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大食堂到1959年就支撑不下去了。各家的锅早已化成了铁水。凡是能够用来煮熟食物的器皿村民们都用上了。人们到地里去捡拾大跃进时期未及收获的丢在地里的粮食，冻了的地瓜，干地瓜叶，还有干萝卜叶。
1960到1961是这场饥荒中最严重的两年。村子里不断有人饿死。学校60年停了一年课，61年也基本上是停课状态。
村里以生产队为单位干活，家里男人在外面工作的被称为工人家属，不被待见。生产队干活记工分，按工分分粮。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力，必须到队里干活。
60年我家买了一口小铁锅，没有卖大锅的。
上级有时发一点救济粮，母亲把这点粮食磨成面，像如今做菜点味精似的在我们吃的野菜里撒上一点儿面粉，主食就是野菜。我就是那个挖野菜的人。
开春野菜刚发芽，漫山遍野是挖野菜的人。我挖回来的野菜有太奶奶把它摘干净，母亲干活回来做了吃。
野菜被挖的不敢发芽。树叶长出来了，人们便开始吃树叶，榆树叶子吃光了，连树皮也剥光了。再吃刺槐叶，这种叶子涩涩的带着苦味儿，需要用开水焯过再浸泡一两天才能吃。
刺槐叶子也吃光了。只有家槐树上还有叶子，这种树叶连牛羊都不吃，这是一种不招虫子的树叶，有毒。为了活命，已经顾不得了。有一个叫袁香的女人，头一天吃了家槐叶，第二天脸肿的像个发面大馒头，睁不开眼了。
母亲把浸泡的家槐叶捞出来把水挤干，再换上新水。这样浸泡两三天再吃，我们家没有中毒。
有一天下雨，母亲不用出去干活，我也不能出去挖野菜或撸树叶。家里一颗粮食也没有了。母亲把备用的一点干萝卜叶用温水泡开，清水洗了两次，在锅里煮熟后让我们吃，弟弟妹妹都不吃，我也没吃。母亲叹了口气，她也没吃。一家人在这个下雨天的饮食，是各自瞅了两眼萝卜叶子。
这个镜头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如此的清晰，如此的难忘，甚至那个萝卜叶子的气味还在嗅觉里没有散去。
最让母亲揪心的是弟弟，才四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吃糠咽菜。弟弟最盼望邻居邹奶奶来家里串门，每次来了就会说:快给老三淋个小饼吃吃吧。
母亲就会拿出一点点甜根草面，和的稀稀的，淋在锅底那么一点点小薄饼，弟弟两口就吃掉了。这就是额外的照顾。
甜根儿草，就是一种野草的根，中药店里有卖。春天草还没发芽的时候，我到山上去刨回来，把外面的一层薄皮撸去，洗净晒干。用剪刀剪成寸长，晒干后再磨成面。总共也没有多少，我和妹妹捞不着吃。
我父母都是高个子，我俩姐妹身高只有1.55米。能从大饥荒中走出来已经非常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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