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到了2007年的下半年,刘任耕的公司终于摆脱了混乱,步入正轨。可他依旧很忙,忙得一个礼拜也难得在家吃一顿饭,回家总在后半夜,有时候则干脆不回家。
成星初知道,忙,是刘任耕的常态,不回家也是他的常态。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妻子,她不适应也要适应。
在一次和刘任勤的唠家常中,任勤提醒她:“嫂子,你每天都忙的什么,也不看住我哥,他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成熟又有钱,身边女人一大堆,你不防着点,说不定哪个就来抢你的桃子了!”
成星初笑:“任勤,你哥不是那种人。我和他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你最清楚了,为这种事担心是对他的不信任,也亵渎了我们的感情。”
刘任勤说:“你还笑,就算我哥不是那种人,可他总是个男人吧,从古到今坐怀不乱的不就柳下惠一个?再说,成功男人身上的自信有多大的魅力,你知道吗?冲着他的钱去的女人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真的爱上了他!”
“任勤,怎么了,你发觉你哥有什么事了吗?”
任勤想了一会儿说:“事呢,倒是没发现,可喜欢他的人一大把。我特别讨厌我哥现在的做派,在公司倒还一本正经的,可在那些不三不四的场合,游刃有余得很,什么人都来者不拒,什么动作也敢做,什么荤笑话也说得出口!反正,你得管管他。”
是吗?任耕还会说荤笑话?成星初想不到也想象不出。
晚上,刘任耕又是夜里两点多才回家,一身的香水味,一身的酒气。
成星初一边照顾他躺下,一边问:“这是去哪儿了,和谁呀?”
刘任耕说:“颐和工贸的老冯请我去夜总会了,没办法,不去不好。”
她正色对他说:“任耕,你是优秀民营企业家,社会上很多人以你为榜样呢,你要洁身自好,以后少去那种地方。”
他把她搂过去,刮了一下她的鼻子:“我家不食人间烟火的星初怎么也像个黄脸婆一样了?不该去那种地方我还不知道吗?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生意圈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我要广交朋友就得随方就圆。夜总会那种地方,大家都是逢场作戏的,你不用瞎操心。”
“非得逢场作戏吗?你不去又能怎么样?”
“你不懂,我的圈子和你不一样,在生意场上不能太清高,太清高了会没朋友的,男人闯社会,最要紧的是有人、有朋友。”
“又说我不懂。我是不懂,交朋友非得要去那种场合吗,一起喝喝茶、打打球不也一样吗?”
“喝茶打球也得去,夜总会也得去,我没你那么有福,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他又刮了一下她的鼻子:“怎么,真生气了?你放心,我有分寸。”
“这么晚才回来,还是从那种地方回来,你还好意思说你有分寸。”
他钻到她的被筒里,抱着她:“好,我改,以后尽量不去让老婆生气的地方。说实话,你这样紧张,我挺高兴的,我还以为我做什么你都无所谓呢!”
这一年的下半年,刘任耕决定投资智能手机领域,向银行贷款1500万,和朋友一起,在南方的一个城市建了一个工厂,为一家新兴的国产智能手机品牌做配件的代加工。
这是刘任耕在事业上迈出的又一大步,这次,他是豪赌。他被青年企业家的称号压着,不做出点名堂来,他觉得对不起这个称号,也不甘心。
他在清州和工厂两地来回跑,常常几过家门而不入。吃一堑长一智,他让任勤做了副总,负责清州这边,南方工厂那边,他则给蒋彩虹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作为他的耳目。
2008到2011年的这几年,对于成星初来说是一段艰难的岁月,她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几年,这几年她不再一帆风顺,却得以迅速地成长。
妈妈自从退休之后,经常丢三落四,直到有一天她出去买菜回不了家、被好心人送到了派出所,成星初和爸爸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症”。
成星初把爸爸妈妈老俩口接到自己家住。一开始,妈妈犯糊涂的时候少,清醒的时候多,她对成星初说:“星初,你和爸爸都要有个思想准备,我这个病是个拖累人的病,你们以后要吃苦头了。”
她不能相信,那么优雅智慧的妈妈会得这样一个病,可事实是,妈妈犯糊涂的时候越来越多,有一次她大便失禁了。大便失禁之后,她突然又清楚了,连忙自己脱下裤子去洗,成星初拉住满脸羞愧的妈妈,眼泪夺眶而出:“妈妈,我来洗吧。”
衰老是那么残忍,可它不肯放过任何人。妈妈的病日渐严重,她经常自言自语,经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摔东西。
爸爸说:“星初啊,任耕忙得一塌糊涂,你也有自己的事,照顾你妈的事就交给我吧,她伺候了我一辈子,我也该伺候伺候她了。”
可是,不等她从妈妈得病的打击中清醒过来,爸爸又出了事。
65岁的爸爸有尿频尿急的老毛病,他一直不在意,说是老年人常有的现象。09年的四月份,他尿痛尿血,成星初慌了,领着他去看医生,医生的诊断是膀胱癌晚期,说是要尽快手术。
成星初把爸爸的病情告诉妈妈,妈妈却一点也不明白,只会呆滞地重复着:“噢,是膀胱癌,是膀胱癌。”
刘任耕那个时候在南方,她给他打电话,他连忙找他在上海的朋友,联系了最好的医院,准备手术。
成星初陪着爸爸在上海做手术,把妈妈交给了保姆。
爸爸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她也陪了他两个月,她的课找别的老师代上了,她对那位老师千恩万谢。
