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又称奇特化，由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程序的艺术》中提出。指通过隐喻、夸张、寓言等艺术手法，使事物‘反常化’，增强对其感受的难度和强度，延长时间的长度。”
在两年前的文学理论课上，我学到了这个概念，并且在两年中一次次重复听到和写下它，最近的一次是在考研的试卷上，回答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联系和区别时。
我熟悉和相信这个定义，也相信在阅读中不断运用它加深对它和文学的理解：当阅读希斯克利夫暴风般毁灭一切和令人战栗的情感时，我知道这是描写非常态的情感营造特殊的艺术感受；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几百页篇幅描写阿廖沙一天的经历时，我知道这是通过故事时长和叙事时长的不等以延长感觉的长度，加强感觉的强度。
我以为我借助这个定义不断接近文学的本质，却忘了这定义中还包含着一重含义：让人仿佛第一次看到这个事物，以此摆脱日常生活中因习惯而生的机械性。
学了三年多的文学，上了三年多的课，在阅读课上要求阅读的文学作品时，我总是不可避免地概念先行和带着问题阅读：看《道连格雷的画像》时，我要思考它怎么体现了唯美主义；看《樱桃园》时，我要思考为何契诃夫称其为喜剧。我知道文学理论是为了帮助人更好理解作品，也知道文学语言的目的是摆脱机械性，然而却也因文学理论而在阅读时惯性思维。
在阅读《日瓦戈医生》前，我当然也是抱着类似的态度。我知道它真实描写了苏联革命背后残酷的一面，因此一度被列为禁书。我知道它描写的是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情感，知道日瓦戈和拉拉曲折的爱情和最后电车上的错过。我理所当然又自以为是地将“革命”和“爱情”作为关键词和线索开始了阅读，却在阅读时陷入了迷宫。
复杂的俄罗斯人名本来就非常能增加感觉的难度，好不容易明白了尤拉、尤罗奇卡和尤里·安德列维奇都指的是日瓦戈医生时，真正留在我脑海中的，只是一个个极其真实细腻，又似乎都与我以为的“主题”无关的片段：聋哑猎人别扭的口音和标有手语的名片、出现在居委会上曾经的交际花肉冻般的五层下巴、东尼娜拿去交换半只烤兔子的绣着公鸡和车轮的大毛巾。当看到日瓦戈回到莫斯科，将野鸭和医用酒精兑出的酒作为盛宴时，我本来想感叹战时共产主义物资匮乏，却猛然意识到这还没十月革命。而在多数篇幅里如果要搜寻日瓦戈和拉拉的爱情的痕迹，简直就和东尼娜写信给前线的日瓦戈，哭哭啼啼地让他抛弃自己，和那个神秘的女护士私奔那样多疑和可笑。
在描写生活的困窘时，书里写到“在这唯物主义欢庆胜利的日子里，物质变成了概念，粮食和燃料问题代替了事物和劈柴”。而我认为，《日瓦戈医生》的价值和魅力，恰恰在于将概念还原为物质，还原为看似琐碎的实际可触可感的，仿佛让读者第一次遇到和感受到的真实。都说这本书因为对苏联革命既不歌颂也不控诉，而只是客观到近于冷峻和残酷的真实描写。而我第一次被书中这种残酷的客观所震撼，是远在苏联成立前对游行队伍的屠杀后，“已经落到屋后的太阳，忽然像用手指指点着一样，从街角照出路上所有带红颜色的东西：龙骑兵的红顶皮帽，倒下的大幅红旗，洒在雪地上的一条条、一点点的血迹”。而我真正被日瓦戈医生和拉拉的爱情所触动，也不因为之前听过的一切著名的情节，而是因为日瓦戈觉得在自认为和拉拉绝交后，又觉得自己没说好，应该再回去说一次，并因为能再见一次拉拉而兴奋异常，觉得人生有了意义和希望，而就在这时突然被游击队俘虏。我本来因为日瓦戈给自己想再见拉拉找的借口而发笑，却因为细腻的描写渐渐为之感动，又在这美好的感动猝然被打断时，和他一样心情坠入冰点。
这种对真实的描写不应该也不需要避讳谈及深刻的思想，毕竟一切深刻的思想都应该产生和扎根于真实，更何况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学，仿佛永远在严肃地思考信仰、生死、永恒和上帝。所以当读到那句著名的称十月革命为“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的称赞时，只觉得这在是发生在尤里·安德列维奇间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间再平常和合理不过的讨论。更何况，书中不少的感叹也正点明了它所彰显的价值：“人民最好还是弱小的，所以就要受苦难，因此也就听任对他们的摆布，同时在他们身上还可以大发善心的欲望”；“您瞧瞧，您是布尔什维克，可是您并不否认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只有触及过天才之手的平凡事物才是神奇的”。
这学期还看了《灵山》，也是一本获过诺贝尔文学奖，并且在作者的祖国被禁的书，和《日瓦戈医生》算是有点共同点。而我印象最深的，只是里面一小段话：“真实是无法论证的，也毋须去论证，让所谓生活的真实的辩士去辩论就得了，要紧的是生活。真实的只是我坐在这火塘边上，在这被油烟熏得乌黑的屋子里，看到的他眼睛里跳动的火光，真实的只是我自己，真实的只是这瞬间的感受，你无法向他人转述。那门外云雾笼罩下，青山隐约，什么地方那湍急的溪流哗哗水声在你心里作响，这就够了。”
我不敢说我理解这本书，理解它为什么获诺贝尔文学奖和被禁，但我相信，让人们感受到这种真实，就是《灵山》，是《日瓦戈医生》，是一切成功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文学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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