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安静的小镇上，住着一位老母亲和她的两个儿子。老大名叫孙必达，是个失意的书生，年年科考年年败，屡败而又屡战；老二名叫孙必贵，是个屠夫，以杀猪为业，四邻八乡都亲切地唤他“小孙屠”，全家的花销全赖于他一人。
话说有一天，哥哥孙必达游丽春院（一般取这样名字的是个啥地方，想必大家都明了），邂逅一位名叫李琼梅的美人，两人一见钟情，孙必达于是将李琼梅赎出丽春园，结了夫妇。
这个举动当然遭到小孙屠的反对，他认为哥哥应该娶一个清白人家的姑娘。兄弟二人为此失和。
李琼梅虽已从良，但仍不改水性杨花的性子，私下与旧相识——开封府令史朱邦杰往来，被小孙屠撞见。朱邦杰与李琼梅设计要除掉孙必达和小孙屠兄弟，以绝后患。
一日，小孙屠陪母亲去东岳庙烧香，孙必达为其送行。李琼梅趁家中无人，招来朱邦杰，将丫鬟梅香杀死，去其首级并换上自己的衣服，嫁祸孙必达谋杀妻子而逃逸。
孙必达被捕下狱，屈打成招。
孙母在进香途中因路途劳顿而猝死，小孙屠将母亲安葬后返回家中，得知家中噩耗，他去狱中看望哥哥，并用自己代替哥哥遭受盆吊而亡。
东岳泰山府君将小孙屠的冤屈奏明上帝，并降甘霖救活小孙屠。小孙屠死而复生，到开封府找包大人告状，包公审明冤情，
将李琼梅、朱邦杰二人押赴市曹斩首。
这就是南戏《小孙屠》的故事，放在众多戏曲作品中，其实算不得一个优秀的作品，它之所以有名，乃在于创作较早，
与《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一起被称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组织编撰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早期南戏作品三十三个，仅三个被保存下来）。
是目前现存最早的剧本之一，未经明人修饰，保留了早期南戏质朴的特点，是研究宋元南戏极珍贵的史料。
抛开这点，单就《小孙屠》的内容而言，其价值在于关注市民生活和其情感世界、道德追求。
这得益于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由此形成一个新的阶层——市民阶层，有别于传统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
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正是生活中有了这么一群人，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理念作用于创作者，才有可能形成以市民为主角的作品。
当然，与创作者的身份地位也不无关系。《小孙屠》由古杭书会编撰，讲南戏概述时候我们曾经提到南戏一般是集体创作，多数署名书会才人。
书会是编写话本、戏曲、曲艺的场所，供职于其中的人比较杂，有艺人、下层文人等，借编写故事以卖钱糊口，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低微，决定他们习惯于用一种平视的眼光去关注普通人、小人物的世界，这就有别于文人创作——着眼于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等上层人物。
比较各类戏曲作品，类似《小孙屠》这样关注社会底层人物和家庭伦理生活的，其实并不多见。退一万步讲，即便类似的作品能列举很多个，并且称得上优秀，也未必形成戏曲发展的主流——这是从文人视角而言的。
然而受关注较少的民间演出中，家庭伦理剧却占据了很大比例和重要地位。事件不离家长里短，所表现出来的是父子、婆媳、妯娌、叔嫂、夫妻之间的关系。
通过直观化的艺术手段进行说教，倡导一种和谐、相互关爱、相互包容的家庭伦理关系。
南戏《张协状元》剧照
就《小孙屠》而言，倡导兄弟友爱、妻贤子孝，主要从小孙屠和李琼梅一正一反两个人物身上体现出来。
小孙屠无疑是家庭美德的代表，他任劳任怨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起整个家，孝敬母亲、友爱兄长。
虽然在娶李琼梅这件事上与兄长发生争执，甚至一度不和，但在兄长含冤入狱时，竟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兄长的自由。这种踏实苦干、牺牲自己以成全家人的精神，是普通民众所推崇的。
李琼梅则从反面说明贤妻对于一个家庭的重要性。俗话说妻贤祸少，是古人经验的概括，不无道理。李琼梅对情欲的过度放纵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通过对李琼梅恶行的揭露和最后“恶有恶报”的下场，批判红颜祸水。
《小孙屠》亦表达了下层民众寄希望于超自然力量和清官做主的朴素心理，集中体现在泰山府君和包拯的身上。
泰山府君在剧中出现，是荒诞、是传奇。他为小孙屠鸣不平，并用甘露救回小孙屠的性命，这样不可思议的情节出现在现实主义作品中，似乎不妥，却有其存在的基础——观众的认同心理。
南戏是在民间自发形成起来的，受众是广大的社会底层民众，他们地位低下、力量渺小，在无常的大自然面前和遭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便相信鬼神的存在，是一种精神寄托。
要说戏曲里边最忙的官员是谁？一定非包拯莫属。不说元杂剧中存有很多包公戏，近的就是现在民间演出中，以包公断案为题材的公案戏仍占据了很大比例。
京剧中的包拯形象
民间普遍认为包公铁面无私，并且“日断阳，夜断阴”，再大的冤屈，只要有包公在，就一定能够还他们清白。于是很多作品就附会到包公的头上，
且不拘年代、身份，就连妖精打个官司，也要出动包青天老大人。
包公无疑成了一个符号化的象征——公平正义。《小孙屠》末尾包公审明冤情，就是民间渴望清官做主心理的反映。
朱邦杰利用职务之便徇私枉法，从一个侧面揭露官场的腐败，于家庭伦理之外，多一层社会的意义。
2005年，江苏省昆剧院创排《小孙屠》，将这一宋元南戏活化石重新搬上舞台，至此，《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已用昆曲形式全部重新搬演，其余两部会在接下去的文章中介绍。
但省昆的《小孙屠》对原有残卷进行重新整理加工，剧情、人物形象、主旨等方面都有所创新。
1.李琼梅之“出轨”，无可奈何
剧作最别出心裁之处，在于对李琼梅出轨做了解释。一改原剧中出于水性杨花的本性.
