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所谓的“禅让制”,建议教科书对这个问题予以纠正。 这个观念并不新鲜,但是,以往这样说的人,大都是站在对《史记》质疑的角度,来否定所谓的“禅让制”。 比如,因《竹书》有“舜囚尧”之语,另有“禹逐舜”之语(忘记在哪里看到的了),所以断定三代之禅让都是伪史,从而否定“禅让制”的存在。 但事实上,这段历史年代久远,无法考证,伪史之说根本不能作为定论。 而我今天想说的是,就连司马迁自己,在《史记》当中,也从来没有表达出“禅让制”的意思。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刚刚在看书的时候,我不经意看到《论语》的一句话: “泰伯其可谓至得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我习惯性的翻开了《史记》,找到了《吴太伯世家》,想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却突然又看到一句话,让我产生了疑问。 这句话是:“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这句话本来很简单,说的是周太王知道孙子姬昌有圣德,所以想把王位传给姬昌的父亲季历,而季历的两个哥哥则跑到了荆蛮地区。 这不禁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太伯和仲雍不接受王位也就罢了,为什么要逃到荆蛮之地去呢? 以前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习惯性的认为是这二人不想周太王为难,所以才逃走了,是一种让位于季历的行为。 可问题在于,上面这段话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周太王本来就想立季历为王,这已经是决定好了的事情,那太伯二人又何必逃走呢?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周太王立季历的行为,在法理上是不合于礼法的。不论是立长还是立贤,周太王的行为都站不住脚。 立长,上有太伯和仲雍。立贤,这两人依旧不比季历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太伯和仲雍才选择逃走,而且还“断发纹身”。 逃走,人既然已经不在周国,则老三历季自然就成了实际意义上的长子。断发纹身,是礼仪之邦所不齿的行为,这就表示这二人十分的“不贤”。 所以太伯和仲雍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忠孝”行为。他们既让周太王可以如愿以偿,不受国人之谤,又让周国得到了一位有圣德的君王。 相比于春秋之时,各国之间权利更迭所引起的混乱,太伯和仲雍实在是圣人,难怪周国能够崛起。 这里面传递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王位传承的制度,也就是立长和立贤的问题。 看到了太伯避季历,我很自然的又想到了一个事情,那就是根据《史记》的记载,同样也是关于避让的记载。 尧去世之前,把帝位让给了舜,可舜却避让尧之子丹朱于“南河之南”。舜死后,将帝位传给了禹,禹却避让舜之子商均于阳城。禹死后,把帝位让给了益,益却避让禹之子启于“箕山之阳”。 三代传承的避让现象,和吴太伯避让季历的行为,是多么的相似,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三帝所“让”的即位者,既不符合立长,又不符合立贤(立贤是从儿子中择贤而立),所以他们的得位可以说是不合法的,至少是不合于理法。 所以,不管是舜尧,还是后来的益,都要纷纷的避让,把帝位还给“先帝”的儿子。 由此可见,在司马迁所记载的三代历史中,传统的“立长立贤”制度,早已经根深蒂固,所谓的“禅让制”不过是子虚乌有而已。 这基本可以视为史实,至少在司马迁的语境中是这样的,而是“禅让制”的说法,正是因为近人对司马迁《史记》的误读。 所以,呼吁有关单位,改掉教科书里“禅让制”的有关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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