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着白马的肉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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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云贵高原深处的一座小山村里。阿妈生我的时候她已经40多岁了，我有一个哥和三个姐，他们年龄最小的三姐也比我大十五岁，所以我是属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以外出生的。我断奶之后是被三个姐姐轮流照顾着长大的。
我刚断奶的那段时间膝盖上中了一次蛊，阿妈四处寻求草药才把我治好的。在我们苗家很多地方，有一些女人是有蛊的，她看孩子太可爱会下蛊，看到成年人不顺眼会下蛊，看到比她漂亮让她羡慕嫉妒恨的人也会下蛊。蛊一般都是一些毒蛇、毒蜈蚣之类毒物的毒混合而成，无色无味，她什么什么给你下什么人给你下你都不知道，等到痛了才明白自己中了蛊。蛊发作的时候全身会发热，阿妈开始也以为我只是感冒发烧，背去医院医生没办法，后来看到我的膝盖有一大块皮肤变黑了才知道我中了蛊。
我现在之所以这么感性，很容易被一些人和事感动的流泪，是因为我从小就长着一颗女孩子的心。我记得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穿绣花鞋，而绣花鞋是女孩子穿的。有一次大姐背着我去和她男朋友约会，男朋友看着我穿绣花鞋就问大姐说你背的是你妹妹吗？大姐说是弟弟。男朋友不相信，非要让大姐把我从背带里解下来脱我裤子给他看是不是大姐骗他的，我当时就诅咒他这辈你娶不到大姐，后来大姐嫁的人真的不是他。
小时候我就是一个“怪孩子”，除了喜欢穿绣花鞋之外，还有差不多一年时间我不喜欢穿衣服，每天都光着屁股跑。
我是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很疼我，舍不得打我、骂我，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我，家里虽然很穷，有时候都吃不上大米饭，我却过着少爷般的生活。我的童年无疑是幸福的，这也让我成为了一个淘气、任性的“坏”孩子。
在上学之前我就干过许多“坏事”。和小伙伴们朝邻居家的窗户扔石头和泥巴。把邻居家比我小一岁的小女孩绑起来然后脱掉她裤子。有月亮的夜晚和三五个小伙伴们去别人家的地里偷地瓜吃，吃饱了还在地里拉屎。也曾和他们去别人家的田里偷偷钓鱼，要是遇到大人追来就跑，跑不动就用田里的泥巴往大人的脸上丢。被比我大四五岁的邻家哥哥煽动和别的小孩子打群架，村头一个帮派，村尾一个帮派。
上学之后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还挺优秀的，常常被班主任老师当模范生来表扬，所以我就“改邪归正”成为老师眼里的好学生，不再干那些“坏事”。
雷公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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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阿妈是53年出生的人，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城里的很多人都吃不饱穿不暖，农村人就更不要说了。我听阿妈说她小时候整天就和外公外婆去山上挖蕨菜根和山药回来磨成粉煮吃，如果不去挖这些东西来充饥就会饿死。我阿妈没有机会读书，像阿妈这一代人甚至比她年轻十几岁的人都没机会读书的。所以不读书没有文化的人就比较迷信。
阿妈后来告诉我说我三四岁的时候经常跟她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以前的家是西江（地名，现在成为了一个特色的旅游区，即西江千户苗寨）的，有一天我看到阿爸和大姐来西江赶集就跟着他们回来了，经过雷公坪（地名）的时候大姐还採野草莓给我吃，到了村头的岔路口大姐对我说你就跟我回我家做我弟弟算了，我看大姐心地善良就跟她回到这个家了。
阿妈觉得我的故事说得太真实，她怕我真的是一个转世投胎的孩子，于是就亲自去了西江我说的那个地方，那里果真有一家跟我说的故事里一模一样的房子，向周围的人打听，那家前几年刚好夭折了一个小男孩。阿妈怕我养不大，于是就找让村里的鬼师帮我算命，鬼师说我命里有一次很大的劫难，如果我能平安度过活到七岁之后就会没事。阿妈询问鬼师说怎么才能化解，鬼师说没办法，一切顺其自然。阿妈只能为我提心吊胆。
这说起来像是迷信，可是在我身上确确实实发生了。虽然我们都提倡相信科学，可是有些时候发生一些巧合的事情却没办法解释，就好像命中注定一样。
小时候没有糖吃，而爆米花是那时候吃到最甜的东西，因为爆米花里放了糖精，所以总是期待打爆米花的叔叔经常能来。
