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不知出生在何地，老家是何样，但自打我记事，我家就是在坝上一个普通的小村庄。
母亲是这里方圆几十里的唯一一名医生。
卫生所很简陋，只有五间砖瓦房。
有一个拿药的，其它就是母亲了。
母亲不会骑自行车，一头小毛驴成了她的唯一交通工具。
母亲医道好，服务态度更好，大家一提起薛医生没有不伸大拇指的。
那时的母亲年轻漂亮，全家都吃商品粮，我很为有这样的母亲感到骄傲。
村里人也为有母亲这样的知识女性高兴。
村里的女人们羡慕母亲的长相和医道。
就像深山出了太阳一样的鲜亮。
02
母亲是半路出家学医生的，她文化高，悟性好，解放以后和父亲一道落难到坝上，她靠着给父亲打下手，慢慢自学成了医生。
解放初期参加县上的医生考试，一举夺得了第一名。
母亲就成了在编的国家正式医生。
母亲每天除了坐堂看病外，还要到五里八村巡诊看病，有时遇到有急诊她也不管白天黑夜，骑着毛驴就走。
一走就是一天两天的。
我们不知母亲的辛苦艰难。
但只知道人们一听说薛医生出诊了，她的儿子丫头便成了村里大姨大舅家中桌上客，给我们做最好吃的山药鱼儿蘑菇汤。
那时母亲的身体不是太好，晚上出诊也是一脸的无奈，但是母亲架不住病人家属三句好话。
记得一次母亲晚上到三十多里的一个村庄为人家接生，回来的路上她骑的毛驴说什么也不走了，原地打转。她感觉到事情不好，因为有人讲，毛驴只有见了狼才打死都不走的。母亲当时害怕极了。
忽然，她听到由远而近的呼唤声。原来是接生的人家怕她晚上独自回家不便，派人来送自己了。
看到来人的那一瞬间，母亲激动地差一点从毛驴上掉下来。
回来她对我们讲了这次看病历险记，那可是拣了一条命回来的。
还有一年冬天，母亲骑着毛驴出诊，心急赶路没想到露在外面的小腿全冻紫了，自己却不知道。到了病人家连毛驴都下不了。
从此她就落了一个冻疮的毛病，一遇到刮风下雪腿就疼得不能动弹。
母亲心很热，做起事来也很较真儿，看见不公的事，敢说敢做。
一次盘点药品药帐不符，差了那么几元钱。她先是把司药狠狠的批评了一顿，最后还是把亏了的钱自己给补上了。
那时母亲的月工资才是三十多元。
03
母亲是我们生命的支柱。
十几岁前我们对父亲的概念还是很陌生的。
父亲一两个月才从县上回来一次，回来母亲就把最好的东西做给父亲吃。
父亲也总是来去匆匆。
住上一两天就走。
父亲在我的眼里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直到一九六九年父亲被清理出阶级队伍，我们才真正感觉到了父亲的存在。
母亲天生有一种韧劲。
我们虽住在乡下，但吃的是商品粮。那个时候全国统购统销，买个粮食都要进一次县城。父亲不在身边，我们年幼且都是在上学，买粮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的身上。
我们住的地方离县城有四十多里，买一次粮食来回要赶着牛车走整整一天。特别是一到冬天，买一次粮食来回都不见太阳。
开始时母亲是让给供销社拉脚的李伯伯往回带。可是不知怎的李伯伯的家属说了闲话。打那以后每次买粮都是她亲自去办。
母亲早上五点多种赶着牛车进药带买粮食，有时晚上七八点钟才能看到她的身影。回来胡乱的找些冷饭，草草将就一头扎到炕上一觉到了天明。
母亲就这样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妹五人，上上下下打点得井井有条。
04
六六年母亲到县里开了一次会，这次会是母亲有史以来离家走得最长的一次。
半个月人回来人瘦得不成样子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母亲在旧社会上过学，在伪满旧政府打过工，做过机要员。自然属于历史问题，是卫生系统的黑五类.
