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正义|马克思对传统正义的批判

于马克思而言，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都会有与之相对应的阶级为它做出定义。马克思视域下的正义一直追寻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正义。

马克思对古典西方德性正义的批判

于马克思而言，“善”就是一种合乎时代“现实的东西”，它所存在的意义更应该是在人类生存方式的基础上加以实现的，这是关于无产阶级历史存在的观点而并非追求美德的“高谈阔论”。马克思也讲到了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行官。

在西方最早将正义与“应得”联系起来的是古希腊思想家，政治家梭伦。他最早赋予了正义的概念即“给一个人以其应得”。他认为，无论倾向于富人还是穷人，正义都无法得到实现，除非在两者间不偏不倚“给一个人以其应得”，主张富人压制其欲望，对穷人以扶持。但与此同时，他主张财产属于其所有者，平民只要得到他们自己所“应得”的自由和尊严即可。之后的柏拉图则坚持了阶级间的不平等原则，主张“各行其事，各安其分”的正义观，而正义之于柏拉图便是一种“应得”。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将西蒙尼德“正义就是欠债还债”理解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恰如其分的报答”，这也是柏拉图正义思想的内涵，即每个人都有分工，都要在社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做该做之事，得其“应得”。而正义是建立在城邦的基础之上，将城邦与人的心灵作为比照。他还强调“全体公民无例外地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派给他什么任务，以便大家各自就业”。虽然他也认为一个人也许可以同时兼职多种职务，但是“人既非兼才，亦非多才，每个人只能做一件事”。这便是柏拉图的劳动分工原则。他将邦城分为平民，武士，哲学王三个阶层，而使三者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如若不然，邦城便会打破和谐陷入混乱，正义将不复存在。他还用神学般的思想将这种阶级分工描述成是上天赐予，不可僭越。柏拉图还用自己划分的四种美德即节制，勇敢，智慧与正义分别与平民，武士，哲学王这三阶级相对应，只有一一对应，各自发挥作用，才会显现出正义的和谐状态，而其中，强调贫民即生产者更加需要节制。 与个人而言，人的灵魂也被分为欲望，激情，理智三部分，与邦城的正义一样，灵魂的三部分按照各自美德发挥其作用，压制不必要的欲望便是节制的美德发挥的作用，三者也互不僭越。柏拉图认为，只有三个阶层的应得正义都得以实现，邦城便会得到最大限度地幸福与和谐。

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区分为“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之前提到过，在此不做过多赘述。“分配正义”要求依据被分配者自身美德来获取职务和名誉等。“矫正正义”按原则是给受伤害者一定比例补偿。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分配是以美德为依据，以政治权利为内容，正义就是“美德与权力的比例平等”。此时分配正义原则中的“应得”是道德层面的“道德应得是把人以价值方式进行先验归类，再进行社会角色分配。人类行为的唯一价值是德性，追求德性是人的最终目的与意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西塞罗，阿奎那在内的哲学家，都认同分配正义依据美德对社会井然有序地安排着。此时的分配内容仍然是在人的政治地位而非经济利益，这种分配正义下的应得是基于道德分配政治地位的道德应得。“爱的法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确实起到了救济穷人的作用，但却依然没有注重所谓穷人的内在需求，但仍然认定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自己缺乏应有的美德。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和城邦其实就是古希腊德性正义中的伦理共同体，教会也是中世纪神学体系下的伦理共同体，而这些共同体都只不过是“虚幻的共同体”。柏拉图强调了不同阶级间的协调统一，这种不同阶级所对应的的“美德”都从属于“至善”，而马克思则强调的是不同阶级是由物质生产关系的不同而导致道德冲突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不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西塞罗，阿奎那等等在内的古典哲学家，都预设了一个外在的神圣实体，并以这种超越性，绝对性的“善”作为前提，个体要无条件地服从这种“善”。马克思从根本上就否定了这种所谓先验实体的存在，认为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并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是人创造了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了人。这种道德教化，实际上只是一种维持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中，马克思也强调了道德，德性和形而上学都建立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基础之上，即“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法权正义的批判

