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下》第314条（黄直录19）
“夫子说‘性相近’，即孟子说‘性善’，不可专在气质上说。若说气质，如刚与柔对，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则同耳。人生初时善原是同的，但刚的习于善则为刚善，习于恶则为刚恶；柔的习于善则为柔善，习于恶则为柔恶。便日相远了。”
在《传习录》第287条，王阳明说得很清楚：“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初看这第314条，似乎前后矛盾，不能相互一致。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王阳明说，孔夫子这里说的“性相近”，相当于孟子的“性善”，也就是说他们说的都是人的天性，我们不可以从气质上去理解。何谓“气质”，即“习性”，习性是后天的，夹杂了人的私意，就是孔子的后半句“习相远”。习性有刚有柔，是不可能相近的。
孔子的“性相近”和孟子的“性善”，都是讲的天性，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善，这一点是相近的，但王阳明并没有说天性只有善。
所以，王阳明说，人刚出生是都有善，这一点是相同的，孟子称为四端。气质刚强的人，如果受善的熏陶，则成就刚善；如果受恶的熏染，则流于刚恶。气质柔顺的人，如果受善的熏陶，则成就柔善；如果受恶的熏染，则流于柔恶。
先儒周敦颐在他的《通书》里说：“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
也就是说，仗义、耿直、果断、严毅、执着等是刚善；凶猛、刚愎自用、强横等是刚恶。和顺、谦恭等为柔善；懦弱、优柔寡断、奸诈伪善是柔恶。
王阳明的这段话与他在第287条中所说的“（性之）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一句完全吻合。所谓性之发用，就是“已发”，就是孔夫子所谓的“习”。因此，久而久之，人们善恶习性的差异就越来越大了。
而那个良知的本体是不会改变的。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就是圣人不会改变改变自己的天性，不会为恶，而愚昧的人不会下功夫去改变他的习性，无法教化。普通人虽然不断受到外物的干扰，但只要立志，时时事上磨炼，是可以回归天性的。
王阳明之所以强调天性和习性的区别，其实是针对朱熹的。
朱熹把人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是每个人共同具备的，是上天赋予的，因此此性即理。后者是阴阳两气在每个人身上相互作用的产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在朱熹看来气质之性就是情。
朱熹进一步说:“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换言之，人心中有性和情两个部分。朱熹认为情是善恶产生的根源，情有先天的成分。朱熹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保留心中天性的部分，灭绝情的部分。天理成为心的主人，就是善，情成为心的主人，就是恶。因此朱熹认为孔夫子的“性相近”说的是气质之性。
王阳明完全不同意朱熹的二分法，也反对他对孔夫子语录的解读。王阳明认为天性就是良知，良知只有一个，无善无恶（我理解为真）。有善有恶是意之动，是人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是习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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