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记得曾经有朋友给我说过一句话：“医疗和警察系统要面对的黑暗太多了，人性之恶，有时真的超出人的忍受极限。”
医院里的故事确实多，人的生命在那儿开始，也在那儿结束，很多人为了活下去，什么都干得出来。
说起来，医疗剧也是最受欢迎的类型剧之一，日本比较经典的是《白色巨塔》，美国的《实习医生格蕾》拍了14季还没完。国内的医疗纪录片《人间世》，在豆瓣有2万多人打分，评分高达9.6。
除了医疗技术，人们也关注人心。
今天的故事来自口腔科大夫老周，说是口腔科，他却给一千多张脸动过手术，可以说“阅脸无数”，但其中难以忘怀的，只有一个。
我在口腔科工作快6年了，所在的小组每周有4到6台手术。算下来，我已经做了上千台手术，看过上千张患者的脸。
说实话，我记不住他们的容貌，除非他们告诉我，具体在脸上哪个位置患过病。
但有一位叫刘愿的小伙子，我无法忘记他的容貌。
第一次在病房见面，他右半边脸肿得很严重，颧骨和眼睛周围的皮肤已经变成深紫色。从眼角延伸到耳朵前，有一条7厘米长的伤口，结了薄薄一层血痂。因为他皮肤白，脸上的淤血和伤口特别清晰。
那天是周一，上午7点30分，护士过来打招呼，通知我周末收了一个急诊患者。
一大早就有活等着，让人打不起精神。我低着头走出办公室，边走边在心里想着这周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的工作日程。
我们口腔科周末来不了多少患者，因为急诊不多，也很少有患者的病情严重到非要周末住院。
正在猜测这个急诊的情况，主任在后面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新收了个外伤的小伙子，等会儿查房，咱们看看。”
到小伙子的病房时，他正坐在病床上，拿着手掌大小的化妆镜，仔细观察着脸上的伤。对我们的到来，没什么反应。
来口腔科的患者，不少都是受外伤，长了面部肿瘤或有感染的。手术做好了，满脸缠着绷带；还没做手术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这个小伙子看上去很注意形象，昨天刚紧急缝合了伤口，今天一大早，他不仅认真洗了脸，还打理过头发。
小伙子叫刘愿，不到30岁，约莫一米七五的个子，偏瘦，长得白白净净。谈不上英俊，但看着比实际年龄小，估计平时比较注意保养。
因为车祸，他的右脸满是伤，肿得像个皮球。拍片发现颧弓骨折，被安排住院，等候进一步治疗。
我摸了摸他的脸，能明显感受到侧脸的骨折痕迹。让他张嘴，发现牙咬不上了，骨头已经移位。
为了观察是否感染，我揭掉了一部分血痂。刘愿可能有点疼，皱了皱眉。但他刚检查完，第一件事又是拿起化妆镜，反复观察自己的脸。
他的声音轻柔，带点东北口音，说话时躲着我的眼神，看着比较内向。
我感觉他有点怪，因为面对这么多大夫，他最关心的不是病情，而是照镜子。
当天中午，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是检验科打来的。
同事通知我，刘愿验血结果是艾滋病阳性，要再抽一次血，加急复查。
我差点骂出声来，“这人得了艾滋病也不告诉大夫，坑人啊！”
放下电话，我快速回忆早上给刘愿检查伤口时，有没有蹭到他的血或分泌物，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头绪，就去洗了个手，算是平复一下心情。
我突然想起，周末给刘愿缝合伤口的急诊大夫还不知道情况，赶紧打电话告诉他。
“你逗我的吧！”同事根本不相信。
我重复了好几遍检验科的结果，电话那边沉默了。等同事回过神来，说了一句，“我赶紧去查查。”电话挂断。
下午，刘愿的复查结果出来了，依然是艾滋病阳性。
主任把情况通知给科里的大夫、护士，提醒大家注意职业暴露。
