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工作，空闲，我就常常背着包在城里游荡。
因为年轻，我不知道我是那么的受得了寂寞，我总是一个人在冬日的暖阳里兴致勃勃的走着。
看月坛公园里站满着一树一树灰蓝色的硕大喜鹊，看悯忠寺后院里的午后阳光一点点的斜下来，看雪地里小山一样喂鸟的谷物。
远方是连绵的山，佛前是信徒不远万里带来的虔诚低语。
那个时候，我一点也不焦虑，仿佛青春永不会老去，仿佛岁月如同奔腾的河水，再不会干涸逝去。
那个时候我住在苏州街，我的老板指着不远处的校园跟我说，去读读书吧，或许读书能改变你的性格，然后，去找寻到你自己的生活。
很可惜，我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惯常用我对人性的熟知去刺伤别人的人性，在别人伤痕累累的同时，我也背负着满是尖刺的身体，一步一步的老去。
胖哥和我说去北京分公司工作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在小高的酒店客房里，小高这个时候已经入职了一家专门对应我们这个行业的外企，赶上TJ公司全国销售培训会，他也跑回来一起蹭项目，他开了间标房，正好我第二天早上有培训，公司离家远，我就睡在了他的客房里。
晚上小高兴冲冲的跑回来跟我说，胖哥让我去做北京地区的销售，我愣了一下，从心底里我是抗拒离开上海的，那种独自一人身在异乡的滋味，我在苏州街睡沙发的时候，就已经受够了。
所以当小高告诉我这个所谓喜讯的时候，我并没有多么的开心，甚至有那么点沮丧，到底为什么沮丧，我也说不清。
这种情绪，才是导致接下来我在杨玉和胖哥之间摇摆不定的主要原因。
当杨玉和胖哥问我愿意跟谁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表露出我听从组织安排的状态，这从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的心态，我不想主动的离开上海，但现在同副总裁的关系也实在是很尴尬。
在我的内心里，并不希望做出选择，而是更乐意于把命运推向被动，这种心态和我的性格有关，也和经历有关。
从遗传学来讲，我的性格遗传自父母，父亲是典型的被动型人格，老派知识分子的脾性，一直在大国企中任职，崇尚一切由组织分配，一切听组织安排，遇到不公平待遇以生闷气为最极端的抵抗方式。
母亲天性开朗，是典型的主动型人格，并且在前几十年的家庭生活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按道理来讲，几十年共同生活伴侣下来，应该是父亲的性格受母亲影响才对，可年龄越长，我却明显的发现，正是父亲那默默的被动型性格潜移默化了母亲的性情，乃至全家。
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种被动型人格导致了我多次的重大失败，我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它带来的危害，直到现在，我仍旧不能从它带给我的疲惫感中挣脱出来，当我面对困难、麻烦乃至选择障碍的时候，我仍倾向于将所有的推动力交托给命运，而不是自己理性的选择和主动出击。
北京是去了，但事情原本没有那么简单。
就为了我是去分司还是留在总部这件事，杨玉和胖哥争论了整整一路，这种争论其实毫无实际意义，只不过，它却充分的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这其实是我的一种误会，只不过这种误会，却给我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北京的客户在蔡老板的陪同下走了一圈，也不过是点头之交，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厚的情谊在里面。虽然有一些项目机会，但也都是捕风捉影的机会，一时之间难以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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