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丽的乌托邦叙事

作者：Eileen Gunn 翻译：ONES Piece 何聪聪、杨绍华 校对：任宁

译者按：读二十世纪中旬的科幻小说，总令人心生「辜负了前人期待」的感觉。在《2001 太空漫游》中，1999 年的时候上月球开会就像去巴厘岛那么简单。而《我，机器人》里的 2015 年，机器人已可远赴水星采矿了。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这样的错位呢？是因为他们想得太多，还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够？科幻小说的任务之一，也许就是启发我们进行这样的思考。

一直以来，科幻小说与其作为基础的科学都处于动态变化的关系中，有时相辅相成，有时相互冲突。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我们的飞车呢？」这样的问题化作了一声失望的哀叹，也反映出人们普遍认识到，科学技术没能兑现二十世纪早期科幻小说中那天马行空般的诺言。

背景设置在未来的故事总被认为其本身也是关于未来的，而且如果其中的问题足够紧迫或者想象足够瑰丽，还会被当成是一记警告或是一则预言。有些科幻小说思考的是当下有关人类发展与倒退的伦理道德问题，包括普适计算、基因操纵、气候控制。但随着时间推移，但对它们的评价却仅限于这些故事是否「变成了现实」。

科幻小说在预测上的表现是差强人意的，而且主要是由于它们想法的多样性而不是严谨推测得出的技术奇迹。有时，成真的正是那些最为惊人的离经叛道的想法：现在我们很难理解五六十年前菲利普·狄克的未来构想是多么疯狂、偏执，直到现实现出它们的轮廓。

但预测未来并不是科幻小说的任务。相反，科幻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让我们得以将人类看作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作品，并去思考自己将会变成什么样。科幻小说从当下的问题和趋势出发进行推断，构想、审视可能出现的未来，但现在才是它照亮的地方。

为什么那些富有创意的作家，本着探索备受煎熬的人心的目的，把故事设置在未来？读者为什么寻求预言？为了回答这些及其他问题，我采访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科幻作家和教育者。

它究竟是谁的现实？

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也是「网络空间」（Cyberspace）一词的发明者——他可不能忘了这一点，他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想要评估科幻小说的预测能力。「作为一名读者和科幻小说家，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文本的潜在乐趣之一可能就是假装相信文中所展现的未来是一个可能的结果。对于极度黯淡的结果，这可能尤其如此，因为我们生产出的似乎更多的是反乌托邦而不是乌托邦。我们的文化对于华丽丽的乌托邦叙事可不抱什么期待。」

厄休拉·勒吉恩表示，未来是一个思想实验的实验室。她说，「事实上，未来是一个完全空白的区域，在那里，你能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不必害怕与本土的事物产生矛盾。对于尝试各种想法，未来是一个安全、无菌的实验室。」

勒吉恩指出，很多被当作科幻小说营销的故事并不是关于科学的。「很多科幻小说根本不涉及科学以及技术思想，它是一种思考现实的手段、一个方法。讲故事的方法比科学方法古老得多。这两者完美和谐地共存，但即使在科幻小说中，它们只有很小程度的重叠。」

特德·姜也许是今天在这个领域工作的最纯粹的哲学性作家。他说科幻小说特别适合「问哲学问题，包括关于现实本质、它对人类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事情等问题。当哲学家以一种分析问题的方式提出思想实验时，他们的思想实验通常听起来很像科幻小说。」

然而，科技与科幻小说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仍然在等待我们的激光驱动式太空电梯和光驱星际飞船，但这些是技术专家非常重视的项目。乔丁·卡雷是一名任职于西雅图公司 LaserMotive 的天体物理学家。他在激光、太空电梯、光帆推进做出过重要的实践和理论工作，并高兴地认识到科幻小说对他生活和事业的影响：「因为我对宇宙宏观层面的运作感兴趣，所以我进入了天体物理学；但我去 MIT 是因为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小说《穿上航天服去旅行》中的男主角是去的 MIT。」卡尔，一位活跃的科幻迷，补充说，「正在从事科学中最具探索性工作的人们中的一部分与科幻小说的世界有联系。」

近几十年来，技术专家和教育工作者纷纷邀请科幻小说家作为未来主义学家来发言。微软、谷歌、苹果和其他高科技公司纷纷赞助演讲系列，让科幻小说家向员工讲话，并与开发者和研究部门会面。科学家有时寻求与作家合作探索想法、预测大规模采用新技术时可能产生的隐患。