那时候打爆米花的是一个类似导弹的炉子，一头有一个支架，另一头有一个比方向盘小一点的阀门。把阀门打开，往炉子里面放大米或者玉米，再放几颗糖精，关上阀门，把炉子放到火炉中间烧火烤，用手去摇着阀门，差不多四五分钟的时间，把炉子放进一个大麻袋里，打开阀门，噗的一声响，爆米花就出来了。
有一次打爆米花的叔叔又来我家附近打爆米花，我们一群孩子又去围着看。几个比我大的孩子跑过去一跳就跳过了炉子，我看着好玩也去跳，可是我人小腿短跳不过，右腿碰到炉壁被烫伤了，到现在都还有一块无法长腿毛的疤。阿妈以为这就是鬼师说的那一劫，就去问鬼师说这算不算过了，鬼师说不算，还有一劫比这次大的。
右腿上的烫伤好了以后，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去河边游泳，河边有一块很长的大石头，大石头有两层，上面一层是干的，下面一层流着尿般大的水，长满了青苔，我从上面一层往下面一层跳，脚一滑摔了个狗吃屎，牙齿把下嘴皮咬通了一个洞，当时我嘴巴还吃着一口黄瓜。后来没什么忌口，虽然没有留下疤，但是现在拍起照来右嘴角总是合不拢，特别拍证件照的时候特别明显，感觉就像嘴巴有点斜一样。阿妈又以为这就是鬼师说的那一劫，就又去问鬼师，鬼师还是说还有一劫比这次更大的。
我真正的大劫难是在我六岁那年来临，也就是鬼师所说的那次大劫。六岁本来是可以去上学的，就因为那一次大劫难我到了七岁才读书。
我记得很清楚，六岁那年的四月份，春耕时节，阿爸带着我和邻家的一个小男孩去山上犁田。阿爸在田里犁田，我和小男孩在田埂上玩，他在里面，我在外面，我们一个推一个的，他一推我，我里四脚朝天的掉下去了，下面刚好也是一丘水田，阿爸赶紧丢下手中的犁跑下来，等阿爸跑到下面我已经自己爬起来走到田埂边坐下，全身都是泥巴。阿爸走进一看我头上有一道很长的伤口不停的流血，阿爸慌了，大喊救命，刚好下面有一个人也正在犁田，他听到阿爸大喊救命之后也放下了手中的犁想上来看看什么情况，阿爸对他说你不用上来了，麻烦你现在就去乡里面叫医生来我家等着，我的孩子从上面掉下来头破了流了很多血。本来我当时没感觉到痛，可能是伤口还没有冷却下来，可是被阿爸说流了很多血吓着哭了起来，阿爸说能哭了就好，哭了就证明还有知觉。
阿爸背着我回家，一路上我已经昏过去了。回到家，医生还没有来，阿爸帮我换了衣服，然后拿一些稻草铺在火坑旁边让我睡。大概是八点钟了吧，医生才来。因为是头部没办法打麻药，只能生缝。生缝真的很痛，我哭爹骂娘的，缝完我又昏过去了。后来阿爸告诉我说，背我从山上回家的路上我嘴吐白沫，失去了知觉，医生来缝完以后说我失血过多，能不能挺过来就听天由命。
那时候也只能听天由命了。乡里面的医疗条件不好，就别谈什么输血了，而去县里面不通车，走路走得快的也需要五六个时辰，即使现在通车也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伤口太大不容易愈合，刚好是夏天，即使经常用青霉素来清洗还是有些溃烂，很臭，蚊子嗡嗡嗡的转个不停，甚至还在伤口上生蛋繁殖。伤口开始好的时候特别痒，我忍不住拿手去抓，缝伤口的线被我抓断了，伤口又开始流血。
后来我去看掉下去的地方差不多有二十多米之高，当时幸好下面的那丘田刚好有水，泥巴软，不然我当场就死了。现在头上留下了十多厘米长的疤，幸好有头发遮住，所以从小到大都不敢剃光头。
以前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挺恨把我推下去的那个小男孩的，觉得他是欠我的，现在长大了，看透了，想通了，也觉得没什么了。
自从被生缝头皮那次以后我就特别怕痛，连针都不敢打。记得小学一年级学校里统一打预防针我就跑到厕所里面躲起来直到医生走了我才出来。后来一直到了初二才敢打针的。
不只是怕打针，拔牙的痛我也怕。我到掉牙的年龄的时候怕疼不敢拔牙，开始的时候三个姐姐只能用绳子把我绑起来然后再帮我拔牙，拔完之后我就追着他她们打，后来牙松的时候我就不敢告诉她们了，等松到差不多长出一颗新的我才自己拔。所以我现在的牙不整齐，拍照很少笑，也很少拍照。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一次流血过多而变成贫血，还是我的血液浓度太浓，每次体检抽血看别人一抽来一大支，我抽半天就滴几滴。不小心刮破伤口也不怎么出血。
西江千户苗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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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的那一年有一天阿妈叫我跟邻居家的小姐姐去学校报名读书我就去了，尽管当时对读书没什么概念。
