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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历史的法庭-1至3
（四）
七七事变后，日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似乎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9月下旬，晋北的国民党军队退至平型关、雁门关内长城一线，八路军为阻止日军的追击，特命令115师于平型关伏击日军。为了达到伏击的目的，115师特地选择了最难走的山路小道，那天夜里寒雨倾盆、雷鸣电闪，行军中甚至有许多战士被山洪冲走，早早的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他们虽然没有战死沙场，但同样是为国捐躯的忠烈。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115师主力仍以顽强的战斗作风在天亮之际，按预定计划埋伏在谷底公路南侧的山地。那时的他们已经变成了泥人。
能有如此之高执行命令的坚决性，与他们的师长不无关系。
国共合作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三个师：
第一，120师。由红二方面军第二、六军团，第三十二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二十八军编成。全师1.4万人，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
第二，129师。由红四方面军第四、三十一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九、三十军编成。全师1.3万人，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
第三，115师。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十五军团和陕北红军第七十四师编成，全师1.55万人，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师长聂荣臻。
师长，林彪。
林彪
为了打好这场仗，林彪先后三次亲自到平型关一带勘察，才决定利用关沟至东河南镇之间公路修在山谷中间的有利地形扎下口袋。
第一次，他把平型关周围一切山势、地形、村庄、河流、公路都牢牢地记在心里；第二次，他化装侦查，着重勘察了老爷庙和乔沟南侧山地，那时，一个较为成熟和完整的伏击计划已然在其脑海勾勒而出；第三次，他直接将伏击位置精细明确到团一级。
智者千虑，万无一失。
果不其然，25日凌晨，从灵丘城开来的日军一头扎进了林彪的口袋。
虽是埋伏，但对115师来说，战斗依然异常惨烈。
被偷袭的日军虽然四散开来，但完全没有奔逃的迹象。他们依靠地形，各自为战，与汹涌而来的八路军凶狠白刃，毫不退缩。事后，师长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经验》一文中也不得不发出感叹：
“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
敌人是块硬骨头，但还是被115师啃了下来。
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灭第5师团辎重队和第21旅团一部一千余人，击毁马车200余辆，汽车100余量，缴获军马50余匹、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九二式步兵炮一门。
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贺电曰：“贵军受命抗敌，立奏奇功，挽西线垂危之局，破日寇方长之焰，捷报传来，万众欢腾，谨电驰贺。”
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贺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
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它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的鼓舞了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一时间，国内外各大报社、电台都争相报道。
当时的我们太需要一场胜利了，平型关大捷犹如久盼的春雨，肆意的滋润着遍地狼烟的中华大地。著名爱国志士、时任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先生事后写道：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
四十八年后，当年115师的副师长，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聂荣臻回忆起平型关时，仍热血澎湃、作诗抒怀：
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愁；
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
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
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
无疑，平型关留给我们的是光荣与希望。
然而，历史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单面的，有辉煌耀眼的正面，就必有黯淡无光的反面。
平型关一役，留给我们的应不仅仅只是光荣与希望，还应有许多对比和反思。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都忽视了一个很小的细节，而这个细节，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抗日战争打了整整八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平型关一战，一千余名日军全部战死，无一人被俘。