公司现在经常聘请科幻小说家创作虚构的原型、思想实验以及潜在可销售产品的假设故事。已经为迪士尼、乐购等客户创作了这些设计小说的小说家科利·多克托罗说，「我真的很喜欢设计小说和原型小说。公司委托作家创作一个关于人们使用技术的故事来决定该技术是否值得研发，这事儿没什么奇怪的。这就像建筑师在做一个建筑物的虚拟航拍视频一样。」以前在软件行业工作的多克托罗看到过研发过程中的两个方面。「我经历过一些争论到中途转向了『使用该产品会是何种体验』的工程讨论会，而小说可以是获得这种体验的一种方式。」

然而勒吉恩认为，作为一种创造性劳动，小说在反映现实的手段上有其天然的局限性。「所有的艺术都由限制和排斥、发明和创造组成。对于一名作家而言，『未来』不仅是一个实验室，也是一块空白画布，他／她可以在隐喻的画布边界之内描绘出各种可能性，塑造出那些尚不存在，但可能或貌似可能成真的现世场景。」

然而「现世场景」本身具备的真实感也会带来问题。勒吉恩警告到，不要字面地去理解科幻小说及其隐喻。「我觉得我们不能假定科幻小说就都是关于新鲜想法的。把科幻小说简化成对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呈现，或者把想象力与推断混淆，是一种做过头了的减法。」她说，小说有自己的规则，它们不一定是科学的。「虚构情节绝非用来使一个想法吸引人或者传递信息的糖衣；相反地，小说中的故事经常是通过深挖一个想法来产生的。科学家与工程师进行具象思考，而作家的思考是带有隐喻的。纯从字面去理解隐喻非常幼稚，也很危险。」

从日常打造反乌托邦

有时，科幻小说显得更像超现实而不是未来预言。最有名的例子可能要数菲利普·狄克的作品：在他笔下，日常生活变得非常怪诞。鲁迪·拉克把自己经过改造的现实模式称为「超写实主义」（Transrealism）。在这类科幻作品中，怪诞的元素渗入现实，对其进行改造。当你读完这些故事以后，把一些书中的怪诞带入生活，日常的东西在你看来将不再寻常。

阅读科幻小说的乐趣之一，就是我们被扔进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但最终会明白其中的意义所在。除了你可以在几百页的阅读中就完成一段冒险、明白个中道理，科幻作品无异于人类经历的一个缩影。即使是当下所谓的「反乌托邦」小说——比如苏珊·柯林斯的《饥饿游戏》，其中所描述的世界只不过比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略逊一筹，讲述的也通常是主角如何在严酷的世界中挣扎但最终取胜的故事。美国的科幻小说是一种乐观主义类型：努力和苦难总会有回报，至少对于主角而言。

科幻作品，无论是否是反乌托邦的，能够帮助读者为变化和新事物带来的冲击做好准备。变化是人类的常态：个人生活有可能会遭遇突然的颠覆性事件：战争、洪水、火山，还有死亡与出生。文明的变化则来得更加缓慢，但也在变化。正如威廉·吉布森那句名言：「未来已来，只不过它分布不均。」

已故作家奥克塔维亚·E·巴特勒的小说影响深远，所吸引的读者远远超过了其类型本身所承载的群体。在她的作品中，未来人类在超越自身的力量的作用下，发生了永久的、不可逆转的改变。在 2000 年《本质》（Essence）杂志中，巴特勒直接指出了那些落于窠臼的科幻小说的症结所在。

需要多少意外的结果以及对此的应对才能迂回把我们带入一个看似偏离任何明显趋势的未来？不用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准确预测未来这么困难。

我见过错得最离谱的一些预测是那种直线式思维的，那种看法忽略了意外的结果的必然性，忽略了我们对此常有的不那么理智的反应，而是简单断言，『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现在我们关注的东西。』

巴特勒死于 2006 年，她从未采取捷径将预测的难题敷衍了事。她对未来奇怪的预想和她笔下主角应对无法避免的、反乌托邦式的变化的意愿，既令人害怕，又令人欣慰。

故事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它赋予世界秩序，营造出 A 引发 B 的因果关系。的确，科幻小说最擅长（不过有时是最失败）的地方之一就是解决重大问题、提供关键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讲述一个节奏鲜明的故事。通过详细分析诸如气候变化、人口过剩、无处不在的监视等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段叙事——无论是小说还是故事——能够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