在他人的有色眼镜中，
欲为良人难上难。
非但小孙屠极力反对兄长娶李琼梅为妻，大喜之日冷言冷语挖苦李琼梅，平日里处处提防、时时防备。就连看似温和的婆婆，于心底深处也是看低她的。
这种防备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比如婆婆认为敬神的香烛必须清白，她不许李琼梅取香，乃下意识里认为她是个不洁之人，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实则很难改变。
至于最应该贴心的丈夫，娶亲似乎是一时兴起，娶回家后随意把妻子丢在一边，只管与酒为伴，整日醉得不省人事。
于是李琼梅处在一个极度不信任、极度无依靠的境地，处处小心谨慎仍不能消除误解。
此时经验老到的朱邦杰趁虚而入，就无怪乎李琼梅招架不住了。
李琼梅的悲剧性，根本而言是社会的偏见所造成的，从某种角度而言，作者对其报以同情，这是高明和进步之处。
但未对李琼梅悲剧的始作俑者，对诸如小孙屠这样不自觉成 为杀人帮凶的人物给予批判、对不合理的社会传统进行反 思，是局限。
2.小孙屠之复活，非鬼神之力
原著中小孙屠的复活，倚靠神灵救助，而重排的剧作，是出于好心狱卒的帮忙——张千和宋万同情小孙屠的遭遇，在行刑时故意给小孙屠的鼻孔留了缝隙，“闷死”是“假死”，呼吸通畅之后便会复苏。
这就消除了原著中不合理的、荒谬的成分，使其净化。
“抛尸”的地方不偏不倚就在梅香的新坟旁，为小孙屠听到李琼梅的忏悔之言而清楚真相埋下伏笔。
宋万、张千两个小人物以丑行扮演，有丑行固有的幽默、热心、明事理，比起主人公小孙屠（同样是丑行扮演）更能体现丑行的特点。
丑行扮演小孙屠，行当特色未能充分发挥，符合“小人物”的身份，但少了丑行的味道，于演员也是束缚，小孙屠多少太正了。
小孙屠
“复活”助力的更改，亦对主题产生影响。原著的主题更多是对家庭人伦重塑的观点和看法，即前面说到的倡导兄弟友爱、妻贤子孝；
重排的主题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同时出于李琼梅性格的转变，亦挖掘出人性的复杂、情与理的矛盾，比起原著要丰富得多。
3.冤案之明晰，有赖于人之良知
重排的剧目，将包公虚化——他是不出场的，尽管最后“三鬼相会”似乎是包公的手笔，这不过说明他料到事情发展走向，案情的真相不解自解，其核心突破点是李琼梅，更确切讲，是她的良心。
背叛家庭也好，误杀梅香也好，李琼梅都是“不自知”的，在慌慌张张、懵懵懂懂的情况下，自己就成了罪人。说到底李琼梅是一个想做好人而不得的可怜人，根本上是善良的。
她有愧于心，便到梅香的坟前烧纸钱，将事情来龙去脉和盘托出，正巧被复苏的小孙屠听到，冤情水落石出。
比起大费周章去审定案情的剧作，这样的处理似乎太过简单，
恰恰说明审案不是全剧的重点——李琼梅忏悔都比它重要呢。
重点是什么？主题的呈现。李琼梅想做好人而不得，阻碍她的正是那些自称为好人的人，所以谁也不要自诩好人，甚至泾渭分明去区别好于坏，本身是件无稽的事；李琼梅无意识成为屠杀梅香的帮凶，已然忏悔却仍逃不过法的制裁。
于情，应有怜悯，她本身是个受害者；于法，却不容。情与法之间，永远存在不可调和的对抗性，于当下也一样。
“野花不种年年有，烦恼无根日日生。”
——选自《小孙屠》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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