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罗中立创作了《父亲》，而是《父亲》创造了罗中立
本文小标题，模仿自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他老师就是赫赫有名的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与文学》一书中的一句话：“不是歌德创作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至于荣格为什么会这样讲，我又为何将其与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联系起来，还请列为看官慢慢看下去。
先说罗中立的油画名作《父亲》。
图片来自网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罗中立以一幅《父亲》震惊中国画坛。该作品以极其写实的手法，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因为作品超级写实，再加上精致入微的笔触，在当时刚渡过特殊时期的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打动了很多人的心。说罗中立凭借此画一夜成名，实不为过。
由于超写实，因此也不用细讲画的内容了。我关心的是，当时的人们看到这一幅画画和现在的人们看到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当时的人们看来，一方面，会被一种赤裸的真实所打动，然后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和忘本。另一方面，80年代初，灾难刚过，百废待兴，人们对于没过去多久的真实生活还历历在目，而很多人的父辈甚至自己就是这样的农民。因此，观画者“半是画幅，半是观众”。
现在的人们看这幅画就不一样了。因为时代和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看这幅画仍会给予深深的同情，但很难再说观众会感同身受了。
也就是说，时代变了，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罗中立的《父亲》，就刻画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集体心理。
可是，仍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集体心理，即便世殊时异，在种族的世代遗传中也很难改变。换言之，罗中立的《父亲》表述的是一种特定时代的“集体表层心理”，而更伟大的文艺作品，则会描绘小到地域、民族，大到种族的“集体深层心理。”
说到这，就可以过渡到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中描述的集体深层心理或者说“集体无意识”了。
现代人类认识到，潜意识（无意识）这种东西的确存在。弗洛伊德认为，表面的生活习俗覆盖了潜意识，潜意识不能侵入到意识中去。艺术家为了挖掘个人的深潜意识，通过半梦半醒的方式进行写作，穿透表层抵达深层，让在下意识领域里躲藏已久的自我来创造艺术。这种艺术也就是超我艺术。于是，产生了各种潜意识外化的艺术作品。
但是，“个人的深潜心理中夹杂着大量偶发性的因素。因此被唤醒的潜意识和本能一旦出来创造，其成果常常缺少普遍可感性。”（余秋雨《艺术创造论》）
在这种前提下，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集体深层心理，可谓高明的多。他认为只有由种族的发展历史沉淀成的深层心理才有研究价值。
荣格的这段话不知震撼了多少艺术家：
诗人是否意识到他的作品与他一起出生，生长和成熟，他是否以为他的作品是他通过构思从虚无乌有中创造出来的，这都无关紧要。他的看法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的作品超越了他，就像孩子超越了母亲一样。创作过程具有女性的特征，富于创造性的作品来源于无意识深处，或者不如说来源于母性的王国。每当创造力占据优势，人的生命就受无意识的统治和影响而违背主观愿望，意识到的自我就被一股内心的潜流所席卷，成为正在发生的心理事件的束手无策的旁观者。创作过程中的活动于是成为诗人的命运并决定其精神的发展。不是歌德创作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浮士德》除了作为一种象征，还能是什么呢?我所谓象征，不是一种寓言，其所指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是一种表现。它所代表的东西尚未认识清楚，然而却根深蒂固地存在。这里有某种东西，它活在每一个德国人的灵魂中，而歌德则促成了它的诞生。我们除了把他们视为写作了《浮士德》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德国人外，还能把他们想成是什么人呢?这两部作品都接触到某种在德国人灵魂中激发出反响的东西，也就是一度被雅可布•布尔克哈特称为“原始意象”的人类导师和医生的形象。人类文化开创以来，智者、救星和救世主的原型意象就埋藏和蛰伏在人们的无意识中，—旦时代发生动乱，人类社会陷入严重的谬误，它就被重新唤醒。
荣格说的真好，“这里有某种东西，它活在每一个德国人的灵魂中，而歌德则促成了它的诞生。”因此“不是歌德创作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荣格说的真妙，不是德国人写不出《浮士德》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我们不妨模仿荣格的口气，也这样说说——
不是美国人写不出《老人与海》。因此，不是海明威创作了《老人与海》，而是《老人与海》创造了海明威。《老人与海》里边那个老人，每取得一点胜利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从不被命运屈服，无论在怎么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他都凭着自己的勇气、毅力、智慧进行了奋勇的抗争。他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也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这正是美国人的集体深层心理，或者说是集体人格。
不是日本人拍不出《七武士》。因此，不是黑泽明创作了《七武士》，而是《七武士》创造了黑泽明。在电影里描述的那个时代，武士道精神正在逐渐被人遗忘，有的武士连饭都未必能吃上。在火枪逐渐取代武士刀的时候，冷兵器时代流传下来高傲而孤独的理想，已经显得过时，而他们依然在无谓地坚持着。“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武士道精神就是日本人的集体人格。
同样的道理，不是中国人写不出《阿Q正传》。因此，不是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而是《阿Q正传》创造了鲁迅。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阿Q》写的是让人感觉不舒服的中国人的国民性。虽然刻画的也是农民，但阿Q不是典型的农民形象，而是象征着整个国民性。用假想的胜利来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也是我们中国人集体深层心理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集体深层心理的最好的一面，就是几千年前古人提出的“君子”。其反面，就是“小人。”对这两种人格做出最精彩诠释的，还是孔子。“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用和小人的对比来定义君子，因此说到底，还是孔子机智。
因此，还可以说，不是罗中立创作了《父亲》，而是《父亲》创造了罗中立。
集体深层心理这个巨大的地下矿藏，实在值得艺术家们努力深挖。
附注：这篇文章是读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和余秋雨《艺术创造论》中《集体深层心理》一章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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