保姆三天两头给她打电话,诉说着妈妈的古怪行为,夜里不睡觉,整夜整夜地背诗。
爸爸手术之后接回家,仍旧需要遵医嘱进行观察和吃药。
学校改革,历史系和哲学系都砍掉了本科生的中国宗教史课,她没有“课题”和“项目”,没有不上课的资本——有“课题”和“项目”的老师可以不上课或者少上课,因为这对于学校的排名至关重要。可那些做“课题”和“项目”的老师们少上的那些课谁来接呢,只能是成星初这种没有科研能力的老师接。她被学校安排着上各种新课,有些课是她一点都没接触过的,比如“世界科技史”。高校教师的工作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她无法请长假,也不好意思再请别人代课。她重新上了班,一周16节课,还要备新课、写论文,带好几个研究生。研究生也要发论文,她没啥门路,自己发论文尚且不容易,还要给研究生找地方发论文,她深感力不从心。
保姆照顾着两个生病的老人忙得团团转,人家提出了辞职。她频繁地跑劳务市场去找护工,可高价请来的护工不是嫌累嫌脏就是怕照顾病人责任大,干不了多久就不干了。
任勤抽时间就来帮她,还安排公司的员工来帮忙,但他们都有工作。
和刘任耕商量后,成星初考虑再三,辞去了清州师范学院的工作。其实她很喜爱教师这个职业,而且她的副教授任期已满五年、具备了竞聘教授的资格。导师曾经说:“要是四十岁之前评不上教授,你这个博士就白读了。”
没有什么好遗憾的,独生子女小时候受到了父母多少的宠爱,就有多少应尽的责任。在父母的养育之恩面前,所有名利都轻如鸿毛。
她感谢刘任耕,他打下的经济基础能够让她不必为衣食奔走,能够让她毫无后顾之忧地做出这个选择。
09年的11月份,刚刚手术后半年的爸爸又复发了,这一次,他已经不能再手术了。
2010年年初,爸爸去世。成星初悲痛欲绝,但她对自己感到满意,爸爸最后的半年,她尽了她的全力。
爸爸临终的时候,妈妈是清醒的,她还给他喂过药,和他说过很多话。可爸爸一去世,她的病情急剧恶化,有一天,她问成星初:“你是谁,你为什么老在我家里?”
成星初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抱着妈妈:“妈妈,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的宝贝女儿成星初啊!”
妈妈说:“星初?星初不是上高三了吗?”
2010年的夏天,刘任耕的工厂稳定了,他不再两头跑,常住在清州。
爸爸病重的时候曾经对成星初说:“星初,我这一辈子没啥遗憾的,唯一不满足的是没抱上外孙,你也不年轻了,等任耕不忙了,你们要个孩子吧。”
结婚十多年了,她和刘任耕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一直没有认真地考虑生个孩子。爸爸的遗憾提醒她,是该要个孩子了。
可自从那年流产之后,成星初一直都没能再次怀孕。
她和刘任耕到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对他俩的打击是巨大的:她的流产手术做得很差,刮宫损伤了子宫内膜,加之流产后过于劳累,妨碍了子宫的自我修复,子宫的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而且,由于子宫受损,影响到了一侧卵巢,使她的卵子数量不足,加上她已经37岁,卵巢功能开始衰退,卵子的质量无法保证,生育的可能几乎没有。
他俩当然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一时间刘任耕放下了所有的工作,陪着她北京上海到处求医问药,无奈,医生们的判断如出一辙。
他们又想方设法地打听名医和偏方,尝试各种治疗方法。成星初经受着一次又一次身心的折磨。
能够尝试的方法都失败了,成星初逐渐冷静:自己这一生可能真的当不了妈妈了。
没有孩子,无疑是痛苦和缺憾,可谁的人生没有痛苦和缺憾?自己出生在温馨小康的家庭,读书和工作都非常顺利,还有刘任耕这样优秀的丈夫,还不够幸运吗?众生平等,凭什么自己的人生就应该一直幸运?就该是完美的?有孩子是一种生活,没有孩子也是一种生活,那些像赵歌一样选择丁克的夫妻,不也过得自由自在、丰富多彩?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刘任耕却始终无法冷静:“星初,我带你去美国,去找最好的医生,我不相信就治不好!”
“万一治不好了呢?”
“不是还有代孕吗,治不好就找人代孕,我就不相信我刘任耕没有办法!”
“代孕是违背伦理的,也不是所有的代孕都能成功。任耕,面对现实、顺其自然吧,没有孩子我们一样过。”
刘任耕勃然大怒:“星初,你凭什么这么豁达!”
成星初呆住了,无比愧疚:“任耕,对不起,我知道,我应该向你赔罪而不是劝解。我很后悔,都是我一意孤行、咎由自取,当初要知道是这样的后果,我绝不会在意那个博士学位。”
刘任耕无奈地说:“算了,你也不好受。”
渐渐地,他不再拉着她去看医生,也不再提生孩子的事情。生活一切如常,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可彼此都知道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他们一起吃饭和聊天的时间更加稀少了,在家的时候,他经常坐在沙发上闷头抽烟。她知道他心情不好,想给他安慰,可每当她靠近他身旁,他又经常下意识地躲开,让她感到无法言说的难堪和冷落。
他让她感到自卑,但她又不想那么自卑——他曾经那么热烈地追求过自己,她不应该是他的生育机器,她应该是他深爱的女人。
某一天清晨醒来,成星初看着枕边沉睡着的刘任耕,突然感到他有些陌生,一丝说不出的惶恐爬上了她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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