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和“左派”

分三次看完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本很薄的读本，也是我第一次正面认识萨特的思想（尽管我之前一直对以他为代表的上世纪初的左派知识分子很有兴趣），之前在尝试阅读《存在与虚无》中途而废之后，我便转向了他人对萨特思想的论述之类的“二手材料”，于是我很看重此次读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尽管他并不是萨特思想的主体材料，而只是一本其演讲和对话录的选收本。

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萨特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主旨是反驳一些反对者对于存在主义的责难，第二部分则是萨特和莱维的对话录《今日的希望》。诚实地说，第一部分中萨特的若干发言、若干论断和若干说明，我并不完全理解，虽然整体明白他的主旨，不至于陷入当初阅读《存在与虚无》时的完全的困囿，但却也难得到很多思想了。我愿诚实的记录自己关于这本书的内容的思考，自然需要排除这些因为我的能力限制而不能触及的内容了。

同时，碍于这篇文章的篇幅较长，我会分为几个部分，分别发出。

萨特和他的烟斗

萨特与左派

我始终认为，政治哲学是所有哲学的分类中最可为普通人理解，最不难理解和演绎的一支，萨特关于若干哲学问题的论述也更加坚定了我这一判断。而萨特的政治哲学一个绕不开的内容就是他和“左派”的关系了。

本书的译者汤永宽形容萨特是一位“处于左派和右派交叉火力之下的哲学家”，诚然，这个定义是有考究的了。萨特长期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具备一切左派知识分子需要的条件，但是他的若干观点又不为更为激进的左派所接受，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者了；萨特是无神论者，使他天然地成为了基督徒的对面，然而他在许多无神论左派中也不受待见；在存在主义内部，萨特与海德格尔也并不完全接近，他的与加缪的论战和决裂更是至今为人熟知的历史，更不用提亚斯贝斯和加布里埃尔等基督徒存在主义者了。

于是，仿佛萨特的处境是很尴尬的了。所以，萨特是怎么看待当时的“左派”的呢。首先，我认为萨特的对左派的期望中有一种“去中心化”的成分，他在与莱维的对话中声称左派运动正在死亡，而他更阐述称“政党是左派的死亡”。首先，这种语言习惯当时法国知识分子常有的，一如“他人即地狱”一样，仿佛译成中文有点晦涩，但萨特的意思确切可理解为他认为政党、尤其是左翼政党，无论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左翼政党的产生都标志了“左翼”的死亡。

萨特怀着一种主观感情地谈到1792年至公社时期，乃至于直到1914年前相当一段时期的无政党的左翼运动。他认为尤其是在前一段时期，左翼更多地以来一种“兄弟”关系联系，关于这种“兄弟”关系，在萨特的诠释下本就十分晦涩，译成中文后更易让人产生误解。但是，简单地说，萨特认为，在政党之前：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有一种感情，认为那些站在左翼的人，他们的观念和行动基于一条总的政治的、富有人性的原则，他们的政治策略就来自于这条原则。左派不能不是这样。”

但是，萨特和莱维都承认，这种所谓的原则是很模糊的。于是，左派运动的困境在于，如果他是分散的、无政府的、街头的，那么最终很难达到“大同”的境界，而且很容易陷入常被指责的“极端主义”（萨特也谈了很多这一话题），而反过来，如果政党和“中央”成为了意志的唯一产生来源，那么，左派就死亡了，因为左翼不再具有“多样又团结”的局面。

于是，萨特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天然的左派，但他始终尝试用旁观者的眼光去剖析左派，这也就造成了他的尴尬局面。萨特承认：

“对我而言，激进主义始终是左派的一个基本理念，如果我们拒绝激进主义，我们就在不小的程度上促成左派的死亡。”

可是，萨特对待激进主义的态度仿佛并不总是这样的明确。如果把视野扩展开，在阿尔及亚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问题上，尽管萨特支持这一斗争，站在了自己祖国的对面，但是，如何看待过程中的炸弹、刺杀和其他的“暴力的儿子”的行为，萨特仿佛在不同阶段采取了显然不同的立场。

萨特和“终身伴侣”西蒙娜·波伏娃

依我来看，萨特的左派思想是理想化的，他想象的所谓“兄弟”关系，却无法完整论述这种关系的根基，乃至于想象到远古时期的氏族关系，人们以图腾作为天然的连接。于是，一如莱维所质疑的一样，仿佛萨特也陷入了苏格拉底曾陷入过的陷阱中，企图从神话中寻求援助。这也是萨特和当时欧洲许多左翼派别矛盾的另外一个来源，萨特坚持无神论，但是不愿意接受完全唯物的历史观，他总是把“我思”作为“人”的实在（reality of man）的来源，从这种角度上，追求使人(person)成为一个人(man)的存在性（being），这也不可避免地使他和马克思主义者决裂开来。另一方面，他蔑视政党，认为：