于是有人就说了，要不这几年在乡下表现得那么积极，原来是隐藏很深的反革命特务。
那时她除了参加县上办的学习班外，就是在写交待材料，要不是五里八乡的乡亲们联名向上打报告，母亲还不知什么时候回来。
后来听父亲和母亲讲就在那次学习班上就有两个人胆小怕事在学习班的厕所畏罪自杀了。每当母亲讲到这一段时，内心总有一种感慨，多好的人呀，就因为一点小事就走了。
听得出母亲内心深处的悲哀。
那一年全国上下搞个人崇拜，兴起了一股向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表忠心的风气。
母亲从学习班回来就一直小心谨慎，心情很郁闷，常常一个人早上起来对着窗外发愣。天不亮就把我和小妹妹喊起来，给伟大领袖三鞠躬，唱东方红，念语录，三呼万寿无疆。
我年幼无知自觉得好笑，但一看到母亲那张严肃的脸，我就不敢再说话。
事隔多年我和母亲谈起这件事，母亲说那个时代人都疯了，我们家这种特殊的情况，隔窗有耳呀，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母亲为什么当时那么虔诚的带着我们做这些东西。
05
一九六九年的春季，母亲的身份彻底的改变了。
父母亲作为黑五类被清理出了阶级队伍，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民，一个公社社员。
至此父亲总算和我们团聚了。
我们在一个更为偏僻的小村庄落了户。
母亲成了这个小村庄的一名赤脚医生。
此时的母亲也许是文化大革命洗礼锻炼，身子板有了些硬朗，不像那些年弱不禁风的样子，身体也有些发胖，她还是那样乐于实善，热心助人。
母亲每天的工资是十分，一个分值到年底好的时候是五分一角钱，不好的年份三分钱。
母亲一年下来最多能挣三千六百分，到年底能开不到一百元钱，扣出口粮和其他的开支，基本是收支平衡。就是这样母亲从没在公分上斤斤计较。
她的一颗心扑在了工作上。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那一年该着母亲倒霉。
家里养的一条小狗不知被谁打的半死，有人喊来了母亲，有人建议说，打一针强心针可能会好的，母亲不忍心看着活蹦乱跳的小狗就这么去了，一急便没了主见，慌乱之中便给狗打了一针强心针。事后狗没救回来，给狗打针成了母亲的一条罪状。
有人揭发说给贫下中农看病说没药，给狗打针到是有药了，阶级立场哪里去了。
在那个无限上纲上线得年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员大会上点名批评了母亲的问题，母亲一次一次的写交待材料，一次次到社员大会上作检查。
就在这时一件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母亲一早用酒精煮注射器，由于心不在焉一下子把酒精撒在前来看病的病人身上，结果造成了轻微的烧伤。
母亲的心一下子坏到了极点，那些天母亲茶不思饭不想。
有一阵子母亲的精神有了些异样，我们很担心母亲的精神。
父亲总是用很低的声音开导着母亲，也悄悄的背着母亲到病人家探望送去了营养品，我们也注意到了母亲的变化，生怕母亲出现一些闪失。
我悄悄的跟在母亲的身后，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这时母亲开始打退堂鼓，她和父亲商量实在不行了就干脆回村种地，当不了全劳力，当半个劳力。
母亲把和父亲商量的意见报告给大队革委会。他们讨论来讨论去，还是广大社员不同意，母亲没有辞去赤脚医生的工作。
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她在用行动洗刷着自己的灵魂，接受者来自方方面面的监督。
没过多久，揭发母亲给狗打针的那个人，因开山放炮把一个手给崩掉了，家里人犹豫了好久才派人来请母亲去。母亲当即陪病人到县城医院做了截肢手术，回来后的好长的一段时间母亲天天要跑两里多地给他打针换药，看着母亲不记前嫌宽容大度的样子，他感动得痛哭流涕承认了他受人指使揭发母亲给狗打针的事情。
母亲从容一笑说从来就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从这以后这个人不忘母亲的宽宏大量，逢年过节总不忘来家看看。
我们两家也就成了好朋友。
06
母亲在这个村庄当了五年的赤脚医生，那时我也辍学在家务农，白天我下地干活，若小的身躯扛起了一个大人的重责。