现场一片哗然。
“他自己知不知道啊？要是隐瞒病史就太过分了，不拿大夫的命当回事。”
刘愿被叫到办公室，主任板着脸坐着，我们几个大夫站在主任身后。
主任把检查报告放在桌上，推到刘愿面前。
他低头看了眼，表情平静，好像并不在意里面的结果，把检查报告推了回来，抬头看着主任。
“知道自己有这个病么？”主任严肃地问。
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谁问的病史？这都没问出来！”主任扭过头，冲着我们几个吼。
“他没说啊。”我赶紧解释。
“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主任冲刘愿发火，“隐瞒病史会有严重后果。你这是拿自己的健康，别人的健康开玩笑！”
刘愿始终没什么反应，独自坐在对面，安静地听着主任批评。
主任把检查报告狠狠摔在刘愿面前：“给你缝合的大夫都去抽血检查了，真要是出了事，谁负责！”
“我怕告诉你们，就不让我住院了。”刘愿终于开口，但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看得出他自知理亏，“已经快好了，没事的。”
担心出意外，我们把和刘愿住一起的患者安排到其他病房，借口说刘愿脸上的伤怕感染，所以让他自己住。
第二天早晨查房，我见到了刘愿的母亲，一个操着纯正东北腔的阿姨。从她偏暗的肤色和粗糙的双手猜测，应该是务农为生。我们刚进屋，她就拉着主任的手，一个劲道谢。
在办公室，刘愿的母亲开门见山：“儿子得了啥病我知道，住院的时候没跟你们说，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不对。怕你们不给治啊。”
她给我们鞠躬，又回头招呼刘愿，让他一起道歉。
“道歉有什么用，真要是出了事你负责啊。”我们组一个大夫嘟囔着。
主任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看他们鞠躬，语气变柔和了，询问是否接受过治疗。
刘愿低声回答：“在传染病医院治了一段时间，已经稳定了。”
“那就先查吧。联系传染病医院，了解患者在那儿的情况，”主任也不确定刘愿是否能在我们科顺利治疗，“可能的话，让传染病医院的人来会诊，评估一下能不能做手术。”
“主任，一定要给我做手术！”刘愿突然提高了声音，已经习惯了他的轻声细语，我被吓得一愣，不禁看了他一眼。
刘愿来我们科这两天，要么低头，要么盯着化妆镜看半天。我不明白他为何反应如此强烈，坚持做风险极高的手术。
艾滋患者的免疫力差，如果因为手术而发生感染，最严重的情况可能是，命都保不住。
以前我们科来过一个得梅毒的患者，了解手术风险后，他宁愿吃消炎药扛着，也不动手术。
刘愿的免疫指标要等几天才出结果，传染病医院他的主治大夫休假，短时间内我们也得不出结论。
刚住院时，刘愿的右脸肿得像个深色皮球，踏实休息了几天，“皮球”瘪了下来，基本消肿。颧弓的骨折可以清楚看到，他右侧的面颊，就像一座断了的大桥。
消肿以后，他应该没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了。我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骨骼位移，他的牙齿还咬不上。
刘愿关心的方向和我不同，他发现脸上的皮肤不再是深紫色，也稍稍对称了一点，顾不上还无法正常吃饭喝水，整个人变得开朗了许多。
刚住院时他天天窝在病房里不出来，现在会到楼道里溜达，主动跟我们聊天。刘愿讲打工的见闻，内容平淡无奇，甚至琐碎，但东北话自带喜感。
我们不像刚得知他隐瞒病史时那么反感他，还有点喜欢听他说话。
只是有关艾滋病的问题，他始终讳莫如深。
虽然聊天很愉快，但刘愿总追着我们问，“什么时候能做手术?”
