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也篇第六」13
【原文】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译文】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
【注释】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门十哲”之一，小孔子44岁，是孔子晚年弟子。子夏性格阴郁，为人勇武，好与贤者处。以“文学”见称，《论语》中保留了他的许多著名的格言。子夏晚年到魏国西河讲学，魏文侯尊以为师。著名的法家人物李悝（音“亏”）、吴起都是他的弟子。
“女”同“汝”。
“儒”，《周礼》云：“儒，以道得民”。此处“道”即“仁道”；“得”同“德”，意为恩惠。也就是说，儒是行仁道以利民者。按其字形，正是“人需”者也。
【评析】
《论语》中屡屡出现“君子”和“小人”，但却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君子儒”和“小人儒”的概念，而且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解释，后世学者因此对其含义多有争议。
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君子儒和小人儒”是孔子对子夏说的，那我们就还得从子夏身上寻找答案。
战国初期，魏文侯为了开创霸业，开始攻略秦国，并占领了秦国的西河地区。魏文侯知道秦人本戎狄之后，不易被武力屈服，但却对中原文化很向往，于是用重礼延请当时著名的大儒子夏在西河讲学，并拜子夏为师。著名的“西河学派”就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
有学者认为：西河学派是子夏到魏国西河讲学，传播法家学术思想而形成的著名法家学派之一，该学派对战国法家思想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在孔门弟子中，子夏并不象颜回、曾参辈那样恪守孔子之道，子夏的政治思想具有法家倾向，是法术政治思想的先驱。
孔子去世时，子夏年方二十八岁。虽然孔子生前距离子夏去西河教学至少有七十余年，子夏的法家思想应当也仅有苗头，但孔子还是敏锐地发现了子夏思想中的“异端”倾向。如果细细探查，从《论语》中似乎确可发现一些端倪。
《论语》“子张篇”云：“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由此可见，子夏心目中的君子是知权术有心计的君子，已不再是孔子倡导的那种 “温文尔雅”、“君子坦荡荡”的醇儒。这些观念，与法家察势和用权的精神甚为相近，而与儒家所主张的恪守礼义、一以贯之的君子之道显然相悖。
《论语》“子路篇”云：“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由此观之，子夏为人似有急功近利之嫌，而此正为“小人儒”之通病也。
此外，孔子之所以会发现子夏的异端苗头，估计也与子夏平时较多论及为学和出仕，却较少论及爱民和利民有关。
经统计，《论语》中“爱”字共出现九次，其中八次与孔子有关，而八次中有七次论及爱民之类，如“爱人”、“泛爱众”等；一次是说“爱其礼”。
另外，《论语》中共出现“民”字四十八处，几乎贯穿《论语》全文。其中三十五处与孔子相关，且大多出自孔子之口，均为利民或教民之言。只有一处出自子夏之口：“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显见是驭民之术，而与利民无关。
子夏的“异端”思想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门人弟子。
子夏去西河时已是百岁老人，很少亲自教授了。并且由于子夏老年丧子之痛，哭瞎了眼睛。因此在西河真正教授的，是子夏的弟子：齐人公羊高、鲁人谷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贡的弟子田子方。
公羊高与谷梁赤本来不是最能代表子夏思想的学生，但由于他俩教授的《春秋》是以服务国君为对象的，因此魏文侯出于控制士人的目的，刻意拔高在学术上并不深透、且比较迂腐的公羊高和谷梁赤的地位，从而使公羊和谷梁学派的“忠君”思想深入士人之心。
孔子主张为政者要“克己复礼”使“天下归仁”，其讲习《春秋》是要使人了解为政“得道”与“失道”的经验教训。而子夏的这些弟子却已不再关注为政者的“克已复礼”，而是注重君王用权之术。虽然也同样讲习《春秋》，但却是为汲取君王得权失权的经验教训。
西河“讲师团”中的段干木是子夏很看重的一个学生。他“有文有行”，“怀君子之道”，“声驰千里”，名重—时。段干木一生“守道不仕”，“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魏文侯“造其门”，段干木竟“逾垣避之”。可以想见段干木对魏文侯的“霸道”野心是多么地不以为然，因此不愿出仕相助。由此可见，段干木虽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却颇得孔子之道。也正是为此，魏文侯担心段干木培养之人不为魏国所用，反而与魏国为敌，便不让段干木负责重要的教学任务。
子夏之儒就是这样逐渐被权力筛选、驯化出追求个人功名利禄的“小人儒”，并进而逐渐演化为以效忠和服务权力为宗旨的法家，彻底背离了孔子济世利民的仁道宗旨。更有甚者，到战国末期时，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将其治国思想编成《商君书》，使法家彻底沦为统治者祸害和奴役人民的工具。
《商君书》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太子的专用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其继任者才能阅读，是一本充斥着暴虐和黑暗味道的驭民之书。
其驭民五术为：“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统治、小人政治；通过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使民众不得不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实现民弱国强，进而稳固统治。
《商君书》云：“有道之国，在于弱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虽不到三万字，却字字带血，读之令人不寒而栗！
自秦至今，中华民族饱受《商君书》驭民之术的戕害凌虐，可谓苦于专制久矣！而专制所行的“外儒内法”，其“法”是商君之“法”，其“儒”却非孔子倡导的“君子儒”，而是被专制权力驯化扶植的“小人儒”。
孔子为什么会如此警惕“小人儒”呢？北宋司马光在其所著的《资治通鉴》中有一段话，可为很好的诠释。司马光曰：“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就是说小人若有才干，便如虎添翼，可为大害。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正是因为看到“小人儒”的贻害无穷，因此，孔子才会正告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可惜这话子夏并没真正听进去。
综上所述，君子儒是以济世利民为宗旨，小人儒是以个人成功为目的；君子儒忠于仁义，小人儒忠于君国；君子儒所行无非仁道，小人儒所为无非功利。总而言之，君子儒所以为仁，小人儒所以为己。
君子儒因为笃行仁道，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此既不见容、更不见用于专制权力，尤其是自秦行专制以后，其道不昌，可谓“天下无道也久矣”。其代表人物如孔子时代的颜子、曾子、先秦孟子以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等。
“儒家”近现代以来被人痛批，一方面是由于替法家背了黑锅，另一方面就是为“小人儒”所累。而前者非儒，后者则为假儒。
儒家讲仁道，君子行仁道。君子儒与小人儒之间的分野，读者诸君不可不辨。尤其在号召弘扬和复兴“儒”家文化的今天，更要牢记孔子的告诫：“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要警惕“小人儒”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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