晚上只要母亲出诊没归，不管天气多晚，我就像有一件事没有做完似的,便拿着一根棍子，到母亲出诊的村口去等。
我知道母亲有个习惯，就是再天黑也要往家里赶，她是怕我们不放心。
每当这时我总是替母亲背着药箱，一边说着话，不自不觉的回到家中。
母亲说，小儿子最懂事了，妈没白疼你。
其实这是母亲的一面之词，母亲非常爱着她的五个子女。
哥哥姐姐在外面上学，家里生活并不富裕，但是母亲节衣缩食也要把该交的钱一分不少的交足，没有让子女们为这些事尴尬过。
事隔多年我和母亲讲起这段往事，母亲说：我就知道你在村头等我，所以妈多苦多累也的往家赶，因为有儿子的心在召唤着妈呐。
每当讲起这段往事母亲的眸子里总是闪着泪花。
07
我在母亲眼里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在兄弟姐妹中我排老四，加上是一个男孩，母亲对我是疼爱有加，常常惹的姐姐妹妹嫉妒，他们都说母亲是偏心眼。
有时我和妹妹招猫逗狗，惹的妹妹不高兴，母亲总是说妹妹的不是，有时说不过去了就打我一巴掌，悄悄的给我一毛钱，出去买个麻饼躲一会再回来。
后来母亲宠我成了她的一大罪状。
姐姐和妹妹说，你老了就靠你老儿子养你吧，母亲也总是说，我就是偏心眼就等老儿子养我。
大家一时也无言，若干年后母亲说出了实情——
“哥姐中就属你读的书少，而且是因为我们的历史问题影响了你的前程。”
想当年，我上初中时成分好的学生欺负我，住校他们往我被窝里撒尿，有的一张嘴就是黑五类的小崽子，迫于压力我辍学务农，那一年我才十三岁。
母亲说就凭着我小时候天资聪慧，考个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后来我连初中都没念完。母亲说她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我没念好书，可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我们是没有选择权的。
为了还母亲这个愿望，参加工作后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人说自学考试难，我就选择了自学考试，八年下来我拿下了法律大专本科的全部学历，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大学生。可就在我大专即将毕业的时候，母亲突然去世了。我把文凭整整印了几十份，在母亲的百日祭上烧了。
我心里默默的祈祷着，母亲啊你终于可以瞑目了，你没有白宠儿子，儿子为你争回了面子。也实现了你生前的愿望。
08
母亲的一生都是那么的平平淡淡，有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些困难，也让母亲沮丧过，但是她从来没向困难低过头。
到了晚年孩子们都参加了工作,该是幸福的时候,但她又偏偏表现出了固执和自立自强。
她像有成就的老人一样，在为子女们进步感到骄傲的同时，从来没有希冀从子女身上得到任何回报。
母亲说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们能独立生活，就决不给你们添麻烦。
几十年来父母居无定所，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临时安家，到老了竟然是房屋一间，地无一垅，过着清贫但自认为很知足的生活。
进城后，母亲住进了哥哥在工厂的宿舍，这是一个只有十几平米的小房间，房子除了能容纳一张大床外，家具也是我们淘汰下来的旧家具。
这就是父母的家，也是我们逢年过节团圆的的地方。
十多年来父母亲和哥哥同在一个城市。
嫂子在他们居住工厂上班。
她知道上下坡路不好走，车来车往的，母亲腿又不好。因此每天差不多都要到家中看看，缺什么买什么，一天三趟，为的是尽量不让老两口走道。
可母亲偏是一个不识抬举的老太太，不忍心让人照顾，经常一个人悄悄的上街买菜。
母亲在三十年前就落下了一个老寒腿，而且还得了骨质增生，冠心病，心脏病等一大串的病，但母亲从来没有像疾病低过头。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退休后，大多是零星得自己买些药，没有像样的到过医院检查过身体，实在顶不住的时候才打针吃药，稍微见好母亲便不把自己病放在了心上，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