作家 金·斯坦利·罗宾逊一贯拿这些重大的科幻话题作为题材：异次元世界、异次元历史、乌托邦、反乌托邦、核战争、生态灾难、气候变化、未来、过去、火星改造、内行星上的日常生活、长寿，还有人是什么。罗宾逊并未臣服于绝望之罪；他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了复杂、实际、详细的解决方案。他的小说所探讨的，是今天就已存在、而且放任自流未来将持续恶化的重大问题，但我不会把他的作品视为是反乌托邦的，他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

就应该用『乌托邦式的』这个词，显然它才是『反乌托邦』的反面。用『宏伟蓝图』这个近义词来代替『乌托邦』在话语中出现的做法，只是一种企图避开政治，宣称这些科技上的『宏伟蓝图』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话术罢了。科技『宏伟蓝图』都是些啥？火箭，还是聚变核能？它们都没法解决一切问题。我们面临的其实是政治与经济上的问题，而那些描绘光明的政治经济前景的小说就是『乌托邦』。不要回避这个词。

事实上，是我们正在践行的资本主义，借以各种各样的技术，正在摧残生物圈。所以如果我们不开始描绘后资本主义的话，我们将永远无法脱离这个问题。这才是那个『宏伟蓝图』！这个『宏伟蓝图』是后资本主义，但这个词太大了，很难说出来的同时不吓着我们自己。

但是，说到反乌托邦，《饥饿游戏》是部很棒的科幻小说。科幻小说的目的就是用来展示当下人们对未来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还有五十年代的一段时间内『宏伟蓝图』这么流行。当时人们觉得未来会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变得更好。而现在人们却不这么觉得。

有钱人拿走所有东西的十分之九，然后迫使我们其他人去争抢那剩余的十分之一。如果我们反对的话，就会被告知是在挑起阶级战争，随即便被打垮。他们为了一己欢愉玩弄我们，在我们忍饥挨饿、相互争抢的同时，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是《饥饿游戏》借情节叙事中所表达的主题，所以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征服黑暗

在二十世纪早期，美国的低俗科幻作品展现出的往往是一派光明的未来景象，在这幅景象里，科学进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到了世纪中期，经历了几场恐怖的战争、原子弹的发明以及两次针对平民的原子弹投放之后，科幻小说的走向变了。故事变得更加黑暗，核武器大屠杀随着「相互保证毁灭」原则的提出成了一个日益严峻的威胁，而科学也不再必然是英雄。

在人类第一次登月 46 年后，随着美国被拖入更多战争、经济权力在少数人手中集中，美国的科幻小说变得更加黑暗。1980 年代的赛伯朋克小说常常被认为是反乌托邦式的，尽管威廉·吉布森懊悔地说，「我只想过做一个自然主义者。」

我印象中，反乌托邦和乌托邦一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二分法。我猜我自己在 1980 年代的时候没那么反乌托邦，因为我在写的是一个完好无损从冷战中走出来的世界。事实上，在当时很多聪明人看来，这不太可能。现在我可能没那么乐观，因为这些迫在眉睫的大问题看上去更加是深层次的体系问题，而我们对此有序的回应更多的是扯淡。

吸血鬼和僵尸故事已经占据了以青少年为目标的奇幻小说市场。科幻小说和电影，除了《星际迷航》系列，也走向了反乌托邦的设定。著名评论家约翰·克鲁特认为，时下的反乌托邦式文学是对当今政治气候的直接反映：

在我看来，多数这些作品部分源自《1984》中关于思想控制手段的描写，也就是奥威尔对今天我们的统治阶级用来粉饰太平的语言的赤裸裸（并且提前的）展示，以及他对权力的分析。这种分析基于一场内部政变——为了使我们获得生活动力的信息枢纽被更牢地被控制住，少数人利益驱使的全球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模式没落，让位于不折不扣的帝制暴政。

对于科学的政治用途，克鲁特并不乐观。他引用了伯特兰·罗素 1924 年的先见之明：「我不得不担心，科学会被用来提升统治阶级的权力，而不是用来让人幸福。」克鲁特说，「今天我们真正害怕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建立在那些从中获利的人的意图之上，正如罗素所说的。」

