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土壤、风向和雨量。
易于耕种的黄土，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他直接或间接的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职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他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
黄土与中央集权。纤细的黄土被河水冲刷，导致黄河泛滥成灾。这就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来动用所有资源指挥大众治理黄河应对水灾。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由此看来，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这让我想到我们在文革时期和大跃进时期提出的人定胜天的理论，如果我们看待问题，不从客观上找原因，只从主观上找原因，那么永远总结不出很好的规律和经验教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受制于客观的条件的。在客观条件允许下，人才能充分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脱离了客观条件，主观能动性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农业与游牧。游牧民族在粮食短缺时很容易抢夺耕种的农户，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求中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
儒家与农村组织。孟子与孔子都已看清中国命运上，注定必然为一个庞大的农村组织，既要根据某些数学原则行事，但仍需人本主义的调节，所谓儒教是以崇高的情感组成，在这种背景内自有它存在的价值。
要在农民大众之中构成基层组织，无过于提倡家族团结。当中的一个推论则是让世袭君主按照父亲的榜样行事。
事实上整个君主时代，中国始终维持着一部大体不变的刑法，这套刑法也按照社会组织以及家人亲疏之分，责成各人安分守己，以致个人上有何种权利，也只能由这个社会体制而定。（作者的这个观点我是不太同意的，中国人权的发展史表明，虽然大部分的人权是由社会体制而定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大众的力量对社会体制赋予人权的影响力。如果体制不倾听大众对人权的意见，那这样的体制有可能被大众所推翻。）
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中国历史上城中绅商与官僚的冲突从未发生。中国的官僚从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实上中国官吏在城墙之内权力最盛显而易见的，儒家的统治者在立法时确定男人的地位高于女人，年长的高于右背，并且有学识地位之人高于无知之人，他们自以为凡此都与自然法则吻合。但这是一个最低的民众的期望，不是最高标准。这样的只会产生一个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缺乏弹性，欠缺实力的政体。（古代的时候商人的地位最为低下，因此商人也不可能和权力中枢发生冲突，虽然现代社会里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由于体制的因素，商人依然难与官僚体系相抗衡，商人也难以掌握经济命脉。一党制的好处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正如作者所说，如果决策失误，将会带来非同小可的差池和过失。这样的弊端在我国有一些解决办法，就是小规模实验，如果试验成功再大规模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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