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庸不是糟粕；只要认真读读《中庸》《论语》里的相关论述，就会得到正确结论。说中庸是糟粕的，多半是没正确理解中庸，把中庸和庸俗、折中主义混在一起了。关于中庸的准确含义，可以参考我写的《如何评价中庸之道》这一篇。
其次，中庸并非汉文化独有。在西方社会，也有人提出了中庸理念，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的人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322）。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哲学史的童年时期，也和孔子一样提出了中庸的思想，主要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在《政治学》书中，也经常谈及中庸。
（本篇是知乎答题。以上是回答，以下附加）
亚里士多德表达中庸思想的那个词“mediocritas（打不出希腊文，姑以英译代替）”可否译为中庸，学界似乎不完全统一。在吴寿彭译的《政治学》中，他把“mediocritas”一词译为“中庸”，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156页）中，译者则把该词译为“适中”，廖申白译《伦理学》一书中该词被译为“适度”；苗力田的《西方哲学史新编》中把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论述概括为“适度”，赵敦华在《西方哲学简史》概括为“中道”，周辅成在为廖申白译《伦理学》一书所作序言中则直接命名为“中庸”。但其含义，与中庸则无二致。
（一）
亚里士多德宣布中庸是他的德性的准则。他认为：“德性是一种适度（中庸），因为它以选取中间为目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47页)但这是他在进行了大量论证后得出的结论。
他的推理大致如此：人的存在的方式是活动；人的“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2页）善是人的活动的目的：“最高的善是幸福。”（《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19页）幸福又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32页），因此又要考察德性的本性。
德性分两种：一种是理智德性，它与实践无关；另一种是道德德性，亦即我们所说的道德，是在实践中培养的。亚里士多德主要就道德德性来论述的。他首先肯定德性是一种品质，然后说明这种品质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由于任何事物都有过度、适度与不及的情况，“过度与不及都破坏完美，唯有适度才保存完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46页），“那么德性就必定是以求取适度为目的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46页）。
经过层层剥笋式的论证，他最后确定，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求得中庸，避免过和不及的情况。
（二）
在如何达到中庸的境界的以及中庸的判断标准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也有着很大的一致性。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也反对无原则的折中，虽然德性要求选取中间，但是适度本身却是不可折中的，“善是一，恶则是多。”（《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二47页）错误是多种多样的，只要偏离那个最合适的点，就都是恶；通往正确的道路却只有一条。偏离正道的机会很多，过度与不及都导致偏离目标，但要找到那个正确的点却很不容易，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过度与不及是恶的特点，而适度则是德性的特点。”（《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二47页）
德性在于选择，它存在于相对的适度之中，每一个明智的人都会选择它。德性是过度与不及这两种恶的中间状态：“虽然从其本质或概念来说，德性是适度，从最高的善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极端。”（《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二48页）对于每个事物来说，适度只有一个最佳状态，也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讲，适度的要求是极端的，没法折中的。
对于求得适度的方法，亚里士多德首先排除了数学的平均法，他说：“就事物自身而言的中间，我指的是距两个端点距离相等的中间。”（《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二46页）这个中间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他举例说2和10的中间是6，无论谁都得这么认为。但在应用于人类的实践中时，就不能这样平均了，假如说2磅食物太少，10磅食物太多，并不能说明6磅食物就是最适合于我们的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那个最适合于每个人的数量。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找到中点是困难的。譬如，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圆的圆心，只有懂得这种知识的人才能找到它。”（《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二55页）
判断事物的适度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因而达到中庸是要有专门的技巧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给出了如下几种方法：
一是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避开与适度最相违反的情况，虽然都不是适度，但总有与适度较接近的情况，达不到最佳，推而求其次也是一个明智的、现实的选择。
二是反省。他说：“要研究我们自身容易去沉溺于其中的那些事物。……我们必须把自己拉向相反的方向。”（《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二56页）容易使我们沉溺于其中的事物也易于使我们过度，因此我们必须及时反省自己的行为，把自己向相反的方向拉动才行。
第三，“在所有的事情上，最要警惕那些令人愉悦的事物和快乐。因为对于快乐，我们不是公正的判断者。”（《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二56页）似乎亚里士多德对于人性的辨识和自制能力缺乏信心，因而要求人们象年长的人对待海伦那样在快乐面前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如果我们象他们那样地打发走快乐，我们就不大可能作错。”（《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二56页）为了达到适度而把一切快乐打发走，这未免又走向极端了。由此足可见此事之不易：“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在具体的场合中。”在具体的事情当中为了做到这一点，还要有意偏离一点，“有时要偏向过度一些，有时又要偏向不及一些，因为这样才最容易达到适度。”（《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二57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位哲人对于中庸之道都相当地重视，不仅把它当做道德的理想境界，而且也是他们阐述思想的主要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中庸的原则其实就是把握事物最佳适度的量的原则，对于人们实践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在人类的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
在道德论和方法论上，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两人的中庸理论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当他们把中庸的原则应用到社会实践领域时，得出的结论却相当地不同。
在政治领域，与孔子执著于超越的道德理想态度不同，亚里士多德在把中庸思想应用到社会政治层面上时，采取了完全现实主义的态度。他在考察何种政体最为优良时，首先明确：“我们所说的优良，不是普通人所不能实现的或必须具有特殊天赋并经过特殊教育才能达到的标准，我们是就大多数人所能实践的生活以及大多数城邦所能接受的政体，进行我们的研究。”(《政治学》1295a25)
或许他是吸取了在他之前的柏拉图的教训而采取这种态度。柏拉图在构建他的政治理想时，采取的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态度。他的理想国方案虽然完美，但由于他无视人性的天然缺陷，不肯对现实做出让步，因而永远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梦想。
有鉴于此，亚里士多德对于优良政体的标准先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态度，对现实做出必要的让步，承认优良的标准必须是在人类可以实践的范围内寻找。
中庸是个人美德的标准，政治团体是个人的放大，所以政治团体的美德也是中庸。在一个城邦里，公民有三个部分，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富人们都拥护寡头政体，穷人们都拥护平民政体，两者都属于极端的类型。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中间型的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这种政体应该符合中产阶级的要求，同时又以中产阶级为社会基础，因为“处在（中产阶级）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很少有野心”(《政治学》1295b5)，而且在力量上他们又比任何其它阶级都大，因而“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政治学》1295b35)。
这样才能避免党争，减少内讧，维护社会的稳定。与此相对应，他推崇的是将寡头制和平民政体结合的共和政体，因为它集中两者的优点，避免各自的弊端。
关于治理方式，他还较详细地探讨了人治和法治的区别和优劣。总的来说，他的政治思想倾向于民主、法治，是对古希腊人政治智慧的全面总结，并通过罗马的政治思想家、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和近代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的代代传承，塑造了西方政治文化的主流传统，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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