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篇第二」20
【原文】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译文】
季康子问：“要使人既敬且忠又可教，该当如何？”孔子说：“对人恭敬，人亦敬你；为人孝慈，人则忠你；举善而教，人自可化。”
【注释】
1、“季康子问”：
“季康子”是春秋时期鲁国的权臣，氏季孙，名肥，“康”是其谥号。其父就是当年跟孟懿子一起抵制孔子堕三都的三桓之首季桓子。鲁哀公二年季桓子死，季康子接班成了鲁国的正卿。曾任用孔子的弟子冉有击退入侵的齐人并迎请周游列国的孔子回国。
本章的季康子之问应当发生于孔子回归鲁国之后。
2、“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
“以”为连词，意为“和”、“而”，表示并列关系。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的“夷以近”。
“劝”的本意为“勉”，故常连用为“劝勉”。但《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对“劝”的注释中有“助”和“教”，这与本章中季康子帮助、教育民众的意图更加吻合。故将其作“教化”解。
3、“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临”的本义为从高处往低处察看，如“居高临下”。此处意为“面对”，用于上对下、尊对卑。
“庄”通常解作“庄重”。但一个人外表庄重就能让人“敬”吗？显然未必。“庄”在《篇海》中作“恭”解，似更加合理。类似用法如《礼记·曲礼》中的“非礼不诚不庄”，以及《吕氏春秋》中的“居处不庄，非孝也”。
“举善”与上一章的“举直”用法一样，含义相近。其中“举”有举起、选用、施行、弘扬等意，可不译；“善”为善心、善言、善行。
“不能”在这里应指虽临之以庄、孝慈以对，但仍不能敬忠者。这类人多是没有正见、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的无德者。通常是将“不能”解作能力弱或没有才能，但这样解释似有不妥。因为孔子重德，以德为本，没有舍本逐末的道理。
【评析】
季康子在鲁国长期专权，不但鲁哀公不满，就连三桓的另外两家——叔孙氏和孟孙氏对其也颇多怨恨。以至于后来齐国入侵时，叔孙氏和孟孙氏竟公然抗拒季康子的御敌号令，这显然是既不敬又不忠。想必这令季康子很是烦恼，故有本章的提问。
1、关于“敬”：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的论文中提出了举世闻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将人类需求由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季康子贵为鲁国正卿，长期把持朝政，名义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事实上，位于季康子之上的鲁哀公只不过是他的傀儡。以季康子的地位，他早已超越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情感和归属需求，因此他对更高层次的“敬”的渴求就可以理解了。
人确实可以用权力和财富交换到很多东西，但有些东西则是例外的，比如，“敬”就是其中之一。“敬”只能用“敬”去交换。中国有句俗语，叫“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说的就是这个理。这其实也是非常朴素的因果法则：你种下“敬”的种子，就必然收获“敬”的果实。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孔子告诉季康子，要想让别人“敬”，自己就要恭敬别人，也就是要“临之以庄”。
2、关于“忠”：
为政者，或者说广义上的管理者，对于“忠”都极为看重。因为管理者领导团队，没有不希望团队成员尽心竭力的。而“尽心竭力”正是“忠”的内涵。
“忠”是另一样可以用权力和财富交换到的例外，因为权利和财富买得到“力”却买不到“心”，而无心则不能为“忠”。因此我们常说“忠心”，但没有说“忠力”的。
对于如何收获“忠”，孔子曾有看似完全不同的表述。比如在本章中，孔子说“孝慈则忠”；而在别处，孔子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两者看似不同，但实则一致。因为“孝慈”本身就是“礼”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礼”在实践层面的体现。
孝慈在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
首先，为政者自身要为人孝慈，要能孝事父母，慈爱家人。为人孝慈是有仁德的体现。只有内有仁德，才能外施于人。人不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别人，这是最基本的逻辑。
其次，有了上述基础，为政者才可以将孝慈之心施之于民众。而对于将民众视为衣食父母、视为骨肉兄弟来加以关心、爱护的为政者，正常人又怎能不以“尽心竭力”的支持和拥戴来作回报呢？
3、关于“劝”：
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总会有一些没有正见、不知好歹、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的无德者，虽临之以庄、孝慈以对，但仍“不能”敬忠者。对这类人该怎么办呢？可不可以一了百了、杀掉拉倒？季康子对这类人常感头痛，心中或许也偶有杀机浮现，但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就问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事实上，根据所持立场的不同，“有道”抑或“无道”通常是一个带有主观色彩的判断。对于被邪见主宰了思想的为政者而言，无论其怎样“无道”，往往都自认为是“有道”者。因此，他们眼中的所谓“无道”者，实际上就是“异见”人士。这类为政者通常信奉专制暴政，往往喜欢以屠杀或其它暴力方式，“如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地消灭异见人士。比如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前苏联的斯大林、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等等……。
无论为政者持有何种立场，孔子都坚决反对以杀戮的方式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孔子对季康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就是说，对于“不能”或“无道”，为政者应当“劝”而化之，要对他们进行帮助、教育。具体方法就是“举善而教”，要“劝善”。也就是要善心以待、善言相劝、善行垂范。
善心以待，是“举善”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为政者必须要有正见，要能“举直错诸枉”，要能明辨是非善恶。善心即是仁德，仁德由修身而成。儒家将“修身”放在“修齐治平”的首位，正是为此。而修身始于“孝慈”，所谓“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故儒家特重孝慈。
善言相劝，是指以善心仁德等正见为内核的文化和制度氛围可以移风易俗。也就是孔子所谓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善的文化和制度催生善，恶的文化和制度催生恶，这一逻辑已经被历史反复验证。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之所以能在德国风行一时，是与德国当时特定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的。这一文化氛围催生了希特勒，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又强化了这一文化氛围。希特勒在当年是得到了德国人民普遍拥护的，对于教师的残酷批斗当年也是得到了全国学生热烈响应的……。由此可见，“善言”这种仁善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是何等的重要。
卞仲耘（1916—1966），原北师大附属女中副校长
善行垂范，是指为政者要以自身的仁善行为以身作则，为民众表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即所谓“身教胜于言教”。如果为政者残暴不仁、徇私枉法，无论其以怎样“高大上”的理论教化民众，都不仅不能取得“劝善”的效果，反而会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道德信用体系的崩塌。
这部分案例很多，也都很敏感。如果写出来，文章估计就毙掉了。大家自行搜索、脑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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