报名的时候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把我的苗名跟他说了，他说问我书名叫什么，我一脸蒙圈了。我们苗族人每个人都有苗名，平时大家都互叫苗名的。我不知道我的书名叫什么，阿妈也没跟我说过，所以老师问我半天我也不说话，于是他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付蒙波”，我的苗名读起来的谐音跟“付”字的读音差不多，“蒙波”在苗语的意思就是嘴里含着东西。
村里的学校就只有一二年级，三年级到初中要到乡里面去。学校里只有两个老师，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教科书是提前跟县教育局订的，一个年级大概订个二十套左右，所以报名晚的孩子都拿不到教科书。为什么订这么少呢？主要是学校里没钱，订多了如果没那么多孩子来上学就没钱开这书费，而且新书是由两位老师走去一天回来一天的路到县城用肩膀挑回来的。
我记得当时我就是属于报名晚的，没有拿到新书，上二年级的一位邻居哥哥把他的旧书借给我的。我头破的那一年几乎每天都在家里呆着，家人不送我出去跟小伙伴们玩，所以后来我特别害怕和人多相处。和人多相处而且很多都是跟自己不熟甚至不认识的我就觉得不自在，容易害羞，不想说话，内向的性格就这样培养起来的。
我去学校上了两天课就不去了，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每天早上我都只是去学校对面的操场去玩，根本不去学校，后来老师告诉了阿妈，阿妈就拿着棍子追着我打逼我去学校，我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班里有一个女同学，她上课不敢跟老师打报告上厕所而在课堂上拉屎了，从那以后同学们都嘲笑她嫌弃她臭屁不跟她坐一起，我再回到学校的时候老师把我安排坐在了她旁边。那时候老师已经把课文的声母韵母教完了。
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因为我去得晚，期末考试考的一般，第二学期我考了全乡第一名，全乡有十个自然寨，每个寨子都有小学。离乡里面近的就有一到二年级，离乡里面远的就有一到六年级。我记得当时得到的奖励一张奖状和一只钢笔。因为第一次见到钢笔，所以特别喜欢，那支钢笔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阿爸为了感谢老师还去买了个猪头回来叫老师到家里吃饭。
小学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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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二年级班里来了几个比我们大四五岁的女孩子来插班。在农村，由于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很严重，很多女孩子是没有机会读书的，后来有一个从香港来的爱心女士在我们县城成立了一个金基会，捐钱专门给农村的女孩子读书的。那位爱心女士姓杨，那时候我们都叫她杨女士。
课间十分钟的活动我们都是玩跳房子，跳皮筋，捡石子，这些都是女孩子擅长的，我们男孩子永远玩不过她们。而我们男孩子放学后或者暑假期间玩的是捉迷藏，打三角，吹电池盖。
打三角是什么游戏呢？就是用纸折成三角形，在地上画一个直径一米到两米的圆圈，再画一条直线，直线和圆圈的距离十米左右。一个人凑多少个三角放在圆圈的上方，每个人用一块巴掌大小两面平的石块从圆圈上方朝直线丢去，然后又从直线的这一头用那块石块朝放着三角的圆圈打，你打到三角，三角出圆圈，那出圆圈的三角就是你的，圆圈里面的被打乱了的三角你又重新整理聚在一起让下一个人打。打的顺序是按着从圆圈往直线上丢石块来决定的，如果石块刚好压在线上就是第一个打，如果几个同时压在直线上的就靠猜拳决定。没有压在直线上的就按石块离线的距离来决定，如果确定不了哪个离的近的就拿一根线来测量石块离线最近的角到直线的距离，谁近谁就在前。如果你的石块不到直线的话就只能排到最后一名。
以前的手电筒用的电池一头有一个红色的胶盖，我们就把用完的电池胶盖取消来收集起来，玩的时候一个人凑几个，排成一排或两排，猜拳决定先后顺序，谁用嘴巴吹翻就是谁的。收集得多的时候用一根线串起来，挂在脖子上，阳台上，墙上，到处都是红色的电池胶盖。
当我们还在玩这些幼稚的游戏的时候，那几个比我们大四五岁来插班的女孩子已经学会跟男孩子约会了。当时我就看到其中有一个女同学收到了情书。
陡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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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三年级就到乡里面了。从我们村到乡里面还走半个小时的路。去的时候下坡可能快一点，回来要爬坡那就不止半个小时了。路中间段的旁边还有两个坟墓，其中有一个坟墓通一个洞，每年到十一月份以后，每天早上那个洞都冒着白烟。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不敢三五个人走，每次都是十几二十个成群结队，或者跟那些初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走。
