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竹一屋
2016年，东北亚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摩擦。首先，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其次，美韩通过磋商准备引“萨德”入韩。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一边展开外交喊话，一边又通过各种不公开的经济抵制来影响韩国。在这里面，四个相关国家有一系列的互动。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要采取这些动作呢？众所周知，我们大多数人在讨论某个国家的行为时，一般就是围绕“利益”二字来讲。
于是，“如何定义利益”就成了国际关系大佬们必争的议题。
与人一样，国家根据其利益来选择行为，表现出趋利避害的特性。传统国际关系学者也是这么说的，利益是国家行动的核心。于是，摩根索用权力来定义利益，说国家就是围绕着权力展开斗争的；华尔兹则用安全来进行定义，说当安全和权力产生冲突时，国家更关注安全而不是权力；基欧汉说，华尔兹说得对！但是冷战以后的安全，更多要考虑软实力；温特说，你们说的都对，可惜你们没有看到它们都是在一定的观念结构下行事的，所谓利益，也只是观念的产物。
上述这些状况，在Robert Jervis看来都太天真了。你们只看到国家正常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国家“失智”的时候？人和人经常都会相互有所误会，何况两国相交？如果，一国会误会它国，那么，会发生什么？历史上有没有因为误会而引起的冲突呢？假如误会是存在的，那么一国是怎么误会它国的呢？围绕这些问题，杰维斯在1976年写下了他诸多专著中最为成熟的理论作品，即今天我想分享给各位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一）过去的国家行为讨论有什么问题？
杰维斯从三个方面总结了过去学者对国家行为讨论的短处，从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知觉之于国家行为意味着什么？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假设，国家就是一个单一理性行为体。简单地说，国家就是一个理性的个体，因此趋利避害。国家就像人一样，看到肉就去吃，看到老虎就逃跑。一国之行为不需要考虑其内部的过程，而只要看它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沃尔弗斯说，每个人在遇到火灾的时候就像要逃命，根本顾不上其他。所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只需要看他所处的环境如何。以此类推，判断国家的行为亦然。
但杰维斯指出，太天真了！（异议x1）
异议x1
即便是面对火灾，绝大多数人的反应仍然各有差异，有的人惊呆了，有的人夺门而出，有的人冷静地采取对策并拨打火警电话，有的人甚至一动不动地坐着，更多的人拥挤着逃向不同的逃生门，而要解释为何有这么多差异，凭借“起火了”是无法回答的。
接着，杰维斯举了国际关系的例子。同是面对希特勒德国的侵略扩张行为，为什么丘吉尔和张伯伦持有不同的观点主张？可见，就算是相同的外部环境，不同的国家会有相差甚远的反应（领导人观念不同影响到国家决策，这是杰维斯的另一个假设）。
知觉对行为的影响是概然性的。所谓概然性，就是指可能性。换句话说，一国产生某种认识，并不意味它一定采取相应的行动——除非满足一定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杰维斯指出了国家行为产生的过程：
外部刺激作用于不同特征的行为体上，各个具有认知差异的行为体，基于其认知体系的不同将相同的外部刺激信息处理为程度不一的印象，并按照自身形成的认知排布好自己的意向偏好。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有着自身独特的认知习惯，然后按照自己的习惯去理解发生的事情，进而产生与它国领导人不同的行动倾向。这与上面那个火灾的例子呼应起来，一国面对“火灾”这样的险境时，也就因此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2）个人之于国家行为意味着什么？
传统国际关系不仅强调了外部环境，还强调国家的制度或文化属性。在相同的外部环境下，不同国家之所以反应不同，是因为它们的“内心”或者“精神”不同。比如，一个国家的民族性。
杰维斯对此提出异议！（异议x2）
异议X2
不同党派的政见主张是不一样的，各个部门的博弈早已经是老生常谈的俗证了。他又提问道，为什么在珍珠港遭受袭击后，美国没有全力进攻直接侵害自己的日本而是向德国宣战，并且在此前日本南进时没有采取妥协而是全力制裁？
那么，行政机构之间的吵闹、官僚之间的博弈是不是就是外交行为产生的唯一原因了呢？杰维斯很快又站了起来，大吼道，不是！（异议x3）
异议x3
如果一个部门内，各个成员之间存在大量分歧，那么，以部门为单位来进行分析就不成立了。因为，这个部门根本就没办法形成出统一的意见！
如果各个部门之间，对同一议题有着相同的态度，那么，以部门为单位的分析还是一样不成立。因为，各个部门根本就不会有不同的意见。
再加上，这些部门之所以有权力来做一些决策，完全是要依赖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分配啊！最高领导人给多少权力，某一个部门说的话就有多重的分量。否则，声音再大也只能当一个雷公不是？因此，关注部门之间的吵架行为，还不如关注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个男（女）人。