母亲就是这么倔强，她认准的事九牛二虎也拉不回来。
一次母亲真感到身体不舒服了，被哥哥用车接到一个医院输液，输到了第三天母亲感觉良好便说什么也不输了，就又打道回府。
母亲做了四十年的医生，她对自己的病是顶顶清楚了，她不把自己的病放在心上，主要的是她放心不下和她朝夕相处了五十年的老伴，我的父亲。
他们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相敬如宾。
母亲比父亲小了整整十三岁，几十年来母亲太在乎父亲了，以至于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母亲每饭都要征求父亲的意见，我们有时也看不惯，说两句，但母亲总是那么唯唯诺诺他把父亲当成了唯一的精神支柱。
有是母亲也翻小肠说一些她跟上父亲被点的话。
说完之后又总觉得有些后悔，常常用一些行动来表现她对父亲关注和体贴。
一年冬天北方下了大雪，雪深十几厘米，整个城市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多度，这时父亲偏偏患上了牙痛，不能吃东西。
母亲很着急，硬是趟着半尺多厚的积雪陪父亲上医院看病。
母亲的老寒腿骨质增生，加上路滑脚下吃不上劲，几乎是爬着去爬着回来的，两里多地的医院他们在雪地里整整走了一天。
那一年母亲已是六十七岁的人了。听到母亲在信中的讲诉，我不由痛哭失声，母亲啊，你倔强的性格什么时候才能服软。
后来哥哥也是听别人说起这件事，哥哥说其实打一个电话，派车接送一下不就行了吗，但是母亲就是不愿意给已经当领导的儿子们添半点麻烦。
她说不愿让人家说占了儿女的工作便利。
有一年冬天，我用单位的小车把父母亲接来过冬。
母亲下车后非要掏钱付车费，弄得我解释了半天，母亲最后说如果下次再这样，我们就挤火车来。
母亲就是这么一个人，仿佛她一点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她依然拿着五十年代的标准看待现在的事情。
有时母亲看到我们上下班没准点，就批评我们说，拿人家的钱就该给人家好好上班，别一心二用呀。
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固执而且正统的人。
09
母亲的固执还表现在，到谁家不长时间准能生出一些事情来。
母亲在谁家住，总是要自己掏钱买菜，儿女们不甘心，于是就生出了许多的矛盾。
我们说现在大家的日子都过得不错，你们来了就是享福来了，干吗非要自己上街买菜做家务？
母亲抢白不过大家只好说闲着没事也算我活动活动。儿女们却说她是自立自强穷日子过惯了，现在当婆婆了倒不习惯了。
可是母亲自有她的道理——“我们存钱有啥用老了还不得靠你们吗？现在把钱花在了你们身上，我们觉得也是提前预付。”
不管子女如何不高兴，母亲就是这个天生的怪脾气，到谁家住总是悄悄的往家里买菜，挡也挡不住。
后来儿女们只好认了，反倒觉得母亲多事，父亲随和了。
后来逢年过节儿女们孝敬的钱，母亲也是要把它买成毛线或织成现成的毛衣寄了回来。
母亲这种过于自强的做法常常让做子女不知如何是好。
有时母亲心烦也常为一些小事和我们闹得不可开交，说一些不理智的话，但是隔不了夜，母亲就先于我们承认错误。
母亲说，老糊涂了，子女们一片孝心，怕这怕那的，唉，人老了就想得多了。
母亲的宽宏大度常常给了我们做子女的一种精神寄慰。
我常拿母亲和同事的母亲相比，母亲是个很平常的人，但是从来没有从她的口中说过那个子女不孝顺，也从来没有看到母亲在钱上斤斤计较，不是母亲太有钱了，而是母亲在用她那颗善良的心设身处地的为儿女们着想。
她就是这样一个伟大而且要强母亲。
10
一九九七年元旦刚过，母亲就焦急的打来电话说，你爸的身体极度的不好，已是几天滴水没进了。
听到消息我当晚打点行装，连夜往家里赶。
第二天一早回到家看到父亲时，父亲骨瘦如柴，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母亲哭着给我讲述了当时的情况，那一天母亲感觉身体不舒服躺下起不来了，父亲闻讯连急带吓一下子病倒了，后来母亲强忍着病痛来伺候着父亲，但毕竟都是耄耋之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我回去的那些天，我尽力帮助母亲做些家务。
哥哥告诉我，母亲的身体已明显不如往前了。
哥哥说他几天前带母亲检查身体时，大夫说母亲的血压心脏都不是太好，如果不住院治疗很可能会发生意外。
