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人一样，我也喜欢把好小说和好电影放到一起来看。
按照正常的顺序，是先有小说，后有电影，但有些影视剧火了之后，会赶快退出故事书，作为衍生产品，用现在的话说，叫接住流量。
《孩子王》就是先有阿城的小说，后有陈凯歌的电影。
但是说到这两个人，我还是愿意先从陈凯歌讲起。
陈凯歌的文笔极好，以至于有人说，他去拍电影，是作家的幸运。
传世有一本《少年凯歌》，的确是让人忍不住流连的好文字。毕竟是当导演的人，笔下的画面和镜头感都极强，又有许多纯属感觉的小描写，让人惊叹他的才华溢出了电影的画面之外。
书的内容很丰富，随便截取一个故事，都可以拍出一部好电影。由于是写特殊年代的回忆，书中很多内容都表述得比较隐晦。其中有一段描写最为人激赏：
说一名16岁的上海知青在砍树的时候被大树压死了，事后，农场请死者家属来一趟，表示歉意。来的是死者的父亲，是一位工人。他来了以后，不哭，沉默，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儿子出事的地方。
那时山中的一片谷地，天空还缺着，砍倒的树静静的还在，只是枝叶都枯萎了。大家都不说话，父亲默然站了良久，祭奠工友似的，摘了帽子。他走过去，蹲下，用手摸了摸树身，扭头问：是他砍倒的吗？有人回答了：是。父亲说：噢，是他砍倒的。他又转过头，手在草丛中摸，摸出来的，竟是一把砍刀，已经锈了。有人识得，说正是他儿子的，那天大家都慌，顾不上，忘了。父亲用眼睛把刀看了，在手上掂了掂，站起来，问：树还要砍吗？大家回答是，在一日就要砍一日，这就是生涯了。他屈着手指，指定了大家，又放下，说：那，以后小心了。
我记得，在场的，都哭了。
陈凯歌当年插队，在云南景洪。阿城也在云南插队。面对的是同样的红土白日湿热丛林，也亲眼目睹过整整一座山的原始森林被大火烧光的荒诞惨剧。
那种震撼的画面，陈凯歌在书里，引用的正是阿城在《树王》里的文字。
像陈凯歌这样对自己文字自信的人而言，这就有点“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意思了。
阿城是一个跨界的通人，不仅写小说名动一时，与侯孝贤、李安、田壮壮、陈凯歌等导演长期合作，担任编剧和艺术顾问，还是中国美术界知名的摄影师、画家、策展人，还是文化项目策划者和民俗学家，他在各个艺术门类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国文艺界的牛人都对他推崇备至，狷狂如王朔都说：“阿城的见识显然在我辈之上。要是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
阿城的《孩子王》应该是完成于1986年，陈凯歌的同名电影于1987年上映。从豆瓣评分看，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三部曲）9.3分，电影8.2分。
的确，我也觉得电影比小说稍逊一筹，尽管该片当年曾首次代表中国参加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式比赛，陈凯歌也因此获得中国金鸡奖特别导演奖。
与单纯文字构成的小说相比，电影的成分要复杂许多，声音、画面、表演等，占据和封锁了观众的想象空间，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产品”，它也更多地受技术和市场的制约。
我对电影《孩子王》评价不高的原因，首先在于我是现在看的，无论是投屏到电视机还是在电脑上看，画质都很不好。其次，我还是觉得属于导演个人的自我陶醉比较多，画面唯美，叙事支离，节奏缓慢。
1987年，中国电影人的创作心态还比较纯粹，还保留着学院派的激情和理想主义。“第五代”导演普遍地喜欢玩深沉谈哲学，故意地不好好讲故事，与“第四代”拉开距离。毕竟，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也是同一年上映，也是高分小说改编，叙事上要流畅许多。
站在3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芙蓉镇》原作者古华与阿城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小说《孩子王》的阅读体验，是大夏天里出一身透汗之后洗个澡，然后再来一杯上好的茶一样，干净、舒坦、隽永。小说只有2.8万字，细细地读也只要60分钟就能读完，但人物和细节上，还是比100分钟的电影更鲜明，更耐人咀嚼。
回头比较陈凯歌与阿城的文字，是有高下之分的，怎么说呢，陈凯歌的文字，让人想起字里行间有声光电诸多外援，而阿城只有文字，月下单挑，却所向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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