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曰:“孰易者?”曰:“鬼魅最易。”曰:“何为?”曰:“夫犬马,人所共知,旦暮见之,不可类之;鬼魅无形也,故易也。
中元节之鬼画连篇中国画家画鬼的传统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最早关于画鬼的记载见于《韩非子》卷五,也就是开篇我们提到的那段话,言外之意就是画马难,因为大家都见过,画鬼简单,没人见过,即使画的再光怪陆离也不会招来非议。因此,从此段话可以得知早在韩非子生活的战国时期,鬼神题材便出现于绘画。
唐代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中曾记载谢赫对南齐画家姚云度的评论:“画有逸才,巧变锋出,魑魅鬼神,皆为妙绝。”《叙画之兴废》曾言:“盛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艺者骈罗,耳目相接,开元天宝,其人最多,何必方法俱全,但取一技可采。”“但取一技可采”此句,张彦远注:“谓或人物、或屋宇、或山水、或鞍马、或鬼神、或花鸟,各有所长”,其中已将“鬼神”单列为绘画的一种题材。
相传吴道子曾作《地狱变相图》,描尽地狱之惨状,阴森恐怖,使观者腋汗毛悚,不寒而栗。据传:当时长安众人观后,惧怕地狱受苦,齐心向善,街市的鱼肉都不卖不出去了,因为佛教戒杀生。此外吴道子还创作了另一个与鬼魅有关的艺术形象——钟馗。关于吴道子画钟馗,是以唐玄宗的梦境为依据,加以艺术想象而成,虽然画已不复存在,郭若虚曾在《图画见闻志》中写道:“吴道子画钟馗,衣蓝衫、鞟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发,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扶其鬼目。笔迹遒劲,实绘画之绝格也”。宋元之后至清代灭亡,画鬼名迹多为钟馗图,这一时期被称为“钟馗画的寄寓阶段”。此时文人笔下的钟馗不再只是驱邪除恶的神,而是藉以寄寓画家本人思想情志的特定艺术想象。宋元时期龚开所画《中山出游图》,画家所想要表达的可以从此画卷后的题咏中表露一二。陈方在图上提拔曾说:“貌取群怪驱不详”,这与另一位文人周耕的“扫荡凶邪”意思相近,龚开所处宋元更替时期,创作此幅画时,蒙古人已经对中原有了统治权,因此画此作有着:驱除异族统治,恢复大宋政权的寓意。明朝之后,画家笔下的钟馗更是转变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形象影射,这种思想延续到清代在追求个人理想的“扬州八怪”达到顶峰。金农、黄慎、华岩、罗聘都有钟馗图传世。
清朝时期的文人学者也尚鬼,在当时的文坛掀起了一股志怪笔记小说风潮,有王渔洋《池北偶谈》、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袁木《子不语》、朱海《妄妄语》,但最为重要的更是被后人广为传颂的莫过于蒲松龄《聊斋志异》。
中元节之鬼画连篇风云变幻、朝代更替,近现代当代的许多大名家,对于钟馗、钟馗捉鬼或者说画鬼题材的创作亦是孜孜不倦。清末画家任伯年,其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他重视继承传统,融汇诸家之长,吸收了西画的速写、设色诸法,形成自己丰姿多采、新颖生动的独特画风。他笔下的钟馗有手指揪起小妖而令旁边鬼怪目瞪口呆者,有脚踩妖魔却漫不经意者,有背手持剑四顾而四周邪魔销声匿迹者,也有嘴衔利剑而群妖辟易者,各幅钟馗之眼神、手势、细部、表情迥异,但皆甚传神,就像同一主题加以“变奏”,但不是重复或抄袭自己。他能够取白描人物大师陈洪绶的长处,而且线条勾勒另创一格;与晚清另一喜欢画钟馗的王震(王一亭)风格迥异。
中元节之鬼画连篇溥儒《钟馗》 北京银座2014秋拍
溥心畬的钟馗画给人不一样的感觉,钟馗图中小妖令人喜爱,他们勤劳、淳朴、善良。溥心畬着意将“钟馗”叙述成一个具有浓郁人性的“老顽童”式的、而又兼具部分文人隐士性格的人物,而非民俗的“钟馗”。
近现代许多画家对于“画鬼”,多是延续清灭亡“钟馗画的寄寓阶段”,画家画鬼多以钟馗图。每位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个人风貌,题材一样,不论借鬼讽人也好,还是表达某种思想也罢,可谓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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