记得三年级开学的第一天我就和邻村的一个学生打架，具体因为什么原因而打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当时我们打到我捆裤腰带的布条断了，裤子掉了下来，我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跟着他打，最后还是把他打哭了，从那以后在学校同年级或者比大一个年级的人都不敢惹我。后来没想到他既然是跟我同一个班级的，而且我家和他家还有点亲戚关系，他阿妈跟我同姓，而他阿爸就是我们班班主任老师。
他阿爸是一个很有趣的老师，是教语文课的，每次下课之前他都抽五到十分钟时间来跟我们讲一些民间传说的一些故事。
大了一点之后觉得玩那些打三角，吹电池胶盖的游戏很脏，于是我们就玩陀螺，陀螺是自己用木头做的。
那时候村里面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已经有了熊猫牌黑白电视，甚至有一些家还有了彩电。那时候虽然只收到一个频道———贵州卫视，但是却放着很多精彩的电视剧，而我们男孩子特别喜欢武侠剧。我记得那时候有甄子丹的《精武门》，古天乐李若彤的《神雕侠侣》，吴京的《太极宗师》，央视版的《水浒传》。当然，那时候不知道这些明星叫什么名字，只觉得电视剧很好看，每天晚上只播两集看不够。
没有通电网，村里面自己建的小电站，每到晚上八点钟才发电，十点钟又关掉了。放电视电压不够就多拿几个电压器来调压。
看《精武门》的时候我们学玩双截棍。看《神雕侠侣》的时候我们用一根木棍削成剑到处招人比划。看《太极宗师》的时候我们就学着吴京单手做俯卧撑。看《水浒传》的时候我们就学着武松喝十八碗酒，然后再打醉拳，我们年纪小，当然不能喝酒，所以我们拿水当酒喝，有时候而比赛看谁喝得多。
那时候做得最不可思议的事是过年过节之前我们就去找狗屎踩和把鞭炮搁在牛粪里放。踩狗屎的事是因为老人说踩到狗屎就有肉吃或者捡到钱，日子比较穷苦，有时候过年过节都没肉吃，所以我们小孩子就信了“狗屎运”这句话。而在牛粪里放鞭炮，遭罪的是自己。
陡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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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换了一个新老师，他是我们村里的人，刚学师范学院毕业出来的，带着他女朋友一起来，那时候他年轻，干劲十足，一来就把我们班的数学成绩提升了上来。我学习成绩当时在班上数一数二，他挺喜欢我的，因为离家比较远，所以他经常叫我去他家吃饭。
语文老师是全校闻名最严厉的老师，不管是课堂上课堂下都没见过他笑，整天黑着脸像别人欠他钱似的。每当上课之前他问我们说这篇课文你们预习了没有，若是我们说没有的话他就把课本摔在讲台上，你们先预习下节课再上，然后就走了。我们经常不预习，所以经常惹他生气，到最后考试的前二十天课文都没有上完，学校还派他出差了，后来是数学老师的女朋友来帮我们把课文上完的。
班里有一个男同学不知去哪里得来一本生理书，书里讲的是男人和女人的身体结构，大家都很好奇，于是争着看。我们怕老师发现，中午上课半个小时之前三五个人特意跑去学校后山躲在树林里面看。后来班长她们几个女生在班主任的课堂上看被发现后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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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五年级语文老师换成了学校的副校长，副校长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老师。他第一次教我们写作文，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作文，也不知道格式怎么写，他很耐心的跟我们说把一件事或者东西用文字叙述下来就是作文。他让我们写的第一个作文题目就是《一件领令我难忘的事》。我写的是我们一群小伙伴推拖拉机事件，第一次写作文，文章里面既然用到了一个叫“异口同声”的成语，语文老师不仅表扬了我，而且还拿我的作文读给大家听。我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写文章的吧。
推拖拉机事件算是我童年中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吧。那时候乡里面正在修公路，还没有正式通车，拖拉机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所谓的车，当然很好奇。
