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猪过年
过了腊月初八，喝了腊八粥，年就越来越近，孩子们的童谣重回耳边 ：
二十三，祭灶官；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冻豆腐；
二十六，蒸馒头；
二十七，杀只鸡；
二十八，杀只鸭；
二十九，去灌酒；
三十，吃扁食儿。
儿时，过了腊月二十三，吃过灶糖，大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购置年货、洗洗刷刷、打扫房子、蒸馒头、杀鸡杀鸭、年味也随着各家的烟囱弥漫开来。
每年的开春父亲会去集市买回几头小猪崽，喂上一年，到了腊月，长得膘肥体壮，卖给杀猪行里两只，自己家宰一只，过年用。
杀猪是大事，父母早早订好日期，约杀猪的蒋大爷，蒋大爷是村里有名的屠户，谁家红白喜事、逢年过节杀猪总要请他过来。
从我记事起他的脸就如刀刻一般，皱纹深刻而有棱角；声音沙哑，嗓门大而洪亮；黑色对襟棉袄左右襟一掩，系上一根黑腰带，上面别着杀猪用的家伙什还有一根旱烟袋。
一大早，母亲先给猪喂上食儿，平常吃的稻糠麸皮，换上煮熟的红薯，添一瓢玉米，再拌些麸皮，它哼哼唧唧吃的顺着嘴角乱淌。
吃饱喝足，邻家帮忙的叔叔大爷也就过来了，三四个人围追堵截，将猪赶到墙角，蒋大爷一个箭步上去，手如钳子一样牢牢抓住猪后腿，大家上去摁得个结结实实，用绳子绑了四只蹄子。
蒋大爷手握一把一尺左右的长刀，刀刃散发着寒光。每每到这个环节，我是不敢看的，看着躺在地上嗷嗷叫得猪，没等蒋大爷扬起刀，我一溜烟的先跑了。等门外没了声响，悄悄出门，地上的猪已没有了声息，血从它咽喉处如泉水一样潺潺流出，流到地上的瓦盆里。
院子的角落早已挖好了一个大坑，上面架着一口大锅，添满水，火塘里的火噼里啪啦响着，冒出锅边的火被风吹的乱舞，又如蛇一样吐着信子。蒋大爷拿出旱烟，点上，慢慢砸吧着嘴，跟父亲唠着闲嗑。
锅的上方聚拢了一层层的白色蒸汽，蒋大爷收起旱烟，拉起猪后腿，割开皮毛，嘴巴对着孔吃劲地吹，看着他鼓起的腮帮，慢慢鼓起的青筋，鼓起的眼珠子，最后猪如同气球整个肿胀起来。
锅里的水开始沸腾，蒋大爷招呼旁人锅里加上一盆凉水，几个壮汉抬着猪放进大锅，热乎乎的翻了几个滚。蒋师傅拿出一个弯成直角的铲子，“刺啦刺啦”地刮着猪毛，一撮撮的猪毛应声而下。我突然想起了剃头张在村口支起的剃头摊子，温了水，湿了头，拿出刀，一撮撮的毛发也是这样悄无声息的落下。
猪头、猪蹄的褶皱太多，总也弄不干净，只等身上的毛剃刮干净，从锅里捞出，挂在一个临时的木架上。
蒋大爷拿出一把短刀，大拇指抹了抹刀刃，又取出一把斧头，准备开膛破肚。我用手蒙上眼睛，从指缝偷偷瞄两眼，只见短刀自上而下划过皮肤，白白的猪皮就外翻出来，露出红色的肌肉。蒋大爷拿起斧头，如同砍柴，一斧一斧下去，悬挂在胸腔腹腔里的零部件，被一件件取了出来。
原来特别羡慕它吃了睡、睡了吃的生活，但这个时候，感觉做猪真它妈的悲催，我再也不想做一头猪了。
大卸八块之后，分给帮忙的邻居一些，挑块好的送给蒋大爷。这块是给亲家的，那块是留给谁谁的，到了最后，除了一副猪下水和一些肥油外，几乎不剩下啥。
母亲皱着眉头说：“唉，杀猪让苦一年的孩子们打打牙祭，到头来还是不剩些啥。”“总归比平时要好些的。”父亲安慰母亲道。
大家走后，大哥开始收拾猪下水，二哥帮忙，我和三哥烧火。大哥是收拾猪下水的能手，他先将烧红的铁棍放在猪头上，随着刺啦啦地声响，冒起的烟雾中伴随着毛发烧焦的气味。一会儿，猪头就变得黑一块白一块，我看着又嫌弃又诱人的猪头说：“三哥，你看它还能吃吗？”三哥添了添嘴说：“能，咋不能吃。”
夜越来越深，肉还没下锅，我已经瞌睡的睁不开眼，母亲抱着我去里屋睡觉，我迷糊着说：“娘，我不睡，我要跟哥哥们一起煮肉。”
“睡吧，等会儿肉煮好了叫你。”母亲的话如同镇静剂，我安心地睡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起身奔到厨房，锅灶冰凉，哪儿还有肉的影子。
“娘，我想吃猪尾巴。”
“不行，小闺女不能吃猪尾巴。”
“那我吃猪蹄好不好？”
“不行，小闺女吃猪蹄连个针都捏不住。”
“娘，小时候的肉怎么那么难煮呀！”
“有嘛？”
“有，每次我睡着了才煮好。”
“不等你们睡着了再煮好，你们吃完，亲戚来了吃啥嘞。”父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娘，我可以吃猪蹄吗？”
“可以。”
“猪尾巴呢？”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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