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之见，‘守望者’的职责是，与时代潮流保持适当的距离，守护人生的那些永恒的价值，瞭望和关心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
在《守望的距离》的序言中，周国平如是写道。
《守望的距离》一书收录了周国平先生于1983至1995年所写的散文，共分为十四辑，主要包括对人生哲学的深邃思考、为人处世的性灵讨论、爱与被爱的所思所想、寓言故事的风趣解读等内容。文章丰富而不冗杂，深沉而不晦涩，读者大可以在一篇篇随心的散文中，慢慢的品味那些超脱于琐碎生活的神秘感情与哲思。正如德国哲学家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道：“生命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不断把我们现在所拥有、所碰到的一切，都转化为光亮和火焰。”生活中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总有一些偶尔的甚至有些恍惚的时光，我们会渴望去凝练自己的思想，逃离沾满灰尘的凡尘俗世，去触碰那些如隔云端的理想国度。
而这并不是孩子气的表现，恰恰相反，这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最高阶段——自我实现。在依次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后，我们终于开始探索自身的内在价值，思索自己的存在方式。这也正是《守望的距离》开篇第一辑——存在之谜。
探究存在之谜
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起床，吃饭，上班/上学，睡觉。我们重复着前一天的轨迹，我们有名有姓，有过去的生活经历，有现在的生活圈子，有未来的规划安排。“然而，有时候，日常生活的外壳仿佛突然破裂了，熟悉的环境变得陌生，我的存在失去了参照系，恍兮惚兮，不知身在何处，我是谁，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个我。”
正如庄周梦蝶，醒来自问：“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大概，所有的人都被这样的疑问困扰过：我如何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在做梦？我又如何知道我的一生不是一个漫长而短暂的梦？流逝着的世间万物，一切世代，一切个人，究竟是不是造物者的梦中景物？
海德格尔说，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佛教说，诸法无我，一切众生都只是随缘而起的幻象。究竟何者是真？
但在对“有与无”讨论的结尾，周国平如是写道：
“正当我为我存在与否苦思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听筒里叫着我的名字，我不假思索地应道：‘是我’。”
毋庸赘言，一句“是我”，恍若晨钟暮鼓，惊醒周国平本人，也惊醒了入书的作者。
未知死，焉知生
“有与无”是周国平在《自我二重奏》一篇中提到的第一个命题，毕竟，我们的身体扎根于切实的生活，灵魂飘忽在无垠的宇宙，但只要我们无法挣脱命运的枷锁，就注定受到二律背反的困扰。“有与无”只是第一个碰到的难题，除此之外，还有“轻与重”“灵与肉”“动与静”“真与伪”“逃避与寻找”等种种困惑。我们的一生，就是在大大小小的矛盾中度过的。其中，最让人无法逃避的，大概就是周国平着重笔墨所探讨的“生与死”。金圣叹在批《西厢记》序言时就在感慨，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诚然，人生天地之间，不过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言：“要是一个人学会了思想，不管他的思想对象是什么，他总是在想着自己的死。”死亡好比太阳一样不可直视，即使我们背过身去紧闭双眼，我们也能感受到被注视的灼热，让我们如芒在背，阴影永远若有若无的笼罩在我们美好的时光上，我们能做的只是强作欢颜，去寻得一些消遣来掩盖这种幻灭的绝望感，或者强迫自己投身于繁忙的生活中，无暇顾及精神的隐隐阵痛。但这种潜伏在心底的忧郁总是在暗无声息的悄然滋长，即使在白日中我们可以短暂忘却，但黑夜时，便会在我们脆弱的梦境中向我们迎面扑来。因此，周国平说：“不如正视它，有病就治，先不去想能否治好。”
