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母亲去世后，赶到养老院处理丧仪的默尔索拒绝了亲眼目睹母亲最后一面，尽管养老院特意为等他来而延迟了盖棺；在昏昏沉沉的守灵夜，默尔索忍不住违反礼仪的在灵前抽了烟；第二天的葬礼和送葬路上，他没有掉眼泪，殡仪馆的人问他母亲的终寿，他答不上来；在烈日下徒步数时送葬后，筋疲力尽的他没有在坟前默哀，就急急忙忙的回城休息。
默尔索这样一个人，看起来冷漠无情，是吗？
由于只是生活在当代法国的一个普通小职员，他当然没有因为这些不合时宜的举动而拥有庄子鼓盆而歌的声名，但想来应该也不会像古代中国的不孝子一样被官方施以严肃的惩罚吧？
当然了，如果他没有稀里糊涂的犯下那桩命案的话。
作为法国当代文学家、哲学家加缪传世之作《局外人》的主角，默尔索的命运绝不会平静。
“局外人”一词，我认为加缪在其中表达了两重含义：第一重且也是最主要的深意在于，默尔索不想做社会规则的局外人，他矜矜业业、待人友善，时时考虑自己尽量不引起周围人的不适，“不显得异类”。的确，他也得到了邻居等小人物们的喜爱和亲近。
但是，在只关于自己的事情上，他忠于自己的真实感受，并不因为他人的要求而矫饰，他对他人的反馈全出于真心——母亲既已去世，难过又有什么意义呢？生活还要继续。他不表现出合乎礼仪的难过，也许只是他表达方式的不同，但谁又能因此断定他真的毫不难过？归根到底，这是他与母亲之间的事。
默尔索忠于自己的内心。辩护律师问他对母亲的去世心里是否难过，希望他不仅仅是像他说的那样“不愿意妈妈死去”，而是对法庭说当时表现得无动于衷是因为控制住了悲痛的心情。默尔索拒绝了：“不，因为这是假话。”
预审法官对他进行说教，问他是否信仰上帝，是否感到悔恨。默尔索坦率的回答说不信。虽然法官很恼怒，他也不因此而改口虚与委蛇。
在法庭上，面对不利于自己的指控，他也仍然坚持说出实情——“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做假”。
这种真实与纯粹，因其不合礼仪，使他被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视为事实上的异类——“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冥顽不化的灵魂”。加缪通过默尔索因此而被视为局外人的遭遇，告诉我们：社会规则不关心个体的真心，它们只需要表面的顺民。
被划定为异类，原本也不至于致命。但加缪通过把默尔索的真实和纯粹推向极致，展现了其作为局外人的致死命运。
默尔索的真实，缘于他全凭自己的感受行事，他的情绪受肉体状态的影响极大——“我有一个天性，就是我生理上的需要常常干扰我的感情。”由于这种近乎动物本能的真实和纯粹，在那个烈日灼心的海滩上，面对那个刚刚与他和朋友打斗过的阿拉伯人的逼视，他感到头昏脑胀、血脉贲张，刚好，兜里有一把手枪，而阿拉伯人亮出了刀。于是，电光火石之间，他开枪了，犯下了命案。
面临审判的默尔索遭遇了成为局外人的第二重困境：辩护律师、预审法官、检察官激烈争辩着他的罪名，陪审团和庭长像上帝一样旁观着争论并暗暗对他进行人格（而不是他犯下的犯罪事实本身）上的判定。独独作为当事人的他，被要求别作声。“人们好像是在把我完全撇开的情况下处理这桩案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在一年多的取证和审判过程中，他表达意见的机会屈指可数。
于是，真实得格格不入的默尔索，和作为审判制度局外人的被告默尔索，两个角色的命运最终在法庭上重合在了一起——“既然他连这个社会基本法则都不承认，当然已与这个社会一刀两断；既然他对人类良心的基本反应麻木不仁，当然不能对他再有指望。”
他将被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斩首示众。
这就是对局外人的审判结果。
小说《局外人》在此进入了尾声。从小说结构脉络方面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具备高度紧张冲突感和欲求感的故事。而且，为了从字里行间中体现出默尔索的冷淡和无谓，加缪对整部小说采用了平铺直叙、近于白描的平淡写法。因此，《局外人》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评判，看起来绝不是一个紧张刺激、提供阅读快感的小说故事。
从文学作品的题材比较来看，像默尔索一样与社会礼仪格格不入的人物不少：古有狷介阮籍以白眼示人，今有猖狂尼采断喝“上帝已死”，他们都被当时的社会道德视为异类、局外人。
像《局外人》一样揭示虚伪道德规则和无情社会环境的小说不少：苏珊·辛顿在同名小说《局外人》中刻画的不被社会认可的坏孩子们是局外人，被社会所褒扬的富家子弟们也同样是局外人——他们都被环境以规则来套用，而不是被按照自己本来的样子而真实的对待。
