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声誉日隆，但反对王阳明的人也大有人在，其中最积极的却是王阳明的弟子王道。
一开始，门人王道（字纯甫）对王阳明格物致知之说就未能尽信，自他到南京任应天府教授后，两人的学术分歧愈加明显，王阳明曾数次进行解释直至提出批评，王道对此并没放在心上。
正德十年二月，王道升任吏部验封司主事，随后在北京经常与魏校、邵鋭等人一起讲论朱子之学。
有人将王道在北京的所作所为通报给王阳明，意思王阳明曾厚待王道，而王道反而心生芥蒂，为此愤愤然。王阳明对黄绾说，他对这些传言并不全信，自己虽然曾对王道进行规劝和批评，但胸中并不计较，至今仍时常记挂王道。自己平时待王道好，并非出于私情，外面如此议论，令王阳明深感自责。
但是，王道与魏校（字子才）、邵锐（字思抑，号端峰）、余祐、夏尚朴等人对批驳王阳明的理论却乐此不疲，他们并不是直接反对王阳明，而是和王阳明的弟子们开展朱陆之辩，通过扬朱抑陆来表达自己的主张。
湛若水写信劝诫王道说，对于朱陆的异同，学者不必太执着，对那些感到疑惑的地方，我们可以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对那些两家相同的地方，则可以辅助自己治学，这才是虚己求益的态度，否则对治学有害无益。
黄绾对这场辩论做了大量协调工作，他先后写信给王道、邵锐、李承勋，阐述大道归一，不应相互对立的主张。
在几次给王道的信中，黄绾说，圣人之事，广博极乎天地，但根本只在一心，道德仁义由此而备，礼乐刑政由此而出。欲学圣人，惟求之吾心，克己去私是圣人教化的核心，求于心，不同于释老之专事生死不及其他。朱熹和陆象山的主旨与古代圣人之教是完全一致的，但各有深浅偏纯，不可拘泥于他们的文字，按图索骥。体用本是一源，体不立，则用不能独行。王阳明强调先求本体，在本体上发力，这是没有错的。
王道则说，魏校的讲论与朱熹的《论语集注》完全吻合。黄绾回应称，治学是为自己，只要能够提升自己气质的就应该采纳，即使是百家之论也不应排斥，否则即使是儒家圣人之言也不足取，朱熹说的对的，就向朱熹学习，陆象山说的对的，就向陆象山学习，圉于门户之见，不是君子的治学之道。
黄绾给邵锐回信说，学问惟有自得，诚者自成，道者自道。没有必要各立门户，相互矜夸，炫耀名声。
黄绾表示，自己研究朱子近十年，对朱子并非一无所知，不知邵先生读了多少陆象山、周敦颐和程颢先生的书。一般人都认为陆象山强调专德性而忽视道问学，把陆学等同于禅学，这与事实完全不符。陆象山明确说过：“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如今，像我们这些人一样有志于圣学的人，本来就不多，而我们还要相互分裂，这不是坏了圣学吗？天地之道既不是王阳明、魏校的私有财产，也不为陆象山、朱熹所专有。
黄绾还专门致信魏校的老师、浙江按察使李承勋（字立卿，号逊庵），希望他能从中调和，终止这场争论。
黄绾引用李承勋的话说：“凡遇事，须将己身放开一边，则当洒然自得其理。”这与王阳明的主张完全一致。学问的根本原来并没有不同，二程之学看似不同于周敦颐，程颐之论也不完全与程颢相同，邵雍、张载的思路与二程又不同，但他们的根本是一致的。至于朱熹和陆象山虽然相互之间经常争论，但相互都很敬重对方。可是朱熹身后的门人弟子，老是抱着先生的教条，舍己逐物，争立门户，贻害至今，致使朱子的学说便成了博取功名的资本，三尺童子也能诵读，无非口舌之利。希望李承勋能够出言劝一劝魏校，停止攻击王阳明。
王道不停贬损王阳明的事，从各种渠道传到王阳明的耳朵里，王阳明给王道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在心中表示，目标志向相同，即使学说不同，依然是同路人；学说相同而志向目标不同，则始终不是同路人。你如今不能立诚而求之于本心，徒逞口舌之利，这都是我以前的罪过，你是否还要变本加厉呢？
为了中止这场辩论，正德十年十一月一日，王阳明序定《朱子晚年定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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