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象中，但凡说到中国上古时代的统治，必定会谈到尧舜禹的禅让制，仿佛因权力的禅让而让“尧舜禹”三代成为中国政治最贤明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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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说那是不是中国政治最贤明的时期，就搬搬手指头来数一数，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无数次的权力禅让，在历史上呈正面评价且成功的就只有“尧让舜、舜让禹”。在这之后的权力禅让无一不成为历史的丑剧或是闹剧。
那么禅让究竟是不是一项好的制度？如果禅让是一项好制度，为何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就那么昙花一现？如果不是一项好的制度，又缘何会发生“尧让舜、舜让禹”的禅让佳话，且为后人所推崇？
让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推导。
首先，我们先要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帝制时代的所谓“好”制度明确一个标准。从帝制时代的背景而言，所谓“好”制度，必然是要对帝制本身的稳定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的作用，比如说科举制之所以能历千年，盖因能让“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以这个标准再来看“禅让制”，对于帝制本身的稳定和发展能起到积极作用吗？根本不能。不要说在“外人”之间进行权力的交接，即便是在统治者自己的子嗣中“选贤任能”都会引起权力结构的巨大动荡，秦始皇身后的政权更迭、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唐帝国之初的“玄武门之变”等等，都是当时的统治者对继任者人选的犹疑导致了父子反目、兄弟阋墙甚至皇权更替。
因此，在帝制时代任何继任者人选不确定的制度都不是好制度，历代皇帝和官僚们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就从来没有把什么“禅让”当回事，也正是在这样认识的指引下，中华帝国才逐步确立起“立嫡立长不立贤”的权力交接制度。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年间皇帝和官僚集团始终就“皇储”问题不断发生各种争执和故事的缘由，因为这是“国本”。
再反过来证明，如果禅让确实是一项好的制度，那么至少应从两方面证明其“好”：一是从统治制度的纵向发展方面来说，这项好制度应该拥有长久的生命力，因惟好制度方能持久，如科举制。禅让制缺乏长久的生命力，本身就证明这不是一项好的制度。二是从统治制度的横向比较方面来说，好的制度一般都应该可复制、可推广，如中国官僚制度就发展成为了西方的文官制。然而事实上，不管是从纵向还是横向来看，禅让制度除了“尧舜禹”的三代两次禅让之外，就没有其它的成功案例了，这就不得不让人起疑了。
疑什么？疑的就是“禅让”这件事到底在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相对于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权力交接来看，尧舜禹之间的权力禅让不过是历史的偶然。之后的历史不用说了，从大禹之后，启创立夏朝被认为是“家天下”的发端，之后“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又两晋，南朝北朝接隋唐，两宋辽金元明清”再没有发生过尧舜禹式的权力禅让。倒不是没有禅让，而是之后的禅让不过是“借壳上市”的暴力“遮羞布”。
而说“尧舜禹式权力禅让”不过是历史的偶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翻看张居正为万历小皇帝准备的《资治通鉴》（含《通鉴前纪》）讲评本时发现，在《通鉴前纪》记载的三皇五帝编年史中，五帝皆是黄帝子孙：如黄帝去世后，“子玄嚣立，是为少昊金天氏”；少昊去世后，“兄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琐”；颛琐去世后，“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之后的接班人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帝喾崩，其子挚立”，并不是尧顺利接班了帝喾的政权。但是，在张居正为“帝尧”词条讲评的开头部分，有这么一段文字：“帝尧是帝喾之次子，挚之弟也。挚以长子继喾而立，封尧为唐侯，其后挚以荒淫见废，而崩，于是诸侯尊尧，立为天子”。搞了半天，尧也还是帝喾的儿子。由黄帝而少昊而颛琐而帝喾而帝尧的这一段历史的，明明就是在一家人中完成的权力交接，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用“家天下”来表述。
继续往下看“帝舜”的此条，让人吃惊的是上来第一句：“黄帝八代孙也。”搞了半天还是黄帝他们家里人接班啊，只不过帝尧是黄帝四代孙，与帝舜隔了三代人。难道仅仅因为中间隔了三代，就说这是禅让了？如果这样解释，那么从帝舜到大禹之间的禅让倒也能说通。但这一次不是帝舜比大禹大三代，而是大禹比帝舜大了三代，据《通鉴前纪》记载：大禹，“黄帝之玄孙也，姓姒氏。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琐，颛琐生鲧，鲧生禹。”也就是说，帝尧和禹是同一辈人，而且有同一个爷爷——颛琐。这样的权力交接，与我们一般认知上的“禅让”恐怕相去甚远吧。
于是，我们只能这么定义“禅让”，就是把权力交给与自己隔了三代以上的家里人。
但问题并没有结束。问题在于既然“尧舜禹”如果是已经禅让的接班人，为什么在史籍上还要分别提到他们的儿子呢？既然写到了这三位儿子，那么就说明了他们是准备要接班了，而尧舜禹“在位”时也确实是把自己的儿子按接班人的要求来打造和磨砺的。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这三位儿子才有了与受“禅让”人一较高下的实力。只不过前两者失败了，而夏启成功了。
当然，对这段历史最为叵测的猜疑是，所谓禅让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而是后人脑海中、笔尖下想象出来的产物，或者说尧舜禹之间的“禅让”根本也就是后世三国时代曹魏代汉、司马代魏一样的故事，只不过是被粉饰成了贤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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