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17 世纪以后,西方列强的势力正逐渐侵入亚洲,中国更成为列强竞逐的场所。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等等一连串的挫败,使朝野部分有识之士体认到改革的重要。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便是在这种危机与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形下、前仆后继,犬牙交错。
道光皇帝(本名晏宁,1821—1850)在位处置鸦片战争的问题不能说是持正。他对臣下的要求超过他们能承办之能力。他起先鼓励他们冒失从事,一到事情做坏,又毫不犹豫判各人死刑,虽说一般情形其判决按传统递减为充军于边疆。
鸦片战争战争的本身倒没有什么了不得之处,但这是第一次戳破“天朝”威严门面。
南京条约,不能把责任全部怪在皇帝与官僚的身上,今日事后看来,既有组织上的重荷和文化上的传统压在他们头上,其他任何人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不见得能做得特别不同。中国是无数农村组成的一大集团,当中的弊病尚且大过贪污。她的整个组织即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让中国继续闭关自守,那她也会继续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掩饰组织上的缺陷。施政要带美感,这种要义以近乎宗教的力量支持。所以即在危机之中钦差大臣林则徐仍在吟诗,而且在赏月。传统习惯要他对皇帝之章奏和向人民之布告不离道德眼光,这种要求胜过内容之真实。清朝之内向和缺乏对外竞争性尚不及明朝。不过承续着明朝,它也接收了前者很多性格。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缘于一种精微的平衡。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仅对财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寻求科技发展。自此我们也可以注意,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并未组织一调查委员会事后决定事体发生的情形与各人的责任。没有派官员出国考察,也没有在组织上作任何更改。美国官员愿意供给制船造炮之蓝图,被完眼谢绝。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随意置啄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耆英与英国的璞鼎查(Sir Henry Pottiiger)接触谈判,他给道光帝的报告,继续轻视西方的国体组织,将它们缺乏中国式之门面一致即当作无道德品格之证据。对中国多方面的缺陷,一字不提。
中国人之不幸,则是公元1839年11且3日珠江穿鼻岛附近两方之交火,已将他们对外不取竞争性的地位永久摧折。中国在今后150 年的历史成为长期图生存的奋斗。基本上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因社会价值而结构松懈、又有宽宏的度量,向来能容纳行政上不规则之处,今后被逼务必要变成一个在数字上管理的国家。
中国内外交困,英法美俄联军通过战争以及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被迫清政府赔款开放。内有太平天国运动,盘踞中国十一年。洪秀全因着他片断的基督教义,企图发动一项全国运动,其为效更微,因为新教所提倡的良心自由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缺乏实际意义。太平天国的神基始终未离开巫术性格,他们起自社会中之低层,也未预计在组织上使全社会整体化。如果全民都解放,只有使社会解体,是以天国的破坏性至为明显。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使曾国藩和李鸿章走向历史舞台。与美国四年内战时间相比,中国内战死伤人数多,解决的问题反而少。
自强运动用“中学为礼,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一种技术性之事物。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1860年各国与中国订立和约之后10年,一段短时间双方关系良好。西方人既已由中国满足其要求,不再施以更多压力。这段时期,中国的当政者也认为,应该向西方学,所以,这段时期内自强运动取得长足的进展。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
公元1898 年的“百日维新”,已准备写宪祛,在制度上求改革。再过21 年,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知识界也猛省到改革不仅应从他们自身着手,而且要从他们自身的思想开始。虽然无计划,这一套事情向前推进,似有阶梯,使我们感受着历史力量之大。它有它的逻辑;它的长期之合理性也让中国的革命多出一点时间作充分的准备,更给它相当压力使它贯彻到底。以目下问题之大,这一切庞大的规模与纵深只能算是合理而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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