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

“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

官本位文化起源于战国时期思想家商鞅，然而官本位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恐怕是从宋代开始的，以后则愈演愈烈。

从宋代称谓可见一斑，皇帝叫官家，丈夫叫官人，顾客叫客官，观众叫看官，几乎弄得无人不官。

中国读书人热衷于当官，却既不在汉，也不在唐，而在宋。汉有投笔从戎，唐有挂冠而去，宋代官迷却如过江之鲫。视功名为浮名如柳永，最后也会求官。

那么，官成为本位，为什么在宋？

首先是宋代官员之多远胜前朝，其次是待遇之高也远胜前朝。俸禄丰厚且不说，受到祖宗家法保护，永无杀身之祸也让人羡慕。更重要的，是成为官员比以前更为容易，因为科举。

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它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作用，是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彻底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合理状态。从理论上讲，一个农家子弟只要肯读书，便有可能由布衣而卿相，顷刻之间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正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但，真正实现这一梦想，却不在唐，而在宋。

第一，考试内容变了。唐代进士科是要考诗赋的。这就不但要有天分，有才华，还要有修养，而大多数家境贫寒的士人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王安石变法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官方唯一指定内容，大门终于向所有人敞开。

第二，读书变得容易，因为印刷术。雕版印刷虽然是唐代发明的，大量印刷各类图书却是在宋。由于批量生产，书价降低，受惠者便是寒门，福建甚至出现了盗版的科考复习资料。

第三，宋代科举录取人数极多，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竟多达1300多人。即便经年累月屡试不中，也不至于就老死科场，因为可以按照太宗皇帝发明的“特奏名制”赐予科班出身。

第四，宋代科举考试相对公平。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唐代王公大臣和社会贤达是可以推荐人选的，叫“通榜公荐法”。腐败严重时，竟然暗箱操作内定名单。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赵宋官方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规定，包括：

任何人不得推荐候选人；
权要的子弟亲属参加考试必须公开申报；
殿试实行誊录制，试卷另外誊写，不注姓名；
在职官员单独考试。

更重要的是，宋代进士待遇更高。唐代科举及第之后还要通过吏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宋代则只要通过殿试便立即授予官职，叫“榜下即用”，又称“老虎班”。仁宗皇帝更是规定参加殿试的一律录取，只排名次，以免落榜生流离失所或无颜还乡。

及第进士的前程更是远大。从真宗皇帝开始，这一身份便成为担任宰相的必备条件，就像汉初的宰相必须先有军功并且封侯。也就是说，汉是封侯拜相，宋是及第拜相。宋重文治，汉尚武功，已是昭然若揭，毋庸置疑。

同样，宋代皇帝之尊重读书人，也可谓前越汉唐，后逾明清。从太祖和太宗开始，历代皇帝在殿试之时，往往亲临现场，甚至亲自阅卷。宣布进士排名时，皇帝和公卿都会行注目礼。状元从皇宫走到街头，更是万人空巷。当时有人评论说：即便收复了契丹夺去之地，也不会这样荣耀。

更疯狂的是榜下捉婿。

这也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一大奇观：每到放榜那天，京城的达官贵人和富商豪门就会倾巢出动，守候在新科进士走出皇宫的路上，从那些穿绿衣服的新贵们当中挑女婿。有些位高权重或者财大气粗的，甚至抓住一个就往家里拖。他们的女儿也坐在车里东张西望，看见中意的便让父亲去抢。正如王安石所说：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

欧阳修，就是这样成为一位副宰相之女婿的。

范仲淹则帮过晏殊的忙。他在殿试之前就向晏殊的夫人推荐了一个名叫富弼的秀才，富弼也果然中了状元，后来还成为宰相。这就叫榜前择婿，品位比榜下捉婿高。但，无论榜前还是榜下，看重的都是有没有仕途上的前程。

这其实也是时代特征：汉代重军功，魏晋重门第，隋唐重勋爵，两宋重学历。不能金榜题名，就没有高官厚禄，反之亦然。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不形成于汉，在宋。

赵宋官家提高文官待遇，倡导读书做官论，由此在全社会形成了官本位的观念。

这种风气虽然颇遭诟病。然而，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重“官”的社会。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