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死犯告别视频引发的讨论
视频内容:今天，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新肇镇居民李士源被人民法院执行死刑！安乐死！临刑前，在肇源县公安局看守所，李犯与母亲、媳妇儿和女儿的最后一幕。
此前，李犯在歌厅唱歌时与他人发生纠纷，对方开车逃离歌厅，李驾车在后面追赶，当对方的车辆翻至路边的沟里之后，李下车上前将翻车点燃，造成车内三人死亡，车辆被烧毁。
视频是李士源与家人的告别场面，至少事件本身，我能得到的就只有这么多的信息了。
冲动有它的道德基因，比如自私。自私是一个中性词，它以自我为中心划开一个半径，并以这个圈来衡量判断人际的损失和得益。这本身无可厚非。人是天生带有表演型人格的类，它关乎形象，而不完全是面具。自私而儒弱，它的危害并不大；自私而暴戾，才有可能被魔鬼附体，酿出恶来。
其实很希望有人把李犯拿来研究。我现在认为犯罪这一行为具有必然性，而非视作极端或偶然性被另眼看待。被执行安乐死，对李犯来说是罪有应得，死刑有其法律制定。李的犯罪档案，包括一切审讯记录都会留存在公安部门的档案室里，他的家人呢，还将继续为因此遭到的创变而不得不活在阴影里，很可能还要承担一大笔对被害人的赔偿费。这是他们家的事了。至少我明白众筹网站不可能接受他们申请众筹款赔偿费的方案，如果他们需要赔付又缺少经济能力，偶然想到众筹这个为治病存在的网站的话。
视频中的李士源尤其冷静，他适度地拥吻妻子和女儿，甚至难掩心中的愧疚着着实实向他的老母亲磕上几个响头。我能理解这种感受，冲动和理智并存于我们的身体，甚至在冲动的那一刻，也能本能地意识到冲动是不对的，但是情绪无法控制，也许就是一闪念，做出了悔恨终生的事。我是想了解冲动的体质，是否与血质有关。这种血质关系到气性，气性又关系到大脑对信息的处理，从而决定人的思维模式，也即对意义的斟别。
显然毁灭这种行为是一种无意义的价值选择，它之所以被基因识别判断有效，完全可能是身体的原因。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我们对意义的斟别处处显得低能，我们只有盲目的跟风随波逐流，我们不仅主宰不了自己，而且时时担心黑恶势力的存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存在体验对谁都不陌生，而化解这种风险的办法其实有很多，和每个人有他的社会性一样杂多。谁也无法保证哪一款适合你，哪一种是良药，哪一种是饮鸩止渴，哪一种是药物反应，哪一种是过敏源问题。既然人的虹膜指纹都具有惟一性，那么还有多少惟一性聚集在身体这样的环境里，时时分分秒秒操纵着一个人的感观，造成不同的气性反应。理智从来都是相对的，它取决于那个由感观呼应的价值爱好，并受它暗示确立是非准则。如果气性不对，理智也不可能正确。所以正确的知识对不同气性的影响也是完全不同的。
与其说我同情一个戾气过重的杀人犯，不如说我想讨论造成他冲动的这个受体有何共同点。去年武汉发生一起因吃面引起的砍人案，一个年轻的农民工冲动之下把面馆老板当成了泄愤对象。这不得不说是冲动的最坏后果。
如果我们解不开冲动这个谜，我们就不能算是自由的人。只有不自由的人，才时时活在自身的危机中，才会在冲动的那一刻，任气性浇灭理智，以取消自我和他人为代价，轻易取消了这个包含着无限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世界存在的全部意义…
以下是狗蛋看过我讨论后半小时内打开的脑路(语音):
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想一个事情，这个他跟他母亲，跟他妻子告别的时候用的是两种方式，他跟他妻子是以当众接吻的方式告别，他跟他母亲告别的过程，是磕了三个头，而且他磕这三个头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是先磕一个，站起来，然后再跪下去，再站起来，再跪下去，再磕，这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人在赴死的时候，他的内心应该不是那么恐惧的，或者是这种恐惧，至少已经被他深藏起来了。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至死他都没有忘记到要用一种理的形式去完成他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我们暂且把这种责任称之为义。那么当年他冲动杀人，我觉得其实也是对于这种义的一种维护。因为在他的观念里，他的面子也好，他的这个社会地位也好，受到了挑衅，这其实是受到了他人对他自身的一种义的一种侵犯。其实这个人他从他的生到他的死都活在一种文化当中，他没有他自身的东西，也就没有他自身的恐惧。
