是《吸血鬼》，用漫画风格表现了一个喝人血的敌兵，穿着绿军装，端着玻璃杯就喝，血红的刺刀，血红的舌头，的确是很骇人刺激的画面，过目难忘。

中国威尼斯双年展第一人---符罗飞

当符罗飞将这种怪诞的造型和色彩表现转移到中国画的时候——他无疑开辟了艺术独创性的另一块疆域。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窗前》，很像是一帧电影剧照，屋内黄色灯光衬出阳台上的人影，夕阳又衬出天台上盆栽的剪影，将两组光效元素串连起来的是小楼前面一株拔地而起的树。构图貌似传统国画的立轴形式，其实更像是拍摄电影时的机位移动，很别致的一个构图创意。

画水墨，一般避忌浓艳的色彩表现，符罗飞却偏爱“残阳如血”的画境，用红色、黄色来张扬内心的理想和激情，如《晚归》、《夕阳暮歌》等作品，完全可以放到表现主义绘画的现代系谱中来鉴赏，而越出了传统文人画的范畴。

符罗飞的底层生活经验，也时常为他提供了新鲜画材的灵感，如《夕阳归牧》、《出工》等，山水结构尚可见传统范本的轮廓，但行笔之豪爽，光效之鲜明，造型之朴厚，意象之雄奇，则出自艺术家的胸臆。又如《风雨行军》，在水墨氤氲效果之中，渗入了战时苦旅的现实体验。

有一幅1940年代画的《杨柳树下》，题材难得清新喜人，新中国时期傅抱石和石鲁好像都画过这个题材。但毕竟是符罗飞，扑面而来的那团气氛，让我想到的还是海浪撞击礁石，不依不饶。

2018年4月2日

中国威尼斯双年展第一人---符罗飞

中国威尼斯双年展第一人---符罗飞

1922年符罗飞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1931年入意大利那不勒斯皇家美术学院学习，师从该院院长西维埃罗（Carlo Siviero，1882-1953）。在就读期间，符罗飞成绩颇佳，多次荣获学校奖学金，曾两次跳级，两年后便领到了毕业证书。符罗飞日后的作品对贫民的关切，就很大程度继承了那不勒斯画派关怀现实的传统。

在意期间，符罗飞的作品得到了意大利王室的青睐。1933年，得艺术院士卡罗先生的介绍和中国领事的支持，符罗飞在那不勒斯举办个展，皇太子还亲自为他主持了开幕礼，并购买了他的作品。在王室的推介下，符罗飞声名鹊起，蜚声欧陆画坛。被意大利评论家誉为“罕见的心灵画家”。

1936年夏，符罗飞作为旅居意大利的外国艺术家参加了“第20届威尼斯双年展”，送展的三幅作品全部入选。这是已知最早有中国艺术家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记录。符罗飞的参展作品记录在该届双年展官方展览图录中“旅居意大利的外国画家作品展”的第五展厅部分，三幅作品为“写生：人体”（Verita-Nudo）、“等待”(L’attesa)和“画室”(Studio)。

优厚的待遇给符罗飞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也成全了一段异国姻缘。他与当地著名的绘画模特爱莲娜共堕爱河，不久结婚，还育有两名儿女。他们时常周游列国，开办画展，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但好景不长，1937年，日军侵华，形势急转直下，符罗飞心焦如焚。次年，他的一幅影射墨索里尼的讽刺画，令他被赶出了学院。他和意大利之间的脆弱纽带断裂了。

五月的一个清晨，符罗飞瞒着妻子和两个儿女，抛弃了意大利所有的财产与荣誉，携上一支左轮手枪，乘“绿爵”号邮轮只身回国。在国内符罗飞赢得了英雄式的礼遇。而在他意籍儿子东尼的回忆录里，父亲仓促的出走却是在警方胁迫下的“礼送出境”。由于意大利当局的拦阻，符罗飞八年来的辛勤心血悉数留在了这片伤心地。“父亲走了，从此再没有回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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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7日，香港《大公报》头版刊登了一则醒目的长篇广告：符罗飞画展即将在港举行。蔡元培在《大公报》牵头署名，连续七天介绍符罗飞和他的《抗日赈灾画展》，当时穗港两地的军、政、商贾近20位名流都参与签名推荐，包括宋子文、吴铁城等军政要人。蔡元培1938年为《符罗飞先生抗战画集》题词：“以中国制的笔，作西洋式的画，意到笔随，心精力果”。

