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与中国儒家的“仁”各有各的特点。人文主义可分为三个阶段：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时期，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18世纪德国古典主义时期。人文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西塞罗时期的罗马。西塞罗是西方文化史上第一个意识到人文主义内容及其价值的人。他之所以有这种自觉的意识，据说是由于罗马原是野蛮民族，他们虽然把希腊征服了，但希腊人的辉煌文化是无法征服的，于是想到要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西塞罗的人文主义仅仅着眼于过一种像希腊人那样重自由、尊理性、富美感的生活。因此，这时的人文主义只注意到广度方面的礼仪规范之上，对人文主义的内涵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古罗马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先进的民族，但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是征服不了的，而且恰恰相反，先进文化毋庸置疑地要融入到落后民族中去。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运动借助于古希腊文化中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以世俗的形式与封建制度和宗教势力进行斗争。这一时期，古希腊、罗马文化又重新受到重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纷纷学习希腊文，掀起研究古代文化的热潮。他们打着“回到希腊去”的旗号，声称要把久被湮没的古典文化“复兴”起来。文艺复兴因此而得名。文艺复兴运动的目的是要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建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意识形态。
而对于中国传统儒家的“仁”，我们要整体把握它的内涵。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儒家的“仁”是建立在亲情的基础上的。孟子说得很清楚:“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
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把“仁”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来认识。它起源于“孝、悌”，由氏族社会的“家”推而广之至“国”，用尊尊与亲亲所保持的张力来整合社会，“仁”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
朱子四书之一的《大学》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是天赋予人的光明的本性。“明明德”就是彰明并发挥这种本性的道德实践。“
人之初，性本善，“善”就善在有“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把“仁”建立在性善论上。
传统儒家之“仁”，集中到一点就是“爱人”，所谓“仁者爱人”，这是孔子下的定义，就是人的主观精神的自觉。儒家主张，人要自我修养。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就是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礼，这就是仁。只要一天能做到这样，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你是仁人。要做到仁全靠自己，哪能靠别人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哲学的公式，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的思想体系。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哪“五者”?“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意思就是说，庄重、宽厚、诚实、勤勉、慈惠。庄重就不会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大众的拥护，诚实就会得到别人的任用，勤勉能创业，慈惠则能使唤人。
“仁”，二人为“仁”，讲的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包含着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说确认自己是人，亦确认别人是人；肯定自己有立、达的愿望，也承认别人有立、达的愿望，这是道德的一项基本原则，可称为中国古代的“人道主义”观点。
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厌恶的，不要施加给别人，这是做人的道德。
儒家把“仁”看成是人生追求的目标，提出要为“仁”的实现而献身，即“杀身以成仁”的观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在欧洲历史和哲学史中，人文主义主要被用来描述14-16世纪间较中世纪先进的思想。一般来说，今天历史学家将这段时间里文化和社会上的变化称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这个词据说直到1808年才出现。而“仁”这个词早在2500多年前就出现了。
西方的人文主义是在对抗中世纪宗教势力和封建主统治、追求人性解放的斗争中形成的。而儒家的仁学起源于亲亲关系，它直接打通人的道德主体之门。西方人文主义之所以不能打开人的道德的主体之门，与西方文化中的思考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西方文化是以“神本”或“物本”占统治地位的。就“神本”来说，就是排斥人的主体性，把一切都交付于至高无上的神。所以，在宗教上越虔诚，便越是要排除掉自己的主体性。在这里，当然不存在打开主体之门的问题。再就“物本”来说，人们的心思全放在把握外物之理上，对客体进行观察、分析、推理。追求知识，却不能打开主体之门。故主体之门在“物本”这里依然是闭锁的，再就“人本”而言，最多只是一种特殊的“物本”。
这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把“人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物本”来研究，这当然不能打开“人”这个主体之门了。这样看来，无论“神本”、“物本”，还是所谓的“人本”，都是站在“客体”方面对客体加以观察、分析、研究和推理，从中找出对客体的认识，却不能达到叩开主体之门的目的。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中国文化就是要在人的具体生命中凸显出这个“几希”，以开启其内在于人的生命、生活的人文世界。这个“几希”既确保了人之为人的意义，又由此而开启了真正的人的生活。儒家的仁爱观起源于亲情关系，这就是道德的主体。中国文化始终肯定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完全可以自我作主的道德主体，只要去作操持涵养的工夫，则这个主体便自然会在生命中呈现。故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意思是，仁离我们很远吗?我要仁，这个仁就来了。)“为仁由己，而山人乎哉”；孟子亦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意思是，同情怜悯之心属于仁，羞耻之心属于义，恭敬之心属于礼，辨别之心属于智，不是由别人给予我的，而是我本来就有的，不过没有去认真思考罢了。所以说，去思考追求它，便会得到；不去思考追求，便会失掉。
在中国文化里，通过人格的修养而呈现的道德主体，才是真正的人之“本”，人文世界即由这个“本”所开启。正因为人文世界系由道德主体所开启，故它并不是一种高深的理论，而是一种精神境界。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强调个性解放，充分发挥人的才智和创造力，满足人的欲望，成就了那个时代的伟业。但人普遍的理性的一面被忽略了，也就是儒家仁学所提倡的“仁者爱人”道德主体被忽略了。18世纪德国古典主义人文主义提倡的理性人文主义，就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修正。它是在客观的比照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像儒家的“仁”产生于亲情。
儒家的“仁”是伦理哲学，讲的是如何做人，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追求一种“仁”的精神世界；西方人文主义是把“人”作为“物”来研究的人本哲学，讲的是如何认识“人”，如何解放人的个性，发挥人的才智和创造精神，满足人的欲望，获取对“人”的知识。
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问世以后，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把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思想用到社会学中去，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变化过程等同于生物的进化过程。鼓吹不论是个人还是民族，也同动植物一样存在着生存竞争。弱肉强食，是一种自然淘汰法则。“劣等民族灭绝’的谬论曾被欧洲人当成重大的科学发现。西方列强对后进民族大搞殖民主义。大英帝国成了“日不落帝国”是大自然的选择。整个世界变成了由几个所谓的“优等民族”统治的世界，这也是上帝做出的“抉择”。
儒家的“仁”也有其局限性。
自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术”就跟王权政治结合在一起，封建统治者按照自己的需要，阉割儒学中“民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却大力提倡一个“忠”字。到了宋明理学更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大大地限制了人民的才智、创造精神和个性发展。到了近代以后，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儒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之中，许多进步的思想家都举起反孔的大旗，“打倒孔家店”成了当时的时髦口号。“五四”运动后，更是发展成为滚滚的洪流，冲击着儒学传统，在许多人看来，儒学成为一切罪恶的根源，封建文化的代名词。在这种文化社会背景下，有一批学者在复兴儒学的旗帜下，去重新解释儒学，去重新解释“仁”。其目的是在返回儒学心性本体这一传统之本的过程中，吸收西方人文主义科学合理的方面，把它们融合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去，开创儒学新的局面，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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