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秦汉之部——第八章：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
先巩固我之前有些模糊的知识点：
封建时代的农民，对其上层统治者，约有如下几种负担：
一曰税。此即地租。农民耕地，在整治观念上，系属于其地封君之所有，故农民对其封君每年应纳额定之租税。
二曰役。因土地所有权的观念，转移到农民的身份，耕地者对其所耕地之封君有臣属之关系。因此每年于农隙，又须对其封君为额定的几天劳役。
三曰赋。遇封君贵族对外有战事，农民须对其封君贡献车牛，或劳力。
四曰贡。此出农民情感上之自动，如逢年过节，向其封君献彘、兔、鸡、鹅或丝、布之类。
以上四项，一为粟米之征，二、三为力役之征，四为布帛之征，沿袭到秦汉。
汉初，农民对政府负担大体包括：田租、算赋、更戍。
其中更戍又分三类：
——中央政府之防卫，即“正卒”。年二十三乃为之，以一年为期。
——边疆戍守，即“屯戍”。天下人皆戍边三天。
——地方劳役，即“更卒”。一月一更。
农民在无可聊赖中，首先是出卖耕地，出卖耕地后生活不免更苦。
其次只有出卖妻子乃至于出卖自身。此为汉代奴婢盛多之来源。
否则亡命。舍匿亡命有罪；而或则冒罪藏匿，是为“任侠”。商贾必盛蓄奴婢，任侠必多匿亡命。
“侠”的概念，最早出自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明显是一个负面的概念。
《汉书·季布传》注：“侠之言挟，以权力挟辅人也。”这层含义与韩非相承。
而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倾注了较多的个人情感，《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人和事都有正反两面，司马迁从“侠”的积极一面去看待，突显“言必信，行必果，君子一诺千金”的一面，同时也承认与“正义”不符，却也无可指责。
《说文解字注》引如淳：“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这个阐述相对客观了。
所以《王力古汉语字典》释义：“言必信，行必果，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人。”
核心在于“义”，所谓的义，自然是“同是非”。至于是否正义，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更何况，什么是正义，又有多少人能说得清？
往后，随着民间文学的传播，“侠”在见义勇为的前提下，又进一步拥有了“正义”的一面。明清公案小说，“侠”更多是相对绿林道而存在，通常都是区别于下五门的上三门，成为官府的一员，或者官府的友军。如《三侠五义》、《施公案》等等，这层意义伴随着近、现代评书文化的兴盛，在民间得到最大限度的普及。
而再往后，现代武侠小说席卷全国，“侠”的身份又变。
梁羽生的小说，“侠”从官府的友军走到了官府的对立面，成为“朝廷鹰犬”的最大反对者。
古龙的小说，快意恩仇，有些接近其最原始的存在，肝胆相照，盗亦是侠。
相对而言，金庸的小说没有走入极端，更多是进一步放大“言必信，行必果，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这积极的一面，而其又品行善良，铲除黑恶势力。因其和梁羽生不同，虽依托历史，却又在同时尽可能抛开历史，渲染江湖，而大侠所为，大多正大光明，所以能深入人心。
《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一段话：“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不知是金庸刻意，还是随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将“侠”推到了光辉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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