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治长篇第五」21
【原文】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译文】
孔子说：“宁武子其人，在邦有道时（表现得跟大家一样）聪明，在邦无道时却（表现得与众不同地）‘傻’。他的聪明乃人所能及，而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傻’却是常人无法企及的。”
【注释】
“宁武子”，卫武公后裔，姬姓，宁氏，名俞，谥号“武”，卫文公、成公时的贤大夫。卫成公时为国无道，为晋所攻，先出奔楚、陈二国，终为晋侯所执。宁俞不避险难，居间斡旋，方使成公得以保全性命。
“邦有道”“邦无道”，在《论语》中多次出现，是形容国家政治清明或黑暗的专用词，故不译。
“知”同“智”，
“愚”在此并非是指与“智”相对的“蠢、笨”，而是一种反语，所指乃是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知其不可而为之、勇于担当、坚持不懈的精神，如“愚公移山”和现代所谓的“傻子精神”。
【评析】
对于本章，通常的解释是：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就发挥聪明才智，为国效力；当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他便韬光养晦，以图自保。宁武子的聪明别人能做到，可他韬光养晦的本领，却是常人无法企及的。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是通的，也符合“后世”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但却与先秦儒家一贯积极入世的作风相悖，也与孔孟“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精神相悖。
而且据《左传》记载，历史上真实的宁武子似乎也并非是邦有道则有为，而邦无道则无为。
卫文公堪称是有道之君。他为人节俭，当上国君后，仍穿戴粗布衣帽；他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工商也和手工业；他重视教化，奖励求学，向臣下传授为官之道，任贤使能，与百姓同甘共苦。经过二十多年的治理，卫国国力逐渐强大。在卫文公这样的明君手下，宁武子自然可以尽展其才，故曰：“邦有道则智”。
也许宁武子确无远超常人之智，因此在卫文公时期，《左传》中并无其展露聪明才智的记载。反倒是在卫成公这个不甚贤明的国君当政时，《左传》记载了宁武子的所作所为。而这些作为，显然不是“韬光养晦”以图自保之“愚”，而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勇于担当之“愚”。
公元前632年春，就在著名的晋楚城濮之战爆发之前，晋文公曾向卫成公借道攻曹而被拒，两国因而交恶并发生冲突。卫成公接受了宁武子的建议，“出奔”避祸。
之后，在卫成公归国复位的过程中，卫成公与晋文公又因为一系列事件而矛盾加剧，致使晋文公必欲置卫成公于死地而后快。
此时，晋文公因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国而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威势震天。而宁武子不避艰险，尽心竭力、机智果敢地周旋其间，终于使卫成公逃得性命并得以复国。观其所为，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此所以宁武子之“愚不可及”也。
宁武子在卫文公主政的清平之世，没看到他有什么特殊的功绩，可见其智是常人所能达得到的。可在危乱之际，宁武子却能“见危致命”、挺身而出。以俗眼观之，这份承担了巨大风险的勇气担当，的确是“冒傻气”，是“不聪明”的做法，是“愚”。而孔子却对其大加赞赏，认为这种“愚”恰恰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自古以来，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哪一个身上没有一股子“傻”气？
那些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即使遭受迫害被关进监牢也不肯屈服的律师，其身上不也是有一股子“傻”气？没错，我说的是前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
立志以子子孙孙“移山”不止的“愚公”，不也是浑身一股子傻气？
即便是孔子本人，其身上也是一股子“傻”气。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却放弃唾手可得的功名利禄，为实现“仁政”而颠沛周游于列国之间，以至于连守城门的人都知道他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的雅号。这在很多人看来难道不是很“愚”的吗？
对于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来说，儒家的“见危致命”、“舍生取义”、“知其不可而为之”等主张，确实是“愚不可及”之举。但是，也正是凭着这股子“愚”劲，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成了“中国的脊梁”；那些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遭受打击迫害的律师、记者、公知，成了“社会的良心”；而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的孔子，则成了天之“木铎”、“万世师表”。
因此，我们学习古圣先贤，不仅要学习他们明善恶、知进退的“智”，也要学习他们超越利害得失的“愚”。因为“愚”代表着他们不避危难的担当、努力不懈的坚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强。而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得以超越庸常的重要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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