在书中，周国平先生起初试图从古人那里得到慰藉与看法，他介绍了很多先哲关于死亡的看法。譬如，古希腊哲学家普遍认为，我们死后不复存在，不能感受到痛苦，所以死不可怕。而斯多噶学派则认为，既然死亡是必然的，恐惧痛苦抗拒全然无用，那便不如爽快接受，一如蒙田所说：“死说不定在什么地方等候我们，让我们到处都等候他吧。”
除此之外，死亡的普遍性也是哲学家劝我们接受死亡的又一个理由：多少医生在给病人下死亡诊断之后，多少占星家在预告别人的祭日之后，多少哲学家在大谈死和不朽之后，多少英雄在横扫千军之后，多少暴君在滥杀无辜之后，都死去了。简而言之，在我们之前的所有世代，无人可逃过一死。诗人也曾哀叹，生命不过是死亡的遗物罢了……有关死亡的论断数不胜数。毕竟，当一个人意识到“死亡”时，便代表着他同无忧无虑的时光相割裂，再也无法回归了。
然而，这些所有的论断，几乎都有站不住脚的地方——死的可怕，恰恰在于死后的虚无，与永远的寂灭相比，感觉到痛苦岂不是一种幸福？而主动去接受死亡，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是必然的吗？显然，这并不能成为主动性的理由。至于普遍性的观点，则更是一个忧伤的寄托，死亡注定是孤独的，“在一个濒死者的眼里，世界不再属于他，他人的生和死都与他无关。他站在自己的由生入死的出口上，那里只有他独自一人，别的濒死者也都在各自的出口上，并不和他同在。死总是自己的事，世上有多少自我，就有多少独一无二的死，不存在一个一切人共有的死，死后所谓的虚无之境也无非是这一个独特的自我的绝对毁灭，并无一个人人共赴的归宿……”
因此，周国平在文章的末尾，给出了一个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死的权力无比，我们接受它并非因为它合理，而是因为非接受它不可。
这看似是一个荒谬的结果，难道我们的一切思考都是徒劳吗？
事实上，这是每个人所必经的阶段，自我意识觉醒之前，我们必须要进行“徒劳的思考”，无论我们能否获得说服自己的理由，“都好像是把人生的边界勘察了一番，看到了人生的全景和限度”。只有对死亡进行过透彻的思考，我们才能保持一种平和的幸福感和悲哀感。既为自己能够幸运地存活于世而欣喜，又为自己拥有的一切终将失去而悲哀。在世事沉浮中做一颗不改颜色的孤星的同时，又可以超脱出狭小的自我，去看看辽阔的诗与远方。与俗世中的自我保持适当的距离，时时自省，时时自查，才能在必要的时候甘于退让并获得平静。
人生的厚度
而周国平之所以能够体会到如此深刻的境界，其实和他个人的遭遇也颇有联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他在两年内接连失去了深爱的父亲和女儿。他在书中痛苦的写道，当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尽管他也经常思考死亡的问题，但是总觉得好像和死还隔着一道屏障，心理上有一种离死尚远的感觉。而当他成为父亲后，却没有为女儿做好这一道屏障。他亲爱的女儿妞妞，在一岁半的时候便远离世间，这一度让他万念俱灰。“父亲的死使我觉得我住的屋子塌了一半，女儿的死又使我觉得我自己成了一间徒有四壁的空屋子。我一向声称一个人无需历经苦难就可以体悟人生的悲凉，现在我知道，苦难者的体悟毕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分量的。”
但他值得敬佩的一点也在于此，他没有被这样的悲痛压垮。周国平对哲学家尼采了解很透彻，而尼采的一句话也是他的真实写照“任何不能杀死你的，都会使你更强大。”人生有爱的希望，相应的就必然有孤独的绝望。而希望与绝望的最终总量是平衡的。倘若一个人不曾经历过求而不得的痛苦，而是一直水到渠成风平浪静，这固然让人羡慕，但是却也缺少了一分真实的滋味与感觉。
周国平的书，是我们平常较少涉足的半哲学半散文方面的书籍，也许对我们日常生活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生活有时需要的恰巧是“无用”的事物，用这些书籍来慰藉我们的灵魂，去解答那些注定追寻不到终极的疑问。在守望这个时代的同时，培养自己的独立人格，完成一场独属于自己的灵魂修行。这样，当我们到达生命的终点时，便能够坦然自若、毫无遗憾地迎接那场平静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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