相信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正常人，他面对死亡的话，他应该是瘫痪的，因为他会觉得他原来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都不是他自己的，所以他有一种强大的求生的欲望，那么这一刻表现出来的应该是瘫痪。但他没有，他选择用不同的文化来对他的这个人来进行告别，比如对他妻子，他采用的是接吻的方式告别，当然他妻子也在吻他，然后他跟他母亲是一种下跪的方式告别，这是两种文化的方式的告别。所以我觉得他完全没有回归到一个真正的人，所以这种人我只能说他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应该来说，是受传统文化当中的这种侠义文化的影响特别深。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还没有接受到西方文明的话，那么他现在跟他妻子告别应该不是接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肯定是跟他妻子讲啊，叫她不要悲伤，啊，这个家里的这个老母亲就托付给她了啊，然后他先走一步了，应该是类似的话，不会有这种表达。所以我觉得他身上没有一丁点的这个人性的东西被激发出来。他所有的东西只是一种道义上的东西，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件事情是错误的，但是在他整个人生的话，这种错误也是一种道义上的错误，就是说他并没有消除掉这种文化对他的影响，他甚至已经没有他自己了。
这种状态有点像我们赌博场上说的我认赌服输这样的一种心态，他并没有意识到赌博这件事情是错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倒不赞成判处他死刑，我个人觉得应该先判他无期徒刑，等到哪一天他意识到他原来所有的这种行为都是错误的，他的人性被激发出来之后我觉得再把他枪毙倒也是来得及的。
中国的这个儒家文化里面也是有这种自省的东西的，所以儒家里面叫涵养。但是儒家它的主要教化对象其实是读书人，他不普及到普通人的。而他普及到普通人这一部分呢，很容易变成一种就是说神神叨叨的东西，就跟南怀瑾带着一些徒弟一样。而中国民间呢，自始至终一直扎根的东西都是这种墨家的东西，就是侠义的东西。所以这个法家也讲这个墨家是任武犯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为了一句话我就可以拿一把刀去杀人，就跟那个武汉那个吃面的那个人一样。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中国广大地区还是很普及的呢，它就侠义嘛。
侠义呢，其实是一种对陌生团体的一种敌视，它出自于一种小团体的生存。比如说歌厅里打架的那三个人跟这个人，它之所以闹到最后不可收拾，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之间是不认识的。但我猜呢，他们也可能认识那另当别论，他们可能是不认识的，如果说他们认识，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可能就不是这样了，而是双方把酒相对称兄道弟，然后他们就纳入到一个共同体里去了。
是非常的狭隘，而这种狭隘是来自于文化的，反倒不是来自于他个人的，因为在这种文化下面也有一种人是非常慷慨的。
所以总的来讲，他应该是没有意识到生命对于自身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讲，生命只不过是侠义的一个承载，为了侠义生命是可以抛掉的。所以有季布一诺千金，就为了一句话就可以把命都不要了。还比如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讲二桃杀三士，就是为了几个桃子分不拎清，几个人就可以自杀掉，抹脖子自杀掉。这种东西对生命是没有应有的尊重，因为可能在他概念里，生命是可以再来过的呢还是怎么样。