刚开始会耐心解释：做手术取决于检查结果。他还是不停追问，我们就不太敢找他聊天了。
在楼道里碰到他，会躲着走，实在不耐烦，还会数落他两句。他不还嘴，只是讪讪地走开。
后来刘愿不想自讨没趣，就很少来找我们了。倒是他的母亲总来询问情况，有时会闲聊几句。
“我儿子喜欢男的。”和我们混熟后，刘愿的母亲聊起了家事，语气还算平静。
“就是嘛，我就觉得奇怪，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的。”
“那天送他来的那个男的，没准就是他相好的。”
同事们小声议论着，我赶紧用眼神制止。
刘愿的母亲表情有一些不自然，她说：“就应该早早让他回家。”语气里满是后悔。
他们家经济条件不好。刘愿读完初中就上不起学了，跟着老乡出去打工。后来在北京安顿下来，每个月给家里寄不少钱。
“那时候，村里都拿他当榜样。我和他爸特别骄傲。”刘愿的母亲开心地回忆着往事。
年纪渐长，村里的同辈基本都谈婚论嫁了，长辈们也都抱上了孙子。她坐不住了，一次次给刘愿张罗相亲。
被逼急了，刘愿干脆过年都不回家，跟家里说加班工资高，要留在北京。
村子里人在背后议论，有的说他是同性恋，有的说他“那方面不行”，甚至还有人说他在北京从事特殊行业，被几个富婆包养。
父亲打电话骂他，说再不结婚就不认这个儿子，他干脆和家人断了联系。
直到一天晚上，刘愿突然打电话回家，让母亲独自来北京。
他告诉母亲，自己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说到这里，刘愿的母亲哭了。我有点后悔问她这些问题，连忙道歉。
她擦掉眼泪：“没事，我也找不到人说这些话，说出来能轻松点。”
不出所料，刘愿期待的手术，并不能进行。
传染病医院的大夫来会诊，介绍了详细病情：刘愿半年前看过他的门诊，当时的情况很差，免疫方面的指标比很多艾滋病患者都要低，应该是发现感染比较晚，耽误了病情。
在传染病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刘愿的病情算是稳定下来，但已经出现脑膜炎、脑部积液的症状。
这位大夫当时判断，刘愿还能活半年到一年。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刘愿拿着药，出院了。
“手术想都不要想，完全是作死。”传染病医院的大夫警告。
最新的检验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点，负责免疫功能的CD4细胞，不足正常值下限的三分之一。
“你又没说实话，这是第二次了。”主任再次发火，“你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刘愿盯着主任：“死在手术台上我也认了。”
道理讲不通，主任叫来他母亲，让她帮忙劝说。
“如果非要做手术，很可能会导致严重感染。”主任顿了顿，“你也知道，他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主任建议进行保守治疗。方法很简单，先用绷带固定刘愿的下巴，让牙齿能咬在一起，骨折可以慢慢愈合，“除了脸不对称，别的应该没什么影响。”
我们科治疗的病，基本都在脸上。患者关心容貌，问一下会不会留伤疤，在情理之中。但在治疗面部骨折时，我们会优先考虑恢复咬合，让患者能正常吃饭喝水，复原外貌往往排在后面。
特别是刘愿的情况，主任觉得“只要最后这段时间能吃得下饭，保证生活质量，美观可以先不考虑。”
而且治疗要快，受伤后两周左右，骨折断端就会逐渐错位愈合，每耽误一天，治疗的难度都会变大，承受的痛苦就越多。
刘愿犹豫了一下，接受了。
治疗时，弹性绷带兜住了刘愿的下巴，对抗骨折之后肌肉不平衡的拉力，使他的牙齿能正确咬在一起。后果就是，绑绷带期间，刘愿张嘴会非常困难。
接下来的几天，刘愿表情凝重，又变成原来沉默寡言的模样。我觉得，除了张嘴要用很大的力气外，他心里一定特别纠结。
是安稳过完所剩无几的人生，还是冒着迅速死亡的风险恢复容貌。这样的选择，挺绝望的。
一天傍晚，我正忙着整理病历，刘愿突然找过来：“我还是决定做手术。”
因为下巴被绷带兜住，他的话有点含混不清。我帮他把绷带拆开，他又逐字重复了一遍：“我还是决定做手术。”
我告诉他活下来最重要，而且冒险做手术，也不可能将容貌完全恢复成以前的样子。
“我活不了多久了，死的时候不想脸都不对称。”刘愿说，“我想走得体面一点。”
“值得么？”我看着他。
“值得试一试。”他想都没想，立刻回答。
他问我：“假如你知道生命还剩一年，你会选择干什么？”
我有点生气，“咒我么。”但转念一想，这确实就是他正在面对的难题，“我不知道，可能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吧。”