跟这些人物不同的是，默尔索这个毫无建树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既不是因为对社会道德的鄙夷而自愿格格不入，也不是因为被迫处于被忽略的社会角色而遭到漠视。他成为局外人的真正原因，以及《局外人》这部小说其振聋发聩的更高层次意义，在于默尔索的生存态度揭示了人生的本质。
默尔索对生活很无所谓：对母亲的去世，他认为是早晚要发生的事；对女友的结婚想法，他莫衷一是；对他人的提议，他最常用的回答是“都可以”、“怎么都行”。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不是因为他不在乎生活，而是他隐隐认识到人生的无希望——人们永远也无法改变生活；既然都要死，怎么去死、什么时间去死，就无关紧要了。
在小说的最后，等待上刑场的默尔索放弃了上诉，面对多次前来试图“感化”他、使他皈依的神甫，发出了最后的呐喊：
“有朝一日，所有的其他人无一例外，都会被判死刑，他（神甫）自己也会被判死刑，幸免不了。这么说来，被指控杀了人，只因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处决，这又有什么重要呢？”
局外人默尔索的人生态度，即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其核心是绝望。
正如加缪在紧随《局外人》之后发表的代表作《西西弗的神话》中表达的那样，除了死亡，其实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日常生活其实并无意义。既然如此，也就无所谓希望和期冀。失去了幻想和希望，人会感到自我与生活、与世界的分离，感到世界的陌生，这就是生存的荒谬所在。
没有希望，人也就不需要上帝。不存在什么永恒，所谓的名利也只是舞台上的短暂荣耀而已。
但没有希望，并不意味着生活没有过下去的必要。正相反，没有了希望的羁绊和对未来的顾忌，人才真正具有了随意支配自我生命的自由。不存在什么明天，这就是人自由的深刻原因。
这时，人应当怎么生活下去？
加缪的回答是——正视荒谬，以充满激情的反抗赋予存在以价值。最壮丽的场景莫过于人认真而执着的维护生的尊严——像永远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那样。
西西弗的生活是荒谬的——巨石被推上山，但马上又会落下，周而复始。西西弗清楚这种荒谬，但他以激情回报，以整个身心致力于推石上山这一没有效果的事情。就像看清了生活无希望无未来的局外人，仍对生活报以认真和自律。
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生活由他自己而不是任何真主、神明主宰，他是幸福的。
正因如此，局外人默尔索敢于对神甫说“他（神甫）甚至连自己是否活着都没有把握，因为他干脆就像行尸走肉。而我，我好像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但我对自己很有把握，对我所有的一切都有把握。”
若干年前，我第一次在凌晨去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如果不是陪来北京旅游的朋友去，我自己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去看。在国旗挂上旗杆，国歌即将奏响的时刻，我赶紧找了个离开人群的角落，堵上耳朵，侧过身去，这种群体情绪勃发的时刻总会让我浑身难受——我不想跟着人群肃然起敬，因为我分明没有产生神圣的感觉；但又感到周遭的氛围压迫着我违背内心去表现出“合适”的情绪，这种压迫感让我不得不暂时离群。直到仪式结束，刚才凝聚在一起的人群重新散落成个体，我才恢复正常。
这种不合时宜的感觉，在每一个倡导群体情绪，每一个别人告诉你应该有什么感受的节日、仪式、场合，都会发生。看了加缪的《局外人》，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局外人的感觉。也许每个自诩正常的人，都有作为局外人的时刻。
我们每个人也都曾经是局外人——最初的人是赤子，忠实于自身的感受行事。
至于后来，有的人成为了维护环境规则、社会道德的一份子，有的人像默尔索一样仍然保持真实与纯粹，还有的人，像真正的局外人加缪一样，明知生存的荒谬与无望，仍报以激情和自持。
我真诚的期望所有人，都有在“应该”哭的时候选择不哭的自由；所有的局外人，都有比默尔索更美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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