突然想到这倒不是因为生命可以再来过，可能是我们文化当中，对于不朽啊，它有一个定义。我们知道中国人讲三不朽，那么这个其中有一种就是道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立德立功立言，道义就是属于德的一部分，道德的一部分，伦理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个人是有义的，我们说关羽忠义千秋，那么这个人就永远活在我们心目当中了，所以这可能是追求不朽的一种表达。
中国人为什么特别会轻生死重大义呢，因为很简单，就是有大量的这种我们说的墨家的信徒啊，他其实不是农民，他是手工业者。手工业者其实就是边缘人，我们说的流氓无产者，那么这部分人出来混，或者出来做事情，他的资本就是他的命。所以他必须以轻生死重大义来完成他的原始积累。所以这样一种江湖的文化，其实也构成了中国大量的这种边缘人的这个创业机制。
身体关系是肯定有的，而且这个东西应该是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这是肯定的。即便是欧洲人他也会杀人，只不过某些点上会给他点燃。那么我们中国人呢，特别容易在面子上把一个人的这种身体里的力气呀给他点燃。那在伊斯兰教那里呢，你可能把他真主侮辱了，你给他点燃了。在中国人这里你侮辱了一个宗教的领袖是没有太大关系的。这个应该根源还是他的身体，离开了身体的话，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好像是当年的那个水浒传的那个片尾曲，是彭丽媛唱的。你看一下里面这个歌词就表达了中国人江湖文化，江湖文化当中的这种成功者，就是我们说的英雄。
理学里面是不讲英雄的。因为理学认为人是可以把身体里这种力气完全给他消除掉了。如果你没有把你的身体，这理学里面叫人欲嘛，彻底去除的话一一他这个去除不是说把身体抛掉，而是把他转换掉，你的心啊，不再受这种气性的东西所左右。如果你的心还是受身体还受这种气性的左右的话，那你就不是一个君子，你还是一个偶然性的人，所以朱熹讲去人欲，所以朱熹跟陈亮辩，陈亮说这个汉高祖唐太宗是有作用的，有意义的，朱熹就不认可，因为你那个是气性，你那种善也是偶然的善，你那个善不是必然的善，你那个善只是文化里面的善，不是人的善。
我自己对理学是非常推崇的呢，至于他理学里面讲到一些具体的东西可能会过时，包括他理学里面有心学跟理学关于这些概念之间的定义的争论。拿到今天来看的话，可能是非常幼稚的。但是我觉得他整个宗旨是非常好的，所以，尤其是理学发展的后期的这个涵养功夫，我觉得这个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好的。他这种涵养是不需要建立在上帝的基础之上，而直接就是赤子本心建立在我自己的基础之上，自我转换成圣。所以这一点我对理学是很尊崇的。
朱熹的教育放在今天来讲，也未必合适。但是整个朱子学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敬，就是敬重的敬，就是你对万物啊，你的态度必须是一种敬的态度。其实每一派都会找出一个字来代表自己的这种对儒家的认识，有人找的是诚，诚实的诚。有人找的是静，安静的静。那在朱熹这里呢，就是那个敬重的敬。
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必须建立在不朽的基础之上，才能形成他的文明。有的不朽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有的不朽是建立在自我成佛成圣的基础之上，有一些落后的文明没有达到这基础的，所以他们的文明更多还是在考虑如何去跟自然交流。在中国文明当中，这种成圣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普及了。但是整个汉代儒家学者在论证人是否能够成圣这一点的逻辑推理上，认证到最后突然发现人是成不了圣的，圣人是天生的。所以，这也就造成了整个魏晋时期人的心理的空虚和生命的这种恐惧。
这个不朽的问题，在中国里面叫性。所以在佛教里面叫佛性论，就是说人能否成佛，每个人是不是能成佛，是否具备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大乘佛教的根本问题，佛性问题。这个问题后来被移植到儒家这里，我把它称之儒性论，它其实也就是人人皆可尧舜，那么宋明理学是建立在人人皆可成圣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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