澡花一朵朵,想法一堆堆。
今天,小澡哥跟大家谈谈曾国藩的领导力从“儒”到“法”再到“道”的螺旋式成长轨迹。
对领导者来说,仅有清晰而执着的理念是不够的。成熟的领导者,除了追求理想之外,还需要清醒的现实取向,需要在现实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和彻底的现实主义优美结合的典范。
欧阳兆熊曾评价曾国藩“一生三变”: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程朱,即程颐、程颢兄弟与朱熹,是理学大师;申韩,即申不害与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黄老,即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别称。欧阳兆熊的这段话,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力从“儒”到“法”再到“道”的螺旋式成长轨迹,实际上也是从理想到现实再到成熟的成长轨迹。
1. 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
曾国藩在北京做官的时候,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所谓理学,就是要“学做圣贤”。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终身追求,他的格言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所以,他每天写日记反思自己的行为,逼着自己进行品格的提升,力图达到道德完美的圣贤境界。用现代管理学的话来说,追求卓越是曾国藩一生最大的价值驱动力。只有具有这样的价值追求的人,才能真正成就伟大的事业。
理学对曾国藩的第二个影响是保卫孔子的道统,即“卫道”。太平军信仰天主教,到处烧孔庙、烧诗书,宣布上帝罚孔子在地狱扫厕所。这些做法激起了当时读书人的仇恨,欲灭掉太平天国而后快。曾国藩是这些读书人的代表性人物。他以“卫道”为旗号,号召仇恨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即所谓“抱道君子”,奋起与太平天国对抗。这就把一场军事战争变成了文化上、价值上的“卫道”战争,使湘军成为“在韩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这是曾国藩能够成就事业的根本因素。
儒家思想带有明显的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至上主义色彩,过于相信道德伦理的力量。但是,现实世界从来都是复杂多样的,都是不完美的,因此理想主义色彩过重的儒家知识分子,往往无法把事情做成。对于必须在乱世之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国藩来说,仅仅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2. 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带兵打仗,“一变而为申韩”,开始运用法家的做法。如果说儒家的核心是“德”,主张人性有向善的可能,相信道德的影响力、感召力;那么法家的核心是“利”,主张人有逐利的本性,相信权势才是真正具有让人信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才能改变。简言之,法家相信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利益而运转的,社会的本质是弱肉强食,靠实力来争夺利益。
与儒家相比,法家思想非常现实。这种现实取向让曾国藩的理想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道德理想主义。它使曾国藩能够透过一些表面的温情脉脉,来看清楚深层次的利害,对人情世故有清醒的认识,从而达到“巨细周知、表里洞彻”。这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
但是,法家是有自身的不足的。法家最大的问题是过于强势,过于冷酷,过于霸道,过于刻薄,过于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当曾国藩兵败,人际关系极度紧张,被皇帝罢免了兵权,回家守制时,跌入了人生的最低谷。挫败一度使曾国藩陷入无尽的焦虑抑郁之中,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心一意想做事,所到之处,官场却总是跟他做对,甚至连朝廷都对他弃之如敝屣。
这次挫折使曾国藩深刻自我反省,他的朋友欧阳兆熊的一席话“岐黄可医身疾,黄老可医心病”,让他茅塞顿开。经过长达近一年的反思,他终于意识到,问题其实就出在自己身上。
3. 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这一年的自我反思对曾国藩的人生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他“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如果说法家(和儒家)的特点是“刚”(如“无欲则刚”),那么道家的特点是“柔”。道家主张,“柔弱胜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法家(和儒家)的弊端是逞强,是刚愎自用,是自以为是。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要打破人的自矜、自是、自彰,从过分的自我中心之中走出来。
领导者是组织的核心,往往会把自己看得高,把别人看得低;把自己看得重,把别人看得轻。这是人性的本质。领导力的修炼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是一个走出小我、成就大我的过程。曾国藩“大悔大悟”“乃知自己全无本领”,正是对过去的过分自我的超越。一个“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的人,其行为往往是开放的、谦和的、吸收的、合作的、超越自我的。这样才能汇集与吸收各方面的能量,最终成就一个全新的大我。
领导行为的失败,往往是由领导者自己造成的。当一个人走出自我的藩篱时,心态、认知和待人处事的风格都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它会使人更清楚地认清自己,也更清醒地理解别人,学会倾听,学会欣赏,学会包容,从而更好地处理“人”与“我”的关系。这是领导力修炼达到成熟境界的最终体现。
如果说儒家给曾国藩以理想的追求,法家给曾国藩以现实的眼光,那么道家给曾国藩以真正成熟的心态。曾国藩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同时还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从而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界。
参考资料:
宫玉振,《管理的历史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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