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春秋战国之部——第四章：霸政时期
孔子作春秋，则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后世即名此时期为“春秋时期”。
孔子作春秋的说法，历来得到诸多学者大家的支持。最熟悉的莫过于司马迁《报任安书》：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段文字，在上学那会是要求背诵默写的。足够励志，但其内容本身并不经得起推敲。
且不说文王被拘演周易的真实性。
屈原赋《离骚》，是在张仪诈怀王之前，当时因上官靳尚的谗言而被怀王疏远，并未被放逐。当然，这可以算是疏远程度的问题，勉强说得通。
《国语》作为国别体的史书，涉及当时各国的资料，以那个时代的信息交流传递的能力，靠个人搜集齐全几乎不可能，再考虑当时书写困难，简策繁重，一个盲人再有才华也做不到完成《国语》，除非他有一个非常给力的团队。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这个逻辑不对。孙膑师从鬼谷子，是先精通兵法才遭到妒忌被迫害，而不是先被迫害然后再发愤图强，修习兵法。也就是说，就算孙膑不残，也会有《孙膑兵法》，甚至可能更完备。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个时间顺序不对。吕不韦组团编《吕氏春秋》的时候，是在其鼎盛时期，“家僮万人”，成书时悬赏一字千金，这本书已经名声大噪。而迁蜀则是多年以后的事。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这也和他自己写的《史记》矛盾。韩非先著《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有人传入秦国，得到秦王赞叹，才有后来的囚秦。
至于《诗》三百篇，按通行的说法，属于民间采诗，并非圣贤发愤之作。
由此来看，司马迁的这段文字从头到尾都有硬凑的嫌疑。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的前言部分指出《春秋》原本鲁史，孔子别说作《春秋》，连修改《春秋》都存疑。论据充分，更为可信。
周室东迁，共主衰微，王命不行，列国内乱，诸侯兼并，戎狄横行，中国不绝若线。
从迁都到整个中原命悬一线，这是一环套一环的连锁反应。在此形势下，产生齐桓、晋文霸业。
霸者标义，大别有四。一、尊王。二、攘夷。三、禁抑篡弑。四、制裁兼并。
这段阐述，纠正了我以往的认知。大凡乱世出英雄，或行王道，或成霸业，而王道的层次似乎要高于霸业，这是儒家思想的牵引，外加恶霸形象的根深蒂固，让我产生霸业伴生骄横和无礼的想法。
正相反，春秋霸业首要是尊王，征不享，卫护诸夏。起码在大义层面是如此。
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显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瞭解。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的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关于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以往也被误导。
旧说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远居四裔，而诸夏在中原，此观念殊不可恃。当时盖为一种华、夷杂处的局面。
随着列国的交往和联姻，中原和少数民族早已形成杂处的局面。而蛮夷、戎狄、夷狄、蛮戎等都可兼称，并非单一的，特指的民族。
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强行划分的说法，大概也是中华民族思维中的一种潜意思文化。类似的情形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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