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动文墨写春秋（永生说文之四）

舞动文墨写春秋（永生说文之四）

写作，就是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对此，人们也是逐渐认识到的。远古时期，文字只是用来表示某种标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上，已刻有简单的文字。然，若说古文的开端，一般会追溯到商代的卜辞。但卜辞也只是一些简单的句子，真正形成文章的，还是《尚书》。不过，《尚书》整体上诘屈聱牙，易常难懂。只有《无逸》是个例外，相比其他篇章好懂多了。

《无逸》是记录周公辅成王的。文中，周公既要劝诫成王，又要让成王听得进去，这就需要说话的技巧。《无逸》一文中，周公反复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对比，将应当如何，不应当如何;如此便有这般益处，如彼将有何等祸害，阐述得十分透彻。比如，周公说，“古时的人还能互相劝导，互相爱护，互相教诲，所以老百姓没有互相欺骗，互相诈惑的。不依此，官员就会顺从自己的意志，就会变动先王的正法和其他大大小小的法令，老百姓就要心生怨恨，口头诅咒了”。

到了春秋时期，对辞令的运用比商周时讲究多了。因为这时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说话不妥当就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很大的损害。孔子曾说到，郑国人为准备外交辞令，是“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1里子产润色之”。看来，这已经是非常严格正经的文字起草了。《左传》中有不少这样的文章。比如《烛之武退秦师》中，烛之武劝说秦穆公退兵的描写就很精彩。

舞动文墨写春秋（永生说文之四）

见到秦穆公后，烛之武既没有据理质问，也没有苦苦哀求，而是以超然事外的姿态开始了他的劝说：秦国和晋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如果灭郑对秦国有好处，那您就来吧。接着，烛之武就秦、晋、郑三国关系，从四层意思上予以说服。第一层意思，“越国以鄙远，吾知其难也。”郑亡后，郑国的土地不会为秦所得，必会被晋所有。“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在此，烛之武采用疑问句式，既加重亡郑不利于秦只利于晋这一论点的分量，又显示出态度的诚恳。第二层意思是从正面向秦穆公提出建议：“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礼之往来，共其困乏，君亦无所害。”就是说，如果不灭郑，那么秦国使者往来，遇到资粮不足等困难，郑国可尽地主之宜，有什么不好呢？第三层，烛之武进一步指出晋君不可信。他说，二十年前，晋公子夷吾流亡时，秦穆公接其入秦，后又帮助他返回晋国做了国君，即晋惠公。夷吾曾把晋的焦、瑕二邑许给秦国，作为酬谢。但他早上渡过黄河归国，晚上就设版筑城，修建工事，与秦国为敌了。烛之武重提秦穆公经历过的往事，巧妙而有力地指出晋君背信弃义的行为，勾起穆公的防范之心。第四层，烛之武直截了当地指出，晋国的野心是不会满足的。它东掠西夺，肯定要损害秦国利益，您仔细考虑吧！

烛之武从地理位置、历史事实和逻辑推理诸方面，把秦、晋之间的矛盾全部揭示出来，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秦穆公也被烛之武的话所打动，和郑国订立了盟约，并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位大夫，在边界驻兵，帮助郑国守护国土，自己率大军回去了。

窥一斑可见全貌。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古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熟练掌握了文章的写作技巧，其谋篇布局、结构段落、语言修辞等手法的运用已经非常娴熟。