这时的大陆硝烟四起：上海已经沦陷，广州岌岌可危，唯独香港这“孤岛天堂”暂能偏安一隅。这次画展以“救国赈灾”为题。抵港后，符罗飞立即奋笔疾写，创作了大量“实景写生”。“每一画中都蕴藏一篇历史或一部小说”。这些作品均以对比强烈的手法渲染爱憎分明的情绪，将一切苦难的矛头，都指向了制造战争的元凶。

《雷雨夜行军》正是在这一时期 “香港制造”的作品，是目前家属手里仅存的抗战时期粉画作品。这一时期是符罗飞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标志着他告别了欧洲的古典学院，走向中国的十字街头。

1946年，当符罗飞带着一批全新的作品回到广州时，观众立即迸发出井喷式的好评。这一年，湘桂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大灾荒，符罗飞闻讯立即深入灾区，他在荒芜凄惨的乡村小路上奔走，以近百幅素描、速写记录下饿殍遍野的真实惨状。这批被称为“饥饿的人民”的组画，并没有任何“美”的法则作为修饰：一双双深陷的、圆睁的、绝望的眼睛，一张张痛苦的、愤怒的、无助的面孔，观者无不触目惊心。

中国威尼斯双年展第一人---符罗飞

同年秋天，符罗飞与黄新波、黄蒙田等人在香港中环一间国际友人办的“宇宙俱乐部”组织了“人间画会”，并出任第一任会长。“人间画会”最高峰时曾汇集了六十多位画家、作家与诗人。1949年下半年开始，大部分成员陆续返回内地投入新生活，并成为日后中国文化艺术界的重要精英。

1946年9月，“符罗飞教授画展”即在宇宙俱乐部举行，《上街》、《擦皮鞋》及《天下太平》在这次展览中展出。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对符罗飞下达了聘书。不过，随着革命形势的转变，符罗飞很快就打消了出国的念头。他将全盘心思放在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他收到了组织的任务，为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秘密绘制革命领袖像。不久，符罗飞随团北上，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翻开艺术生涯新的一页。

1966年，符罗飞开始受到长期的迫害，1971年年底，这个经历了半世颠簸的灵魂在寂寞中安息了。在此期间，符罗飞大量的作品和资料不翼而飞，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陆陆续续找回一小部分。幸得广州美术馆的抢救，才留下了在广州美术馆的172件藏品。1979年，符罗飞终于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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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罗飞艺术生平

符罗飞（1897-1971），海南文昌人，历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中国美协理事，美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广州市政协委员。

符罗飞一生曲折离奇，跌宕起伏。然又因其自身负奇气，故每多奇遇。

1922年至1924年，在上海美专学习绘画。

1931年至1933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皇家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师从卡罗.西维埃罗院士和格鲁赛卡•兹罗院士，这时他的绘画天才已得到校方肯定，准予跳级及享受奖学金。他送呈皇家的两幅画分别获得皮埃蒙王子和阿奥塔亲王妃太后的奖赏。

1933年5月，得卡•罗西维埃罗院士和中国领事燕奴子的大力支持，在那不勒斯举办个人画展。名扬南欧，被艺术评论界誉为“罕见的心灵画家”。出版《符罗飞油画集》。

1936年受邀参加威尼斯第20届《国际艺术双年展》其三幅作品入选。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符罗飞回到中国，在蔡元培先生及社会贤达的支持下举办个人画展、印制画集，由香港亚洲石印局出版《符罗飞先生画集-抗战画集》。蔡元培先生并亲为题词“以中国制的笔，作西洋式的画，意到笔随，心精力果”，赞誉有加。

1941年受聘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教授。1946年8月，在广州举办题为《饥饿的人民》的展览。画展题材辛辣刺目，撼人心灵，故钟敬文教授撰文赞扬他是“抓住了艺术主要原理的人”。

1947年，与黄新波等人组织“人间画会”，并任第一任会长。同年受邀赴美芝加哥美术学院任教授，因故未能成行。

1947年7月，将《饥饿的人民》主题展再次在香港展出。

1948年秋，编辑出版《饥饿的人民》个人画集。

解放前夕秘密绘制一批革命领袖画像迎接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南方代表团团委。

1949年5月5日作为南方代表团第一团团委赴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并当选为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

后参加南下接管工作团，任广州军管会军代表文教处副处长，主持接管广东省、广州市艺专，参与接管中山大学，及筹办华南文艺学院。

1951年任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现广州文化公园）筹备委员会美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征集布置处副处长。

1954年调入华南工学院建筑系任教授（三级）。

1971年在广州逝世，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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