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名著属于大学中文系学生，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大餐，如今，文学作品的地位在中小学生语文教育中越来越突出，几乎所有学校都要求学生在假期中通读名著。
有一种现实情况是，看电视剧成为学生了解名著的重要方式，阅读原著的学生比例偏低，农村学生表现尤为显著。
确实，影视对小说的改编是文学传播的又一种形式，影视改编为阐释小说意蕴增加了新的可能性。
但是同名的影视作品和小说，在文学的意义上根本不是一回事。文学作品是一种充满想象与诗意的文字符号系统，电影是直观的声像符号。“一幅历史画和它描绘的历史事件相比，是一件不同的东西，在同样意义上，电影也是一件不同的东西。它们归根到底各自都是独立的，都有着各自的独特本性。”[i]比如《教父》《乱世佳人》原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不太高，改编的电影却有很高地位，而《战争与和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拍成电影却不是一流的。
编剧刘恒说：“对我来说，写剧本到不了我喜爱写小说的地步，如果让我放弃的话，别的都可以，最后只剩下小说。”[ii]作家苏童说：“我一般不写剧本，影视剧这玩意儿，也就是客串客串，写多了会把手写坏。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一个作家在文学圈内的知名度和他的社会知名度不同。身为作家，还是要坚守纯文学阵地，准确地看待自己，看准这种成名的成分的复杂性。”[iii]
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小说能做到的影视不一定都能做到。
首先，在写意、心理表达方面影视不可能做到语言那样直入人心的酣畅明了，尤其四大名著的语言风格很难以大众文化方式来呈现。
近年来，国内外出现了较多根据四大名著翻拍的作品，给人们认识其人物、情节创造了方便、形象的途径，但是其中只有想象力丰富的《西游记》被改编出电视剧、动画片、木偶剧、游戏等多种版本，而由《红楼梦》改编的影视作品却寥寥，其原因就是四大名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需要读者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有着较好的认知基础，尤其是《红楼梦》，其语言的独特性、背景的复杂性，观众对其有较难克服的障碍，改编难免损伤名著的文化价值。也因此，2011年电视导演委员会年会才提出短期之内“四大名著”不能再拍了。
其次，影视剧改编之所以会推动小说发行量的上升，除改编成功外，还因为小说的内容丰富性远大于影视剧，影视剧不能最大限度满足观众的思想需求。如《归来》及《荒野猎人》等，读者可以断断续续读，还可以反反复复回味。
其实，学生们喜欢选择电视剧，也与今天这个数字时代相关，互联网便捷的技术威胁了“文化把关人”的地位，网络和电子书使浅阅读成为阅读的常态，许多不可信赖的新闻和无用信息浪费了人们大量宝贵的时间，甚至摧毁了孩子们的注意力，提早结束了他们的童年。
基佐说过“印刷术，这一多少华彩辞章和老生常谈的题目，它的好处是再多的辞章和常谈也道不完的”。[iv]
比起电视、网络让人们多种感官得到满足，书似乎势单力薄，因为它只以文字和图片传递信息。
殊不知，文字遵循逻辑规律排列成一个个鲜活的句子，反映人类的理性思考，这就是老师们发现那些喜欢读书的孩子，更习惯有逻辑地表达，更能快速集中思维的原因。
电视、网络虽然能更快速广泛地传递信息，但因其“目迷五色”的技术，往往会让人们的注意力分散，对严肃话题的兴趣和思考习惯逐渐消减，变成“沙发土豆”或者“网虫”。
一千多年前，印刷术克服了手抄书籍费时、费力，错漏多的问题，还让更多贫民子弟得到识字读书的机会，在科学与愚昧的长期斗争中，书籍充分满足了人脑的知识需要。
今天，当电视没有办法用严肃而不是迎合观众的电视手法来表达复杂的思想时，当互联网虽然囊括了所有人类传播形式，却又面临“娱乐致死”的困境时，我们不能不问自己，思想如何才能重得理性之光的照耀？
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或者久居故土，或者远渡重洋，多少人在糟糕或伟大的时代将梦想散落四方，多少人在人生这原本平凡而辛劳的旅程中得到典籍的润泽，读那些流传已久的作品吧，它们观照世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沉淀真理于心灵。
这是我的回答。
[i] [美]乔治•布鲁斯东：《小说的界限和电影的界限》，见《电影改编理论问题》，陈犀禾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73页。
[ii]张英：《人性的守望者——刘恒访谈录》，见《文学的力量》，张英著，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81页。
[iii]张宗刚：《苏童：从天马行空到朴实无华》，《中国文化报》2001年11月12 日。
[iv] [法]基佐：《欧洲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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