舞动文墨写春秋（永生说文之四）

进入战国时期，以苏秦、张仪等为代表的游说之士，以口辩打动君主而谋取富贵，他们对演讲、煽动的技巧做过专门的研究。他们那些辞采飞扬的长篇大论，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比如《战国策》中的《苏秦以连横说秦》，苏秦为了突出秦为“天下之雄国”，从东西南北分叙秦的农桑猎牧，山岭关塞，又夸秦田肥民富，车多卒众，极力吹捧秦王之贤，军事之强。经此一番渲染，文章的气势就出来了。紧接着，苏秦又用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的九件征伐事例，来增强论证力量。虽然这次游说失败了，但此文所呈现的那种犀利的语言，铿锵的音调，起伏的文势，抑扬的声调犹如天成，读来颇感繁弦急管，累累如贯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派的林立就难免有口舌之争。但各种学派的论争在口头上进行总不是那么严密和透彻，需要转化成文字的表达。孟子晚年和门生在一起，把从前他和人论辩的经过以及其他言辞加工整理出来，成为《孟子》一书，实际上是一种介于言辞记录和书面论辩的东西。到了战国末年的《荀子》、《韩非子》中，则可以看到篇幅宏大，结构严谨，逻辑性很强的论文了。

《天论》是荀子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加以总结、发展而写成的一篇著名论文。文章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错，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接着从正反两方面用事实证明此说，进而得出，“要明于天人之分”，要“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的结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荀子还大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骋能而化之”、“有物之所以成”的主张。这种天人关系的认识论，不仅肯定了“天”是物质的存在，而且指出人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天有所作为。如此深刻的见解，在两千多年前是极为罕见的。

舞动文墨写春秋（永生说文之四）

为了增强文章的气势和节奏感，荀子在语言的运用上把骈句和散句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达到挥洒自如的境界。请看：“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秦汉以降，文章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把《左传》、《战国策》的传统大大推进了一步，他不仅善于刻化人物，而且这种刻化中还蕴涵了激情。如《项羽本记》中对垓下之围的描写：“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司马迁怀着满腔激情，运用史实、传说和想象，叙写了项羽的穷途末路，让这位英雄死在歌泣言笑之中，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在汉代，还有一种文体叫“赋”，它把战国纵横家的夸饰风格和楚辞的传统相结合，追求文辞的华丽和想象的丰富，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美文”。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最后一段：“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于东方。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陈阿娇被汉武帝谪居长门宫后，为重新获得宠幸，她以重金聘请司马相如写了这篇赋。这也说明，文章写的好，是可以名利双收的。

舞动文墨写春秋（永生说文之四）

到了唐代中期，韩愈等人发起了“古文运动”，反对骈体文的浮华空洞，提倡因事陈词，文从字顺，“惟陈言之务去”。唐宋“古文”常被视为文章的典范，“唐宋八大家”也被人们所熟知。其中，韩愈的《师说》，在唐宋古文中非常有名。请看：“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明清时期，唐宋古文被逐渐推为正统。但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此时的“古文”也沾染了浓厚的道学家气味，重道轻文的倾向比较严重。

对这个“正统”进行冲击的，是产生于晚明的小品文。它比“古文”更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某些方面已向现代散文靠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五四时期以及后来的白话散文创作。如刘侗的《水尽头》：

“观音石阁而西，皆溪，溪皆泉之委；皆石，石皆壁之余。其南岸，皆竹，竹皆溪周而石倚之。燕故难竹，至此，林林亩亩。竹，丈始枝；笋，丈犹箨；竹粉生于节，笋梢出于林，根鞭出于篱，孙大于母。

过隆教寺而又西，闻泉声。泉流长而声短焉，下流平也。花者，渠泉而役乎花；竹者，渠泉而役乎竹；不暇声也。花竹未役，泉犹石泉矣。石罅乱流，众声澌澌，人踏石过，水珠渐衣。小鱼折折石缝间，闻跫音则伏，于苴于沙。

舞动文墨写春秋（永生说文之四）

　杂花水藻，山僧园叟不能名之。草至不可族，客乃斗以花，采采百步耳，互出，半不同者。然春之花尚不敌其秋之柿叶。叶紫紫，实丹丹，风日流美，晓树满星，夕野皆火：香山曰杏，仰山曰梨，寿安山曰柿也。”（节选）

中国古代的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非常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大家有时间可多学习一些古典文学知识，这对于增长知识，提高写作水平都是有益的。愿与朋友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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