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而发现并扶持他的伯乐熊庆来却鲜为人知,实际上熊庆来是中国数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其函数论研究成果被誉为“熊氏无穷极”,并以此载入世界数学史册。
熊庆来熊庆来(1893—1969)字迪之,云南弥勒人,1893年10月23日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朋普镇息宰村,这是一个汉人和少数民族混居的地方,熊庆来祖上是江西金溪人,早年家族随清军镇守边疆而在此安家落户。熊庆来的父亲熊国栋曾担任云南巧家县儒学训导,也在赵州府(云南大理)担任学官,为熊庆来的早期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00年,熊庆来进入私塾开始系统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为了培养熊庆来,熊国栋为儿子聘请了两位先生,一位传授传统国学,一位教授西方西学,包括法语、数学和其它自然科学,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东南亚法国所辖殖民地接壤,因此深受法国等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得风气之先”的环境下,对熊庆来的早期教育和成长颇有一定的影响。
20世纪之初,清政府开始废除科举而推行新政,地处西南的云南昆明也先后成立了许多现代新式学堂。1907年,熊庆来随父亲来到昆明,考入云南高等学堂预科学习,云南高等学堂的前身是云南方言学堂,其课程主要包括国文、数学、格致,外语等,而外语所占比重又较大。
1909年,年仅16岁的熊庆来尚在求学之中,就遵循父母之命,与家乡一位教师的女儿姜菊缘成婚,并与之相守一生。
1911年,熊庆来考入云南省外文专修班攻读法语,1913年,熊庆来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赴比利时留学的官费生资格,当年云南省向海外派遣的官费生只有13人,受当时实业救国的影响,也因为云南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熊庆来选择去比利时包芒学院学习采矿专业。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比利时被德国占领了,熊庆来只好离开战时的比利时,绕道荷兰、英国来到法国,但当时法国的许多矿业学校也都因为战争原因而被迫关闭,熊庆来只好改学数学和物理学专业,先后在格伦诺布尔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耶大学、马赛大学学习,并于1920年获得马赛大学理科硕士学位,其用法文撰写发表的《无穷极之函数问题》等多篇论文,以其独特精辟严谨的论证而获得法国数学界的好评。
熊庆来在法国留影1921年春,熊庆来途径越南回到云南,原本是应云南都督唐继尧之邀,创办云南第一所大学——“私立东陆大学”,以改变云南没有大学的历史,但熊庆来回国时,恰逢云南政坛发生政变,唐继尧被迫流亡香港,熊庆来只好在云南甲种工业学校、云南路政学校担任教员。
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在南京正式挂牌成立,熊庆来应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之邀,携妻子和儿子前往南京,出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并主持筹建创办算学系。国立东南大学算学系应该是国内大学中第三个开设算学系的高校,第一个开设算学系的大学是北京大学,而第二个开设算学系的是私立南开大学。
当时的国立东南大学在校长郭秉文的主持下,提出了“通才与专才平衡、人文与科学平衡、师资与设备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的办学方针,以民主理念办学,以科学精神治校,吸引了海内外众多精英学者前来执教,任鸿隽、叶企孙、胡刚复、竺可桢、秉志、茅以升、胡先骕、梅光迪、吴宓、杨杏佛、陶行知、何鲁、陈鹤琴等知名学者都曾在国立东南大学执教,使国立东南大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熊庆来之所以能被国立东南大学聘请并委以重任,完全是因为何鲁教授举荐的结果,何鲁教授是将现代数学引入中国的先驱者之一,曾官费留学法国里昂大学,也是第一个取得法国科学博士的中国人,可谓是一个数学天才,尽管年龄比熊庆来小一岁,却要比熊庆来早两年回国。
熊庆来到国立东南大学执教后,却惊讶地发现,国内数学领域还没有成熟的讲义和教材,因此先后主持编写了《平面几何》、《球面三角》、《方程式论》、《解析函数》、《微分几何》、《微分方程》、《动学》、《力学》、《偏微分方程》等十几种讲义,有些还成为大学的通用教材。
1926年秋天,熊庆来应时任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之聘,由南京北上京城清华学校执教,当时清华学校刚设立大学部不久,急需师资力量,在叶企孙教授的举荐之下,熊庆来来到清华园,以加强清华学校算学系的师资,清华学校算学系第一任主任是郑桐荪教授,1928年,熊庆来接替郑桐荪出任清华算学系第二任主任,并在清华学校算学系开设了微积分、微分方程、分析函数等高难度的数学课程。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执政之后,将清华学校改组为国立清华大学,由罗家伦出任第一任校长,从此,清华大学以高起点迈入中国著名大学行列。