这是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一个可怕的细节。
“战前我们给战士作动员，说是要优待俘虏，我们准备要抓1000个俘虏好送到全国各地作展览。结果一个也没抓到，这时的鬼子还真有点武士道精神，到死都不投降。我亲眼看着我们团的一个副营长背起一个鬼子的伤员往后走，结果被鬼子把耳朵咬下来了，气的旁边一个排长一刀把那个鬼子的脑袋给砍下来了。”
这是时任686团组织处股长的欧阳文的真实回忆。
在今天，许多电影、电视剧和文学作品中，为体现人民英雄无所畏惧的精神，总是把日军描绘的愚蠢粗暴、不堪一击，所以有了“抗日神片”、“抗日神剧”、“抗日神文”。而我们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就是在这些“文化”的影响下，竟渐渐认为日本是一个无能而软弱的民族。
殊不知日本从来都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民族。
他们崇拜强者，并且渴望超越。
他们不是只会满嘴“八格亚路”的愚蠢“鬼子”，而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
据老兵回忆：他们的枪法很准，而且尤其擅长拼刺刀。三个日本人背靠背连十几个人都近不了身。即使被打散，他们仍有极强的战术观念，仍会自寻战机，拼死一搏。
为什么一直为我们现代人所不屑的日本鬼子，能有如此之强的战斗力？也许他们《步兵操典》里的一句话能给我们答案。
“当俘虏不仅意味着自己身败名裂，而且意味着父母妻小永世抬不起头，最后一颗子弹，永远要留给自己。”
在中国军队中，又有多少军人殊死拼搏，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整个抗日战争中，在华日军最多时有近200万，而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竟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足足有210万。
“伪军”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汉奸”。
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无法回避的污点，一个值得我们所有后人深思的历史课题。
也许那些所谓的“伪军”能得到一时的虚名与荣华，但历史的法庭永远没有漏网之鱼。
抗战期间，最臭名昭著的汉奸莫过于这三人：汪兆铭、陈公博与周佛海。
他们的下场又是如何？
（五）
汪兆铭，字季新。因其以“精卫”为笔名，故后人多称其为汪精卫。
汪精卫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汪精卫坎坷而不息的前半生，可称得上世人皆敬的楷模：
13岁，母亲病逝，14岁父亲病逝。1902年3月，十九岁的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夺第一名；二十一岁考得留日官费生；二十二岁就走向革命，拜谒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在其中担任“评议部评议长”的要职。投身革命后，汪更是积极活跃，先后于《民报》上发表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言辞正义慷慨的文章，颇受孙中山的赞赏。1909年，汪出任《民报》主编。
只是这样，或许还不足以让他搏得日后的显赫高位。
汪这一生，最为重要也最为辉煌的时刻，莫过于27岁时，决心激进革命，刺杀清廷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
1909年，汪精卫、黄树中、喻云纪、黎仲实、陈璧君等人秘密成立了一个暗杀组织，准备“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孙中山听说后急忙去信，劝其不可冲动，可血气方刚的汪精卫却心如磐石，坚决回绝。
那时的汪精卫，是敢于为了革命英勇献身的。
经过事前调查，摄政王载沣上朝进紫禁城时，有一座小石桥为必经之路。汪精卫等人便决定在小石桥下埋下炸弹，并接出一条电线，待载沣过桥时，躲在桥北阴沟里的人便按下开关、引爆火药。
暗杀计划决定由黄、喻二人安置炸药，由汪精卫负责引爆。
事实最后证明，熟读诗书的秀才，确是做不来这打打杀杀的事情。
第一夜安放炸弹时，忽闻犬声四起，只好心虚折回；第二夜炸弹放好，准备接电线时，却发现电线短了几尺，只好又作罢；第三日夜，黄、喻二人被密探盯上，暗杀计划已然败露；之后，在他人的指证下，三人全部被捕入狱。
暗杀虽败，仍石破天惊。
几日之间，三人“荆轲刺秦”般的故事就大街小巷、人尽皆知。被捕的汪精卫自知生还无望，索性于狱中洒脱赋诗，求死明志：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颇与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临刑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壮言相似。
汪精卫自此名扬四海。
可就是这么一位人皆敬之的革命英雄，却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人皆恨之的卖国贼。
战争伊始，汪就极力鼓吹“亡国论”，身居高位的他四处奔波叫嚣“晚和不如早和”，亲日的嘴脸一览无余。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于南京成立，当日本主子节节败退，独木难支时，汪伪政府竟在《宣战布告》中决定“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并言日本发动的战争，乃“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
身为一名中国人，却发誓要协助侵略中国的日本，“廓清”抗战的同胞，其卖国谄媚之丑陋嘴脸一览无余。