“政党无一不是愚蠢的，因为主意都来自高层，并且影响下层的看法，那是提出愚蠢的主意的最好方法，因为主意是应该在下层想出来的，是不能从上面加以评价的。”

于是，也就不难想象社会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与他的分道扬镳了。

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和左派到处开战的萨特呢？首先，无疑在“左右”的政治思想参考系中，萨特是处于完全左翼的位置的。但是，萨特总体是反权威的，他的激进主义是街头的，是浪漫的，但未必是一个企图接管政权的左翼力量所切实需要的。或许萨特的处境就和百年以来巴黎六大和加州伯克利的许多左翼教授乃至乔姆斯基类似吧，只不过萨特创立了自己的哲学，而且他的时代左翼运动更加富有激情。

加缪和萨特

那么，最关键的，萨特究竟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呢？我得承认，萨特大概算不上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在对待“人”的“实在性”问题上，马克思哲学说明“人即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很惭愧，这句话在我初中时的政治书上便出现了，但直到多年后，看了很多闲书后，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大概十分之一的内涵），这是一种完全的、典型的马克思视角了，结合马克思对“社会”一词的解释，我们可以认为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中，“人”的定义也是阶级化的（因为社会关系依附于阶级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而存在），这样实在是很让可惜的了，因为由此可以看出来，无关我们个人的性质，我们的存在的实在性总是限制于阶级框架下的。尽管我最为推崇马克思的哲学，但也常认为它关于强调阶级和生产力关系，在诸多根本的定义方面难以寻求到坚实的根基。当然了，在神学时代下，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最为可贵的一点（他的哲学中已不需要上帝的位置了）带来的一点瑕疵了。

可是，萨特却认为“人除了他的全部行动的总和之外，什么都不是”，于是：

“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完全是因为她的行动，懦夫之所以为懦夫，无不也是因为他的行动，英雄可以变成懦夫，懦夫也可以上升为英雄。”

这种解释是与马克思派的理论完全不兼容的了，加之萨特坚持“我思”的对人的根基性地位，他又仿佛偏向了笛卡尔和黑格尔一侧，站在了唯物的马克思主义的对面。于是，他很难不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诘难了。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得看到，萨特在“阶级”理论方面却自然地靠向马克思主义，他也责难“资产阶级的哲学”，而想象无产阶级的大不同的未来。在去到苏联之后，他更是声称“见到了前所未见的充分的自由(liberte)”，莱维也在与和他的对话中询问他回看这句话时的想法（晚年的萨特，在匈牙利事件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已经极大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但这种改变不是根本性的哲学思考的改变，而是对苏联的社会性质的判断方面），萨特试图为自己辩解，但仿佛也有点力不从心了（具体的内容可见原书，相关讨论的进一步分析已无关本文主旨）。在新中国，萨特和波伏娃仿佛也对这样一个新生的红色国家表达了高度评价，但在晚年他也承认自己说了不是完全诚实的话。

萨特与波伏娃在中国

综上所述，我必须强调的几点是：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完全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哲学讨论，萨特的哲学却可以说完全为知识分子享有的。萨特本人一生“是完全自由的”，他看待马克思主义、大革命、法西斯，都倾向用旁观的眼光，他的左翼思想更愿意在街头和学生中间产生现实的作用。所以，萨特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我得说，恐怕马克思会承认萨特与自己是许多方面的“同路人”（这一次在对萨特晚年的评价中也十分重要，无论是波伏娃、莱维还是他的许多学生都对此有大篇幅的评论），但马克思主义者恐怕并不会，因为但凡“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政治的、工具主义的，而不是完全哲学的，他就不得不斥责萨特为异端，来保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头，否则他就得艰难地面对马克思哲学原教旨内容（如果有这么一种模式的话，尽管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规，但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都有很多人抱有对“原教旨化”的信仰，当然了，第二国际中这样倾向的人少的可怜罢了）与自己在报纸上、演讲中的大声呐喊所矛盾的地方了。

所以，萨特是一个左派的知识分子，但是在左派称为更加政治化的力量之后，他的许多带有浪漫色彩的想象便不可能不使他被孤立了。

萨特支援街头的学生运动

萨特对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工人运动、街头政治和左翼政党等等“左派”任何一个关键词的思考都足以写成很长的文稿，这不仅仅因为他本人的高产和丰富的思考，更因为，当人们谈论“左右”而只在乎其政治的一面（当然了，大多数人连这点也不懂，中国人谈了一百年的左右，反了几十年的“右”，但我相信能说清楚“右”是什么意思的人并不多，哪怕这样对他是根本陌生的概念已经导致了无数鲜血和悲剧），而全然不知其哲学的根基时，哪怕很多细末之处也不得不被说明清楚。可惜我的能力和时间都不允许我做这样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