“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让自己的脸恢复原来的样子。”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陷入了沉默。
面对刘愿的情况，我的想法是，既然最多只能活一年，好好活着就可以了。他却认为既然只能活一年，就要死而无憾。
我接触病人有十来年了。一直以来，我很少思考与治疗关系不大的事情，更关心对治疗的看法，是否传达给了患者。
虽然在清理伤口、检查病情、做手术等阶段，我距离他们的脸很近，但在我眼里，首先看到的是他们脸上的伤病，而不是表情。
平时工作量很大，根本没功夫关注患者的相貌，甚至可能记不住眼前这个患者是谁。但一说起具体哪个部位有伤病，再看一眼对方的名字，就能想起这个人来。
哪怕是工作外接触到的人，我第一眼注意到的，往往都是对方脸上的细节。比如这个人颧骨不对称，可能受过伤；那个人的人中有点印记，应该是兔唇。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习惯了优先排除风险，却很少关注患者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
刘愿说出了他的遗愿，也沉默了，凝视着窗外。
那一刻，我有点害怕，发现死亡离自己特别近。普通患者做完手术，一两周就能出院；而面前这个人，可能连走出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明天查房跟主任说吧，这事我做不了主。”实在受不了这凝重的气氛，我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查房，刘愿的母亲无奈地跟主任说：“儿子说了，非得把脸弄对称，我也劝不了他。”
刘愿坐在床上闷着头，始终回避着我们的目光。
做手术前，我们复查了刘愿的各项免疫指标，勉强接近正常值的下限，但是核磁共振显示，他的头部依旧存在积液。
术前的例行谈话，主任再次把各项风险解释了一遍，手术知情同意书上，很多条都以“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结尾。
“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这是最后一次劝说了。
刘愿没有犹豫，签了字。
手术前一晚，我失眠了。
国际上有个统计，艾滋病人手术中，大夫发生职业暴露的几率是0.33%。虽然几率不大，经过紧急处理和服药，感染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四，但这是我第一次给艾滋病人做手术。
凌晨两点，我还在担心手术会出意外。修复骨骼的手术，被骨头渣划破皮肤是不少大夫都经历过的，我也不例外。
早上，主任开了个小会，提醒我们任何操作都要先看清周围的环境再动手，“保证手术效果，也要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
主任想了一下，补充说：“如果觉得被扎了，或者有什么东西溅到脸上了，赶紧下台，处理好了再干活。”
这一天，9号手术室只安排了刘愿这台手术。所有术中使用的材料，都会送走进行特殊处理，手术室要经过消毒、检测，转天才可以开放使用。
手术室门口挂了“感染手术，谢绝参观”的大牌子，避免没做好术前防护的同事误闯进来。
护士长安排了经验丰富的护士，她担心年轻护士毛手毛脚，“惹了祸谁都担不起。”
刚进手术室，护士就把我们拦住，不让靠近已经躺在手术台上的刘愿。
我们穿好双层手术衣，戴着面罩，脖子用纱布围住，套上厚厚的胶皮鞋，戴着双层加厚手套，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保证面对手术台的皮肤不裸露在外面。
同事给我拍了张照片，我看上去就像刚从电影《生化危机》里面跑出来似的。
我们逐一通过消毒区域，来到手术台旁。
麻醉师也裹得严严实实，坐在一边摆弄着监护仪，给刘愿戴上诱导麻醉的面罩。同样裹得严严实实的护士，站在器械车前，默默查点着手术器械。
平时患者躺在手术台上，我们会主动过去聊天，让患者放松，也是等着护士和麻醉师做准备。
但这次，手术室里，没有人多说一句话。
刘愿可能是太紧张，高压升到了170，监护仪发出尖锐的报警声。麻醉师加大了诱导麻醉的通气量，引导他深呼吸。主任也在一旁安抚。
刘愿渐渐平静下来，睡着了。
“确认手术切口，右面部。”护士开始核对手术位置。
“右面部没错。”主任回答。
动刀前，主任再次提醒：“患者感染艾滋病，大家注意职业暴露。”
按照设计好的切口，主任用手术刀切开了刘愿的皮肤和肌肉。因为脸上的淤血还没完全吸收，半凝固的血块一下就冒了出来。
我下意识地向后躲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这些都不是新鲜血液，感染的几率微乎其微。
我拿着吸引器，开始清理血块和切口渗出的鲜血，看着它们顺着透明的导管，一点点流入了瓶子。