1930年,熊庆来接替叶企孙代理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在此期间,熊庆来编写若干种讲义和教材,其中以《高等算学分析》为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并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列入第一批《大学丛书》。
1930年,熊庆来在清华大学创办了数学研究部,并开始招收数学专业研究生,陈省身、吴大任成为国内最早培养的数学研究生,在熊庆来的影响之下,先后出国深造数学的有江泽涵、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騄等人,这些人学成归国之后,都成为国内数学界的后起之秀,其中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騄都曾于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陈省身是中国大学培养的第一个数学专业的研究生,其从私立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之后,即慕名投考了清华大学,当时数学系教授有熊庆来、郑桐荪、孙光远、杨武之等知名教授,由于研究生部迟办了一年,陈省身因此给时任系主任熊庆来当了一年助教,后来又师从孙光远教授研究微分几何。
被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是熊庆来慧眼识华罗庚的故事,1931年寒假期间,熊庆来在《科学》杂志上看到一篇数学论文,即华罗庚所撰写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熊庆来觉得文章层次清晰、论证周密、语言简练,不禁为文章叫好,他以为华罗庚是哪个大学的数学教授,当他得知华罗庚只是一名数学爱好者,数学知识都是通过自学而来,随即联络叶企孙一起向校方推荐了华罗庚,毫无学历背景的华罗庚最终被清华大学录用,而熊庆来伯乐相马的故事也由此流传开来。
华罗庚1932年,熊庆来赴瑞士苏黎世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会后,他利用清华五年一次的例假,并又请假一年,在巴黎从事函数论的研究工作,经过两年的学术研究,熊庆来撰写了《关于无穷极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学术论文并公开发表,并以此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熊庆来的这一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誉为“熊氏无穷极”。
1935年7月25日,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举行,刚从国外回国的熊庆来出席了这次中国数学界的盛会,胡敦复教授出任中国数学会董事会主席,董事会主要成员有熊庆来、冯祖荀、周美权、姜立夫、陈建功、苏步青、江泽涵、钱宝宗、傅种孙等人,熊庆来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中国数学会学报》和普及性刊物《数学杂志》。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到“七七事变”之前,华北地区在日本人的觊觎之下,局势演变得岌岌可危,1936年,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给熊庆来发来了邀请函,邀请熊庆来出任省立云南大学校长一职,但当熊庆来向梅贻琦校长提出辞职时却未能获得批准。
1936年6月,熊庆来向清华大学告假,乘火车经天津赴南京,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协商办学经费问题,随后又经由上海、香港、海防、河内等地抵达昆明。
熊庆来在拜谒龙云时,提出了五项办学条件:一是将云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二是将教师工资提高到国立大学的水平;三是省政府不能干预学校事务;四是校长有招聘和解聘教职员的权力;五是学生入学需经考试录取,不得凭条子介绍。云南王龙云不仅全部答应这些办学要求,而且还亲赴南京找蒋介石,要求将省立云南大学改为国立云南大学。
1937年9月16日,熊庆来正式出任省立云南大学校长并主持了当年秋季的开学典礼,熊庆来上任伊始,即提出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宗旨:1.慎选师资,以提高学校地位;2.严格考试,以提高学生素质;3.整饬校纪,以维护学校风气;4.充实设备,以培养研究之能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昆明成为许多文化机构的首选之地,也云集了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也为云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1938年,省立云南大学正式改组为国立云南大学,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之后,昆明又一颗璀璨的明星。
