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照相,现在的人们一点也不会感到陌生,它已成为人们记录生活过程的重要手段,如出生照、学生照、毕业照、工作照、生活照等,闲来翻看一番,勾起了满满的回忆。
照相过去,由于条件限制,人们很少照相。七十年代时,只有县照相馆的工作人员,用自行车驮着笨重的照相器材,每年一次地来到村里的大队部,给社员们照相。因为经济拮据,往往是围观的多、照相的少。我和姐弟唯一的一张黑白合影照片,就是在1969年秋天时母亲领我们在大队部门外拍摄的,背景上的毛主席语录清晰可见。及至初、高中毕业,学校专门请来照相馆工作人员为我们拍摄全班同学毕业合影,前排就座的学校老师和大队干部等,现在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人世。每次翻阅,他们的音容笑貌就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后面几排站立的同学,如今都已经是花甲之年,有的已经有四十余年再未见面,心想着一旦在街上相遇,能否认出对方来都没有太大的把握。盯着照片仔细端详,思绪不由地回到那书声朗朗的教室、笑声不断的操场以及参加劳动的现场,与他(她)们同窗共读的经历是我们每次相聚时的经典话题,总能牵扯出一些早已被遗忘在“爪哇国”的旧闻。
照相来省城读书以及参加工作后,我照的最多的照片就是1吋免冠照片,用于各种表格的粘贴和证书的办理。从1985年以后,就再未照过黑白照片,后期的相册内夹满了彩色照片。尤其是结婚后我咬紧牙关、克服经济困难购买了一台红梅牌135照相机,把女儿的成长过程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下来,有些照片至今还作为女儿和朋友们炫耀的谈资,翻拍后作为头像或在其它地方使用。这期间令我深感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胶卷和冲洗费用比较昂贵,每卷平均达到30余元,占到我月收入的一半左右。所以,在快门按下后产生的瞬间快感以及看到照片后的喜悦背后,也隐隐地潜藏着一些痛苦的感觉。2003年夏天,我乘着去广东出差的时机,原想购买一台便宜的“水货”摄像机,后在朋友的劝解下在专卖店购买一台品牌摄像机。并在回太原后不久,又相继购买了数码相机、彩色打印机、图片编辑软件等,家中摄影(像)设备成龙配套,不仅为家人拍摄,也为朋友们的婚礼以及小孩生日庆祝活动提供免费服务。同时,也为《公司信息》中配发的插图提供帮助。通过锻炼,我掌握了在行进中拍摄影像且能够保证质量、效果的技巧,让人们惊叹不已。2015年,我又花巨资购买了一台数码单反照相机,拍摄质量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小外孙女的生日照片就是我在家中拍摄的,别人看后还以为是哪个专业“影楼”的杰作呢。只是单反相机重量较大,不适宜长途拍摄。否则,一天下来脖子都有点困得受不了。
照相近十余年来,我拍摄的对像由人相逐步地转变为自然风光。尤其是使用智能手机后,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拍摄,图片发往微信朋友圈与大家共同分享,或在《简书》平台发表,激起了网友的共鸣,收到一定程度的反响,我也从中收获了不少的快乐,增添了业余生活的情趣。只是我个人的形象几乎再未出现在照片之中,这一方面是由于拍摄的兴趣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也是防患于未然,因为现在的科技水平非常发达,少数别有用心之人有时会利用已有的图片“移花接目”,P出一些不堪入目的图片,对当事人实施敲诈勒索。我就曾经收到过两次这样的图片,并威胁我将一定数量的钱款打入指定的帐号,否则怎么怎么地,后果自负!有道是身正不怕影子歪,对这些信件我都是置之不理。但生怕由此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与其费尽口舌解释半天,到不如让不法分子没有可乘之机为好。为此而感到悲哀和痛心,不法分子凭什么要剥夺和限制我自由拍摄影像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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