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明末清初之大儒。青年时期王夫之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王夫之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
船山先生一生的经历艰苦卓绝。生前写下了大量富有独创性见解的著作500余万言。只不过他的著作在他死后200年间，都只由他的子孙保管、仅有部分出版。后来经由曾国藩兄弟二人弘扬，才得以结集问世，影响了后世的许多人。
在船山先生晚年著作《读通鉴论》中，他写道：“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三者之致祸异，而相沿以生者，其归必合于一。不相济则害犹浅，而相沿则祸必烈。”他认为这几种学说，若浅尝辄止，则为害尚且不大；一旦扩大开来，并且相互之间附会，则动辄伤及国脉。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学，这些学说若只是个人修习，或许还算有益的，但一经附会、扩散到群体当中，就会变成愚昧。
其实儒学又何尝不是如此。有句话说:“和尚是释迦的罪人，道士是老子的罪人，秀才是孔子的罪人。”这一切只在于境界的不同，在于人格层次的不同。将一个达到极其健康状态的人的学说，普及给处于一般状态、甚至不健康状态的人群，结果可想而知。
船山先生虽然批判佛老申韩，但对于《庄子》的态度却格外不同。
《老子衍》是船山先生三十五岁时的作品，在这部注解老子的作品中，他持着历代注家所从未有过的严厉批判态度，多处否定、排斥。
而在六十岁左右时作《庄子解》《庄子通》，对庄子的态度则截然不同。比如《庄子解·齐物论》开篇就说:“当时之为论者多矣，而尤盛者儒、墨也；相竟于是非而不相下，唯知有己，而立彼以为偶，疲役而不知归……此庄生之所以凌栎百家而出其外者也。”船山先生居然认为庄子已然超越百家，这是何等的赞誉之词！而为《庄子解》作序者亦赞船山先生的注解“不知庄生之为先生，先生之为庄生”。这样看来，船山先生对庄子的精通与昔日对老子的批判，完全是大相径庭。
这其中的矛盾应该怎么解释？有观点认为，《老子衍》和《庄子解》《庄子通》的创作前后隔了二十多年，青壮年时期的火气旺盛和老年时期历经各种劫难后的心平气和，是判若两人的来由。其实非也，如此一来，为何他69岁开始写的《读通鉴论》仍是极力批评佛老？再翻开《庄子解·天下篇》对老、庄的评价即一目了然，他说“其高过于老氏，而不启天下险恻之机，故申、韩、孙、吴皆不得窃，不至如老氏之流害于后世……”可见船山先生在晚年对老学的态度依旧。
《庄子解·天下篇》说：“庄子之学，初亦沿于老子，而‘朝彻’‘见独’后……故又自立一宗，而与老子有异焉……”
船山先生对《庄子》的深入理解，其实是1号儒家对7号杨朱学派的学说改良。
“第一型人向第七型人整合的本质就在于让第一型人学会放松、学会享受人生。他们学会信任自己和现实，肯定生命，而不是控制它与限制它……享受快乐并不一定会陷入感官欲求，我们可以欢悦地实现自己，而不一定会变成不负责任或自私的人……经过整合的第一型人对世界更有感受能力、更快乐、更有游戏精神。于是不必要的讲求完美的负担终于解除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其实常常可以既灵活，又不损害真实的价值……经过整合的第一型人已毅然步下诸神所在的奥林匹斯山，进入到人类活生生的世界中。”
在躲避清兵和吴三桂的同时追捕时，船山先生不得已而躲到麋鹿洞中。在此期间，他仍然不停创作，“船山先生糅合《庄子》和《礼记》，同时也活用了《庄子》和《礼记》，在从孟子到宋明时期儒学有关人性问题的理论成就的基础上，把中国人性论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峰，创造了人类思想史的辉煌**。”
《庄子通》即是此期间所作。船山先生说自己过着像隐居般的生活“薄似庄生之术，得无大愧疚？然而予固非庄生之徒也……谓予以庄生之术…予亦无容自解……凡庄生之说，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实际上是船山先生要撇清自己与“出世”没有关系，而同时将庄子拉进“入世”的行列。
在麋鹿洞中，船山先生还给儿子讲解陶渊明的诗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已有清兵发现了他们就藏身洞中，只不过这些人为洞中传来的琅琅书声所折服，出于莫名的敬重，竟悄然离开。
一生致力于反清的船山先生死后，他的儿子入仕清朝。这件事，也多半是晚年船山先生已经明白“既灵活、又不损害真实价值”这一层意义而早已授意其子了。
船山先生解先秦诸子，仅有老、庄，而对《老子》持批判态度，对《庄子》持肯定态度。其承接魏晋至宋明援儒入庄的理念达到巅峰，糅合儒学、庄学，实则是1号儒家对7号杨朱学派的学说改良。而“外儒内庄”在传统上是责备文人不能吃苦之语，应该说是他们学庄未得精髓，实际上“外儒内庄”反倒应是达到一定人格境界的赞誉之词。
文/似或存#《九型诸子-第二十六》
*百度百科-王夫之
**《天地大儒王船山》，王立新，2011年，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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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见解独高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