骨折的地方暴露出来了，开始将断裂、错位的骨骼按照正确的位置摆好。
分离骨折断端，我们都不敢用太大的力气，担心骨头尖利的地方会划伤自己，也为了防止血液溅出来。
复位骨折断端多用了些时间。因为戴着加厚的手套，手上的敏感度比平时下降不少。而且带着面罩和口罩，视野会有点变形，对距离和位置的判断产生了偏差，我们反复触摸了很久，才确定复位成功。
手术进行了一段时间，我的面罩里弥漫着呼吸产生的雾气，要等雾气散去，才能进行操作。为了保证手术的连贯，我不得不降低呼吸频率。
之后我们在骨折线的两边打孔，用固定材料把骨折处固定。这是很常规的手术，但是由于刘愿的特殊情况，手术变得复杂了很多。
这台手术最难的地方，就是最大程度避免风险的同时，与时间赛跑。
手术时间越长，组织暴露的时间越长，刘愿术后感染的风险就越高。
平时做手术，如果进展顺利，主任都会和我们聊天，缓解一下疲劳。但做这台手术，手术室手术室只能听见器械碰撞的声响，大家都保持着沉默，不说一句和手术无关的话，以防分散注意力，拖慢进程。
最后一个环节是固定牙弓夹板，同事用钢丝从刘愿的牙齿之间穿过，把一块金属夹板固定在牙龈外侧。
不知是精神高度紧张，还是裹得太严实导致缺氧，我感觉头晕眼花，硬撑着缝好了伤口。
手术结束了。我迫不及待地把面罩、口罩都摘掉，口罩已经被汗水打湿，几乎粘在脸上。闷了这么久，面罩里面的空气相当浑浊，感觉自己好像一直在反复呼吸二氧化碳。
我的后背也湿透了。一次性的手术衣完全贴在身上，一阵刺痒，刚才竟一点都没发觉。
这台手术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比平时稍微慢了一些，过程还算顺利，没有出现意外。考虑到需要兼顾这么多环节，这个成绩还不错。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手术室里的气氛回归了正常，我们聊着天，等刘愿醒来。
停了麻醉药物，麻醉师拔掉刘愿的鼻咽通气管，我们给他包扎好伤口。
他的眼睛半睁半闭，嘴里不停叨咕着什么，我只能听见他叫“主任”，后面的话都听不清楚。
“手术做完了，很成功，漂亮多了！”主任大声告诉刘愿。
刘愿听到之后，一下睁开了眼睛，嘴角动了动，算是微笑，说了句“谢谢主任”。
过了几天，刘愿脸上的绷带拆掉了，右脸稍微有点肿，但轮廓对称多了。
每天早晨查房，他都要拉着主任的手感谢好久，他不再独自坐在床上照镜子了，而是边照着镜子边问我们，“是不是比手术前漂亮不少。”
我也挺高兴，成功给艾滋患者做了台手术，挺有成就感的。
手术过后，已经是九月下旬，没几天就要到十一假期了，情况比较稳定的患者基本都会在假期前出院，刘愿情况特殊，需要多观察几天。
他独自留在医院输液，就算病区空空荡荡，也不觉得寂寞，输完液，就在走廊溜达，心情特别好。
十一假期，我正在家里睡懒觉，突然手机响了，是医院的电话。
这种时候，要么有急诊，要么就是患者出事了。我希望是前者，因为我们组只有刘愿还在住院。我不希望他出事。
我家离医院不远，平时坐公交或骑自行车上班。那天我着急，打了一辆车赶过去。
进入病房，刘愿躺在床上，胳膊插着消炎药点滴，几日不见，感觉他蔫了不少。
情况不乐观，他已经发烧两天了，今天开始高烧，超过38.5度。
他的脸像刚住院时一样，又肿得像个皮球似的，而且身体开始间歇性抽搐，像被冻着了一样，四肢不停地抖，肩膀尤其剧烈。
刘愿的神志已经不清楚了，一直在说胡话，应该是出现了幻觉。
主任也赶来了，找感染科的熟人来会诊。
感染科的大夫说：“赶紧转院，只有传染病医院才能处理了。”
我们把刘愿转移到担架，护送到楼下。望着远去的救护车，我听到感染科的大夫感慨：“这一关他够呛过得去。”
再听到刘愿的消息，已经是半个月后。我们组的主治大夫去传染病医院，给他拆牙弓夹板。
刘愿经常昏迷，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
清醒的时候，他会抱着母亲聊天，依然用那个手掌大的化妆镜看自己的脸。
传染病医院的大夫说，他全身多器官衰竭，脑部积液很多，随时都有可能去世。
大约一个月后，刘愿的母亲突然来找我们。她看起来瘦了很多，头发几乎全白了，眼睛红红的，但我感觉，她神情轻松了不少。
她是来复印病历，处理后事的。
她告诉我，刘愿拆完牙弓夹板后，没两三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儿子说他不后悔做手术，能漂漂亮亮地离开，很开心。”
说完这些，刘愿的母亲笑了起来。
刘愿走的没有遗憾，让老周很受触动，他说这事儿之后再给病人治疗，他每回都得多想想，切口能不能放在别的地方，让人更美观。
医生改进的不仅是医术，更是医者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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