那天晚上我们来上晚自习，到了学校老师才告诉我们说学校里的发电机没柴油了，发不了不用上晚自习。那晚的月色很好，我们村的群小伙伴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乡政府门口玩。乡政府门口有一个小操场，停了好几架修路的拖拉机，其中有一架可以推的动的，我们一伙人就分两帮人，一帮人先上拖拉机里，一帮人推，轮流来。我们开始只是在操场上推，后来不知道谁一声提议说我们大家一起推到上面的路口再一起坐下来，下来是下坡路就不用人推了，我们对这个提议异口同声的说好。我们选一个人当司机，一个人来喊口号，三十多个人一起把拖拉机推到了半路，遇上村里的几个初中生，他们还夸当司机的那小伙伴说这小子干的不错，以后肯定当司机。那时候在我们的思维里觉得当司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那小伙伴听了之后洋洋得意。
我们把拖拉机差不多推到路口的时候我看到小伙伴们纷纷松手跑了，我回头一看有一个黑影子正向我们走过来，我也赶紧松手跑。我们跑的人都跑掉了，还有两个人没跑。拖拉机的车主抓到了那两个不跑的人，然后让他们带路去当司机的小伙伴家，我们得知这事以后谁也不敢回家，本来大家想找一个地方一起睡天亮再一起去学校，但是已经是十一月份的夜晚，天已凉，实在是找不到地方睡，于是大家就在村委会的操场上玩到半夜鸡叫才回家。那是我第一次的夜不归宿。
回到家轻手轻脚的，不敢睡，怕一睡睡死了会迟到，怕阿爸阿妈责问怎么回家那么晚。天一亮我就跑去了学校。到半路就被当司机的那小伙伴叫住了，他说昨晚车主来我家说要我们今天去找他一起去看拖拉机。他家还派一个大人跟他一起来。十一月的早上降了霜，很冷，我们去等车主从七点一直等到十一点。车主起床了，我们一起去看拖拉机。我们去摇了半天也发不来电，车主说如果坏了你们就出一半我出一半的钱去买一架新的。我们听到出钱心都慌了。差不多到放学的时候村里的一个胖小伙子挑谷子来粮站里上粮，他帮我们摇半天才发起电来。我们看到拖拉机咚咚咚咚的想起来心里的石头才放了下来。
陡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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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下面就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夏天的白天课间十分钟我们就跑去游泳再回来上课。每次我们男生去游泳都是光着屁股的，女生害羞不敢来，特别是初中的女生，于是她们只能晚上上晚自习偷偷去。晚上看不见，她们也会脱光衣服游。有一个晚上我们三五个人骗老师说上厕所却跑去河边把她们的衣服裤子藏起来，然后大家一起把手电筒往河里照，在河里游泳的女生们尖叫起来，躲都没地方躲。我们就只是做恶作剧，衣服裤子还是还给她们的，不过后来晚上再也没有女生敢下河洗澡。
学校的附近长着一种植物，开小黄花，结的果开始是绿豹纹色的，熟了之后变成黄色，叶子有南瓜叶那么大却长毛了刺，有点同学就喜欢把那个刺放在凳子上，课间十分钟你上个厕所或者去外面回来，稍微不注意一坐下去，屁股全部被刺，比打针还痛。这种恶作剧让我这个怕打针的人是比较深恶痛绝的。
小学六年级就要面临升学考试，本来我们是觉得没什么的，可是被班主任一说大家都紧张起来，没有像以前那么贪玩，大部分的时间都拿来看书、做习题。
有一天晚上一群女生一起抱头哭泣。后来有一个女生突然就不来上学了，再后来才知道她嫁人了，她嫁人的时候应该才有十五六岁吧。
所有的班级都考试放假了，只有我们六年级和初三这两个需要考升学试的没有放假。学校里的住校生都几乎回家了，班主任为了我们晚上不要走那么远的路，让我们搬去学校住。那时候我们村在班里有五个女生六个男生，女生住一间，男生住一间，只隔着一道墙。墙是木板墙，所以墙上有个洞，每次睡觉之前他们几个男生都抢着偷看女生脱衣服睡觉。那时候我算是最老实最纯洁的吧，既然不敢偷看。
住在学校的那段时间最搞笑的就是有一个男生每天晚上都放屁，一连放好几个，他的屁又臭又响，房间里狭小，我们几个都没办法睡觉。既然有人跑去报告老师，老师也没办法，只能对那个男生说你放屁的时候就去外面放再回来。
那个男生不仅喜欢放屁，只要他一躺在床上分分钟就能睡着。他睡觉的姿势喜欢一只脚伸着一只脚收着，于是有一个人老喜欢用一根稻草把他的生殖器和母脚趾连困在一起。
期末升学考试后，我考上了县中学，一个人开始了异乡求学的生活，就很少有机会在和那些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了。我的童年生活也这样结束了。
陡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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