我很明白哥哥说的这个意外，但是母亲是个很重情感的老人，现在父亲重病在床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住院治疗的。
这一段时间，母亲常常一个人在深夜望着身边父亲唉声叹气，每当我看到这一幕时，我忍不住的眼泪掉了下来，我预感不幸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常常夜不能眠。
回家看望父亲的那段时间，我突然发现母亲苍老了许多，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深了。
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和母亲又聊起了往事。
她说，今年夏天你带孩子，我们一起去你下乡的地方看看，让他知道你这一生有多不容易。母亲又深情的说，有妈呀，你们就有个家，大家呀逢年过节就有个去的地方，没妈了就没家了，以后大家团聚就没目的地。
听到母亲的话，我心里十分难过，我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了。
这个春节是我参见工作以来探亲最长的一次。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一天都没有离开父母亲，我睡在沙发上，每天早早起来生炉子做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多帮母亲干些家务，我知道他们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哪天跌倒了就永远爬不起来了。在他们有生之年进一份孝心，我的心也许会平静一些。
最让我忘不了的是我走的那天，我和父亲告了别，母亲一瘸一拐坚持要把我送到台阶下，回头我看到母亲那苍老的模样，大滴大滴的眼泪从她的脸颊滚落了下来，母亲声音哽咽的挥着手说：回去好好上班，别老惦记着家，家里有我那。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哭了，而且是那么的伤心，我清楚的意识到父母的身边该有人了。
回到单位母亲眼睛里那大滴大滴的眼泪那苍老的模样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回家的第二天我就托人联系房子，我想尽快的把父母接到身边。
我和母亲通了一次电话，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母亲讲了，母亲要强的说，等你爸好利索了我们再去，人老了到那都是给子女添麻烦，语句中流露出了几分悲呛。
谁成想不幸已经抢在了我们的前头，和母亲通话的第二天的下午，母亲因脑出血住院抢救了。我们昼夜兼程赶回家时，母亲已经完全的不省人事了。
我们千呼万唤，母亲仿佛知道我们回来了，眼角里流出了大滴大滴混浊的眼泪，母亲离开了我们。
11
母亲走时离她的七十岁生日还差一个月的时间。
母亲生前还有许多的事情没办，她老人家要和我的儿子一道到坝上看看我们工作生活过的地方。
我们没有来得及成行。
此后的一段时间父亲整日以泪洗面，写着母亲坎坷的生活经历，直到这时我才完完全全的知道我的母亲。
母亲出生在一个特别富有的大家庭里，不幸的是在她出生后不久，生母病故了。父亲在她十三岁的时候因反满抗日被日本人投入了监狱，一去就是六年。
她读完了初中后迫于生活窘境过早的走向了社会，她做过旧政府的职员，再后来和比她大十三岁我的父亲，一个伪满时期的官吏走到一起来。错误年代，错误的决定，导致了她一生的颠沛流离。
父亲说，凭母亲过人的才智和天资聪慧，她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是她独独执著选择了父亲，他们共同生活了整整半个世纪。
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夜梦里我又看到了母亲，她依然是白发苍苍，骨质增生的双腿一走一拐的样子。
我想扶扶她老人家，母亲推开我的手说，
“妈行，妈自己走。”
我突然从梦里醒来，泪水潸然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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