熊庆来以厚德载物、会泽百家的精神,先后聘请了顾颉刚、罗隆基、吕叔湘、汤用彤、刘文典、胡小石、钱穆、吴文藻、林同济、费孝通、施蛰存、白寿彝、尚钺、楚图南、华岗、吴晗等文史学家到校执教,自然科学家中则有陈省身、华罗庚、庄圻泰、严济慈、王世魁、赵忠尧、曾昭抡、赵雁来、陈植、秦仁昌等人,熊庆来还聘请张奚若、潘光旦、冯友兰等西南联大教授到云南大学兼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投降诏书,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云南大学也在抗战的炮火中发展壮大,1946年,云南大学被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一,这时的云南大学设有5个学院,18个系、3个专修班、3个研究室。
但是随着国立云南大学众多优秀学者教授复员,国立云南大学昔日风光不再,这也再一次证明,支撑一所优秀的大学,应该是其雄厚的师资力量,缺少优秀教授的支撑,大学也就不成其“大学”了。
1948年初,国立中央研究院评选第一届院士时,熊庆来曾进入150人的候选名单中,但1948年4月公布的81名当选院士名单中却没有熊庆来的名字,当选的数学院士是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5人,其中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都曾得到熊庆来的指导和帮助。
1949年3月,熊庆来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前往法国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届大会,在巴黎逗留期间,熊庆来因突患脑溢血而导致右半身瘫痪,在医院治疗期间,适逢云南大学政权易主,新政权不再承认熊庆来这个原校长,没有了薪酬来源,致使熊庆来在巴黎的日常生活陷入困境。
但熊庆来并没有向病魔屈服,而是以顽强的毅力锻炼用左手写字,并艰难地投入到函数论的研究工作中,并于1956年撰写了《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体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学术专著,此书被法国列为数学丛书之一。
滞留巴黎的熊庆来成为国共两党极力争取的统战对象,国民政府前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亲自到熊庆来寓所看望老朋友,游说熊庆来到台湾工作,被熊庆来断然回绝。而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委托华罗庚邀请熊庆来回国,熊庆来则毅然接受了邀请,因为熊庆来当年去巴黎开会时,并没有携夫人姜菊缘同行。
1957年6月,去国八年的熊庆来回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而华罗庚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熊庆来在当年的弟子手下从事函数论的研究,这对当年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同事,又能在数学王国里一起遨游。
熊庆来在读书熊庆来回国之时,正是国内“反右运动”处于尾声中,熊庆来目睹许多当年老朋友被打成右派,其内心也处于惶惶然之中,由于其刚刚回国,也由于统战工作上的需要,熊庆来除了在精神上处于一种恐惧中,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已过花甲之年的熊庆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数学研究中,他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了八年,撰写并发表了20余篇学术论文,另外还指导研究生发表了20余篇学术论文,并培养了杨乐、张广厚等青年数学家。
1959年,熊庆来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这既是一种政治荣誉,也是一种政治待遇,1964年,已逾古稀之年的熊庆来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这已经是享受政府副部长级的政治待遇了。
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熊庆来却未能幸免,他很快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冲击和批斗,在狂热的政治鼓噪之下,没有人敢于挺身而出,为这位中国数学界的泰斗进行辩护或保护。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不无情的揭发和批斗,哪怕态度不积极,就会被认定为革命立场不坚定,有人为了自保而落井下石,人性扭曲到了极点,面对这样一种境遇,熊庆来可谓是寒心彻骨,他以赤子之心回到祖国,却遭遇这般凌辱,实在是令人想不通啊。
1969年2月3日,一代数学宗师熊庆来,在寒冷的冬夜中死去,其死因至今不明,查遍关于熊庆来的死因,皆语焉不详,或大都是春秋写法,以被迫害致死为结论。
有这样一个细节,可以看出熊庆来之死的端倪,当华罗庚闻讯赶到火葬场时,在一大堆尸体中寻找到了熊庆来的遗体,熊庆来在去往另一个世界之时,是那样的凄惨和悲情,既没有送别的花圈,也没有召开追悼会。
后来华罗庚在《哭迪师》中,以“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尸体已入焚化间,谁是?翻遍盖面布,方得见遗容一面,骨架一层皮。”的词句,来表达自己当时的亲身经历和内心感受,但也只是在敢于发声之时,借以表达其对恩师熊庆来的哀悼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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