“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历史的严肃性与戏剧性，尽在于此。
1944年11月10日下午，病入膏肓，面容枯槁的汪在名古屋一座寒冷的地下室死去，死后日军将其葬于他生前选好的南京梅花山下。这样的下场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后来，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汪的坟墓被炸药荡平，并焚棺扬灰，尸骨无存。
据说1941年除夕时，汪在自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开为党为国为民之大业。
民族英雄之风骨尽览无余。可没过多久，该联就被人偷偷加了几笔：立泯族泯权泯生之宏愿，开伪党伪国伪民之大业。
真真假假，为国伪国，自有后人评说。
蒋介石对背叛的态度是极为坚决的。
汪死后，陈公博担任新一届伪国民政府主席。那时的陈眼看日本人大势已去，便极力讨好蒋，日本战败后，陈第一时间将伪国民政府解散，誓要助蒋“剿共”。
陈公博
然而，蒋从来瞧不起叛徒，尤其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叛徒。
1945年8月，陈潜逃日本。在蒋的再三追要下，日方谎称陈已畏罪自裁。
畏罪自裁？蒋不信，并且提出一个十分决绝的要求。
验尸。
无奈之下，陈被引渡回国。
法庭之上，首席检察官韩焘的起诉书从下午两点半一直念到三点半，长达一个小时。
而陈公博的自白书，则足足念了两个小时。
起诉书用一个小时罗列了十大罪状，陈在自白书中用了两个小时一一抹去。可他这一生的是非，又岂是一两份文件所能够说清楚的？
最后，起诉书与自白书的洋洋长文，被浓缩在判决书的17个字中：陈逆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
次年6月3日，陈于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被执行死刑。行刑之前，陈书绝笔曰：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常不满为心。
他至死还希望能被宽容。
可他提笔前是否想过九泉之下的无辜亡魂能否答应？
陈被处死后，其家属费尽力气将其尸首运到上海，入土后连墓碑都未敢立。
三大汉奸中，最值得后人深思和玩味的是周佛海。
周佛海
其实陈独秀并不是中共一大后的第一任书记，在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未回上海之前，代理书记是周佛海。
但是，后来旅日归来的周渐渐脱离了中共，并捡起了国民党抛去的橄榄枝，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内部的“状元中委”，并一度叫攘：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又于1938年背叛蒋介石，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抗战后期，眼看日本人回天无力，周又果断抛弃汪伪政权，并厚颜无耻的再次投到蒋的门下。
他将“叛徒”一词演绎到了极致。
“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
信誓旦旦的保证与鞍前马后的效劳讨到了蒋的欢心，竟被一向对叛徒铁面无私蒋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总指挥。
只是，不知他在中共一大组建中国共产党时，是否也是如此的信誓旦旦？
历史法庭永远没有漏网之鱼。
日本投降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惩治“汉奸”，陈公博入狱后，逍遥法外的周佛海自然成为民众讨伐的焦点。1946年1月3日，一篇《周佛海怎么样了，我要为沦陷区同胞大苦》的文章传遍上海街头。
“试问罪大恶极的周佛海，为什么至今仍没有发落？而且像他那样的人，难道还要调查犯罪证据？只要单看我们手头的一张一张的储备票就可以指定他一百个死罪！政府不让他在上海法院受审，难道政府还如此痛惜这个败类的生命？解到重庆之后，今日不提，明日不讯，延宕再延宕，我们老百姓要问问政府究竟有什么心肠？如果周佛海不立即明正典刑，那么中国根本无汉奸，中国根本无叛逆。我为我的沦陷区同胞大哭。”
迫于压力，蒋终于将周收监，首判死刑，最后在“活动”下又改判无期，收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从中共书记到状元中委，从状元中委到股肱之臣，再从股肱之臣到上海总指挥，最后，这只朝秦暮楚的“奸虎”于破壁阴森的“老虎桥监狱”疾病突发，口鼻溢血而死，终年52岁。
投日前夕，周在日记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别矣，重庆！国家存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唯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之断绝之时欤？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
日记中，他时时刻刻把“国家”置于个人之前；可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一生都在为“个人成败”奔波。
历史总是充满着无法言喻的巧合。
陈公博死于苏州狮子口，周佛海死于南京老虎桥。
这一狮一虎，在百万伪军中恰如其分，真是莫大的讽刺。
对于投敌卖国的汉奸，当时国民政府的处罚还算是比较严厉的。
伪省长以上死刑，伪部长一般为无期徒刑，伪次长为7至15年，伪局长为3至5年，其余一般为6个月到2年或处以罚金。据统计，当时全国共审判“汉奸案”25155件，共判刑14932人，其中死刑369人，无期979人，有期13570人，处罚金14人。这些人或曾风光一时，或曾权倾一地，但最终，都被永远的钉在了民族的耻辱柱上。
一时的得意与万世的失意，这笔帐，他们一辈子没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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