古典自由主义正义观，其归根结底就是法权正义观，其中所讲的市民便是指享有公民权利的城市居民。随着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随之产生“市民社会”理论，霍布斯和洛克等认为市民社会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而且人生来处于自然状态，但这并非是一种理想状态。市民社会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传统社会形式的解体，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是由自私的个体所组成的，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中个人的利益得到了充分表现。

十八世纪，随着科技进步，社会等级制度的逐渐瓦解，古希腊时期的道德分配正义开始转向道德价值平等的方向，人们对贫困的概念发生着变化，最典型的的便是亚当·斯密的观点:“在相互支持的一万个家庭中，或许有一百个家庭根本就不劳动，不为共同的生存做任何事情。因为富商们根本不用去劳动也会比劳动者生活的更好，他们只用“指手画脚”就可以了，劳动者除了要和自然状况如天气因素等作斗争外，也要经受剥削者的压迫，最终成为了社会最低阶层的人，造成恶性循环。这意味着分配内容从政治权利的分配向对社会财富分配的转变，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分配正义的原则开始朝向财产权应得的方向发展。英国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在《社会正义原则》中也提到分配正义，提出了分配的范围应该是全体公民，每个人都具有同等权利占有应得的社会财富。“权利应得”应包括基于政治平等权利对生活基本需要的应得和基于经济平等权利于自己劳动相匹配的经济利益应得。

“契约论”是古典自由主义国家的理论基础。霍布斯和洛克等人均是以“社会契约”来论证国家的合法性。在古典正义理论中，政治基础是自然法则或是神权，政治与道德密不可分，认为个人幸福生活的前提是要以城邦或是国家为道德目。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权利是天赋的，人人皆是自然法的执行者。洛克直言：“自然状态的本来特征就是，其中有着不折不扣的权利，而没有什么不折不扣的义务”。他认为政府权利的目的便是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害，这种政治权利是以宪法形式来保护个人权利的。古典自由正义理论认为人在进入社会以前是处于一种“自然状态”而且是生而平等的。霍布斯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与别人是“同样明智”的。洛克也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独立。卢梭提出社会契约不论在人格还是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因为那是建立在个人意愿之上的。

但实际上这样的契约社会所保护的都是个人财产权与占有权，都是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马克思认为每个人在这种市民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是不同的，这是由于个人天赋，自身历史原因等因素造成的事实。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很容易使人的政治地位不同。因此，市民社会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的正义思想只不过是有产者的自由与平等，而出卖劳动力只是劳动者唯一的选择，对于劳动者而言，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与平等。虽然古典自由主义观认为 劳动使人创造了财富以及私有财产，这正是体现出了人的自由与能力。但马克思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人沦为机器般的劳动，这是一种异化劳动，人失去了自己的主观意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说明了“异化劳动”的概念，他从人的现实的苦难出发，强调了劳动异化对社会造成的重大影响，最终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立。这种过程是从“物的异化”到“人的异化”过渡的，这种异化有四个规定：第一，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在洛克等人那里，那些“所有”只不过是人们对一些无主物注入自己的劳动，理想条件下，人们生产出劳动产品便能够获得外部世界，得到生产资料。但是事实上，人生产出产品，但结果却是不幸的。第二，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相异化。一方面，工人与产品相异化，另一方面工人与生产活动相异化。人的生产活动应该是一种幸福并满足的过程，因为劳动产品是属于自己的，生产过程也是自由的。但现实是劳动是外在于工人的东西，不属于工人的本质。第三，工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间的区别在于意识，在于人的类生活。第四，人与人相异化。这是通过对前三个异化的规定而推导出来的。就是说，通过异化劳动，工人生产出的是跟劳动格格不入的劳动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古典自由主义这种肯定私有财产的做法恰恰肯定了异化劳动的合理性，造成了一种人道主义的灾难。

马克思一边对资本主义大加批判，与此同时又对其他正义学说进行批判，但从来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概念对“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作出阐释，所以马克思的正义思想都是通过对以往正义观的批判而表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