仅以此表达总统形象，不对演员做任何评价
（3）错觉之于国际关系意味着什么？
杰维斯提出了错误知觉的概念。 他认为，再聪明的人，也会有错觉的时候，也会误会别人。这是无法消除的误差，只能尽可能减少。通过这种方式，杰维斯将理解国家行为产生的学问推及到理解“高理智”类型人的认知体系上，由原本只有涉及国际政治的、影响政客心理的专门规律通则化为影响所有常人正常逻辑思考的“误差”。由认知差异产生的错误知觉正是人类逻辑思维的一种“误差”，存在于国际政治的日常事务中，只能尽量消除其消极影响而无法完全避免。
对错觉及其存在的讨论，杰维斯扩大了其理论的普适性。
（二）错觉的产生、类别和应对
杰维斯提出，为何在本可维持和平的状况下却在互动的过程中导致了战争？然后一步一步地告诉我们，错觉是怎么产生的，有哪几种，应如何减少错觉发生的几率？
（1）错觉的产生
a.认知相符。
人们会受到过去经验的影响，来判断新的事物。我们没有见过黑天鹅便以为没有黑天鹅。这就是常见的错误认知，但属于理性的范畴。
还有一种认知相符是非理性的，即我们利用一切信息来证明此前作出的判断——哪怕现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错误的。就像《1984》里面，受到独裁的人们欺骗自己说，和平部也能负责战争，友爱部也能负责镇压和严刑拷打，真理不也能负责篡改历史，然后用“双重洗脑”的方式来获取真理——其实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认知相符。
b.“诱发定势”。
一种是没有沟通的情况下，一国很容易根据模糊的信息作出联想，然后以为联想就是现实。比如，一战前夕英国以为德国想要在海军发展上超越自己，而德国却总担忧英国的海军力量。
另一种则是在沟通的情况下，一国以为另一国明白自己的意思，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美国根本就不知道中国会加入战争。
c.历史包袱。
历史经验有其作用，但也容易使决策者将过去与现在进行简单类比。比如霸权国与崛起国其实并不一定要以战争结尾。
（2）错觉的类别
杰维斯总结了四类错误知觉。
a.决策者趋于在解释对方行为动机时，保持简约性和统一性。
人们总是将敌人想成铁板一块，而忽视了其内部矛盾。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前夕，英国人就总是觉得美国人铁了心要起义，但事实上，许多美国人并不想独立于英国。他们最初暴动的口号是，无代表，不纳税。这可是英国人自己写进《权利法案》的内容。
b.决策者会高估自己对对方的影响力和在对方决策中的重要性。
一国决策者以为自己对它国作出的姿态，能够正确传达自己的意思，但有时不遂人意。它国可能根本没有领会到其中“深意”，或者曲解成了其他的意思。
c.行为体本身的愿望和恐惧有可能会对其认知体系造成深切影响。
决策者的情感会使其失去正确的判断力，一个人很想做某件事，可能就会倾向于得出与其相关的判断，从而削弱了认知的精度；一个人很恐惧某件事，就有可能因此产生预先的警觉和防御心理，就像“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样，遇到井绳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打它“七寸”。
d.认知失调通过加强思维惯性来影响人的决策。
人是最会找借口的动物……国家要发动战争的时候，总是会宣称对方要毁了自己。并且事后会找出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切，即便感到了不对劲还是会证明自己是对的。
（3）错觉的应对
第一，在国家与对方国家互动的过程中，要使他们能够正确理解自身的行为和预测，这样的收益就是避免无意义的相互遏制和冲突的螺旋上升，亦不会使对方误将自己的有原则退让视为软弱可欺，进而得寸进尺。就比如今天
第二，在国家的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应当注意使大量不同类信息涌入自己的知觉体系中，而要做到这点，关键在于多听唱反调者的观点言论、注意建言者的“角色”和有意识地避免常见的错误知觉。
（三）反思
书中关于文化对个体影响作用的讨论不足。
杰维斯将人的认知取向假设为“经济人”，即人人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且自私自利，所以才要求决策者不要草木皆兵，将无意的损害行为视为有意、将自卫行为视为侵略。
然而，人还同时作为“社会人”存在。这就意味着人会因为环境的塑造而形成不同的集体。个人的境遇和社会历史、文化都会形成某种观念来影响和塑造人的行为。个人境遇的差异会使人的行为异于其他任何人，而社会历史和文化则将同一环境下的个人观念统合，形成集体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不同的历史文化将产生不同的观念，并塑造一个人的认知方式和行为，产生多种后果：不同文化下的人可能存在不同的动机，表现不同的行为；不同文化下的人可能存在相同的动机，表现出相同行为；不同文化下的人可能存在不同动机，表现出相同行为；不同文化下的人可能存在相同动机，表现出不同行为。历史文化对行为体认知和行为有着总体塑造的作用，但同时这种作用又如同杰维斯所提及认知对行为作用是概然性的一样，也会因为其他变量的变化而存在影响程度的不定性。
最后，用杰维斯老爷子镇楼！
感谢这个让我爱上国际关系的男人。
头发为帽，眼镜脱掉，胡子微翘，然后
“嗒哒——”
神似白胡子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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