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前段时间在读徐中约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读到有些部分时,内心很不平静,这种不平静不同于以前了解史实后的错愕甚至愤怒,而是对历史的深深理解与同情。这部书介绍了中国近400年(1600-2000)的历史,有些内容是第一次了解到,进一步拓宽了我的历史知识面,有些内容写得很深入,确实加深了我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理解,但最大的收获并不在此。不论是清朝、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台湾,书中相关文字都力求实事求是,调性基本一致,没有明显的偏向性,同时又不乏对重要历史进程深刻而全面的探讨,启发着读者思考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正是由于基于史实的同一笔调,才能对书中文字产生更多的信任,更多的信任进而促发沿着书中的文字进行更深入、更广泛、更一般性的思考,从而增进对历史以及现实中各种立场的理解——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历史是由时空、时空里的主体及他们的行为构成的。在特定的时空下,每个主体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与其他主体产生互动——可能是合作也可能是对抗。历史车轮就这样向前滚动着。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历史进程,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自然禀赋,每个主体都有其在该时空下的利益诉求。我们不可能了解到每个时空的具体特点、每个主体的具体诉求,但我们要明白不同时空的特点可能是不同的,每个主体的利益诉求可能是不同的,避免将已有的认知经验套用在不同的条件下,切勿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认识到世间万物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都具有个性——这个最大的共性,是阅读历史、分析问题的起点——也是任何事情最底层的逻辑。
徐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读着读着,感觉有点“奇怪”。书中开始介绍了清朝的发轫、建制以及后来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层次清晰、内容系统、语言精练,读起来津津有味。但是写到鸦片战争后,感觉作者的文字非常平淡,对西方国家不仅连贬义词都很少用到,而且还处处理解“说好话”,让人认为作者站在西方的立场去陈述历史。当时我查了下作者的背景——求学治学、生活工作都在美国,似乎印证了关于作者立场的想法。但是读到北洋政府、读到国民党与共产党、读到后期的大陆与台湾后,我觉得我的想法错了。不管对于哪个历史主体,书中都是尽可能地去阐述各方事实,很少用偏向性的词语,不管是内容还是笔调都很少厚此薄彼,都坚持各主体对等的原则按照定好的框架在一一道来。回头看这本书,作者没有站在任何一方立场的,他是尽可能地站在高处对等看待各个历史主体,所以文字很平淡,看完后却让人逐渐平静,这应该是著史者最高的境界了。在看到近代中国受到西方侵略那段历史时,我之所以产生关于作者立场错误的想法,是因为我以前一直没能客观看待、深入思考那段历史,看到了西方的入侵行径,却没有深究那段历史的发展进程,以及西方国家的具体诉求——与当时中国人的各种观念、坚持格格不入,而当时中国的封闭和抗争,不也正是我们诉求的具体表现吗?当然我们的封闭也是有原因的。
作者坚守那个最底层的逻辑,对等对待历史时空中存在的各个主体,从而“见森林”,同时对具体的历史进程又有系统全面的叙述和探讨,从而让读者先见树木,后自见森林。
很多人觉得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政府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进展很少,或许你看到了产业政策问题——优先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对轻工业和农业投入较少,但你是否看到那三十年人口从5.4亿增长到9.7亿,国家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产能的增量都被增量人口消耗掉了……在1949年后的三十年里,即使是在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产能方面,大陆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国共两党之间的三年内战,我们讲是阶级之争、路线之战、理念之争……但本质上或许就是两个政治集团间的国家政权之争,没有谁对谁错,只有赢者与输家……我们党在恰当的时机把握住了历史机遇。五百年后再回看这段历史,或许觉得这与中国历史上很多次政权更迭并无根本区别。
国民党丢掉大陆政权,都知道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节节败退,或许也知道蒋介石的战略失误、国民党军官腐败,但你是否知道国军在经历与日本人的八年生死较量后,身心俱疲,接近崩溃的状态,无心再战……?
国民党丢掉大陆政权,都知道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失去民心,但你是否知道八年抗战消耗了中央政府巨量财力,急速加剧了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来的财政赤字?我们讲国民党政府依靠江南财阀,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关税、城市商业税,而农业税——历代中央政府主要的财政来源却由地方控制,导致国民党政权长期的财政赤字,这里有国民党忽视土地改革和农民生活改善的问题,但国民党用不到两年时间就实现的全国统一,只是松散的统一,各地方政府在税收、军队等方面享有很大的独立性,国民党中央政府先天就存在巨大的缺陷,在统一后的十年基本上是内忧外患,虽然在民族产业、教育、金融、交通包括外交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但财政赤字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经过八年抗战,通货就像一只气球急剧膨胀,终于爆了……不得不说,历史给了国民党机会,但时间或许有些短。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并成功实践,但你是否知道在共产党成立之初,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对农村的看法就存在巨大的分歧,前者主张革命重心在城市,后者认为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农民,经济基础是农业,在农村革命大有可为。而毛主席做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李大钊是馆长,后者向前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都知道满清政权在末期丧权辱国,但我们如何知道这是当家人的问题还是世界大势与民族传统交错的必然结果?不要忘了,1949年以前四五亿的人口基数是清朝时奠定的,在清朝之前,中国人口从没超过一个亿。在康熙执政后期开始的人口高速增长,很多人都想到了番薯、玉米高产农作物的引入以及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面积种植,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康熙晚年废除了新生人口的人头税——以1711年的人口数为固定数征收丁税,雍正元年普遍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将前面固定的丁税摊入土地税,不再以人口数为征税依据而是土地。这样普通百姓生孩子就没有缴税的经济压力,不能不说这也是当时人口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而这也是清朝执政者的政策。当然后面的几近闭关锁国、狂妄自大也是,洋务运动、敷衍立宪也是……所以在看到鸦片战争后丧权辱国的历史时,我们要思索这是当时执政者本身的原因,还是西方崛起后与传统中国交互导致的民族必然历程?
以上这些问题也只是在原有的认知基础上,又似乎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新的东西,并不一定全面,也并不一定就正确,但这引导着我们去质疑已有的认知——之前的认识可能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从而启发着我们反思自己认知的方法和角度。
历史主体的行为是在历史背景下利益诉求驱动的,他们的行为推动了历史进程。一般的个人与群体都是自利的,个人和群体都有谋求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应该也是平等的。故而,历史中没有对错,只有强与弱,只有得利与受损,只有胜利与失败,所有的一切都是历史主体从自己利益出发,与内外部互动的结果。看到了这点后,我们才能尽可能不带立场地去读史,从而视野多了些角度,少了些遮蔽,看得更加全面和真切,才能对历史主体和明天历史——当下生活中的人们有更多理解、同情。
读徐中约先生的这本书,就像是被带到了一个好位置,看到了树上更多的树叶,明白自己之前看到的只是部分树叶,从而被启发去更多地方寻找位置以看到更多树叶、看到整棵树、看到整片森林,当看到更多、思考更多之后,内心会自然涌起对世间万物的理解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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