与罗宾逊一样，特德·姜认为美国科幻作品中还是存在不少乌托邦式的想法。「它们主要是以有关奇点和后稀缺经济的小说的样貌出现。」他说，「技术乐观主义者们以前觉得廉价的核能可以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现在则认为无限的计算能力将解决一切问题。但关于超级计算机的小说不像讲述大规模工程的小说那么能鼓舞人，因为在计算机领域的成就更抽象也更乏味。」

尼尔·斯蒂芬森写过十多部小说，涉猎广泛，主要讨论人类与技术相互作用的问题。他说自己已经受够了反乌托邦。他发起了一项行动号召，呼吁作家创造更多预见的是乐观、可实现的未来的故事。作为一名未来学家和技术顾问，斯蒂芬森希望能读到更多有关革命性技术、能启发年轻科学家的故事。

像金·斯坦利·罗宾逊、格雷戈里和吉姆·本福德等人一直高举着乐观主义的火炬。反乌托邦／赛伯朋克的浪潮是有启发性的，给科幻小说帮了个大忙，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但我认为它还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那就是，它对电影和电视导演来说成了像毒品一样的存在。你跟今天的电影导演交谈时会发现，他们很多人似乎陷在同一种三十年不变的老观念里，觉得没什么比《银翼杀手》更酷的了。而那正是我们真正需要远离的想法。

2012 年，斯蒂芬森联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简称 ASU）的科学与想象力中心，创办了 「象形文字」（Hieroglyph）项目，一个邀请制的基于网页端的项目。用他们的话来说，它「为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工程师提供了一个空间，来帮助大家就不远的未来前景进行有创意、有抱负的合作。

这个项目的第一个成果是一部选集，叫做《象形文字：关于美好未来的故事和愿景》（Hieroglyph: Stories and Visions for a Better Future），由哈伯柯林斯出版社于 2014 年 9 月高调出版，还收到了令人眼红的热情评论。这部选集由科学与想象力中心的董事爱德·芬与世界奇幻奖得主编辑凯瑟琳·E·克莱默共同编辑，作品来自许多知名作家和新人作家，包括斯蒂芬森、多克托罗、格雷戈里·本福德、伊丽莎白·贝尔、鲁迪·拉克、布鲁斯·斯特林、查理·简·安德斯、凯思琳·安·古楠、卡尔·施罗德、安娜丽·纽维茨、纨妲娜·辛格、玛德琳·阿什比 等人。

这些作家对科技本身已经很熟悉，但「象形文字」这个项目很大程度上，用爱德·芬的话来说，是想请作家和科学家「跳出自己的舒适区」。读者也是。爱德·芬认为，《象形文字》这部选集的核心读者是那些从未思考过这些故事中的话题的人。「我希望他们能将自己置身于这些未来当中，」他说。

爱德·芬还说，发扬创新精神和交叉学科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很支持这个项目，尤其在目前这个教育预算缩减的时代显得尤其令人欣慰。项目来自具有远见卓识的的教育家、ASU 校长 迈克尔·克劳交给斯蒂芬森的一个挑战，要求鼓励科幻小说家提出积极、可行的未来愿景。

关于前文所述的有关科技伦理道德的担忧，爱德·芬的回应，则是强调社会和道德层面的顾虑渗透在 ASU 未来主义项目中的方方面面。「金·斯坦利·罗宾逊已经是这种思考模式的一个典型代表，他去年来咱们学校访问过。厄休拉·勒吉恩曾深刻地论述过科幻小说在促使人们改变对自身的思考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像这样把科学家和作家集结起来思考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确实是一项崇高的举措，而且它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但它会取得什么成果么？政府和技术专家会再一次联合起来发展那些如「宏伟蓝图」小说所预见的项目么？

罗宾逊对此表示乐观。「我认为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是，科学和政府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联合，对于政府的（发展尝试的）抨击也就是对科学的抨击——这是一场稳赢的争论，因为科学是进步的方法，是我们脱离这个混乱局面的途径。」

斯蒂芬森则表示怀疑。「事实上，落实这些我们在《象形文字》的故事中所说的想法归根结底就是让那些书呆子们想出办法来。」但是项目的发展需要资金，而募集资金需要正确的人能够掌管并数年如一日高度专注在这个项目上。「我所知道的每一个有趣的原型项目，而且还不少，都因为缺人而被搁置了。我们的文明需要产生更多这样的人。我希望我知道怎么做。」

创造的机器

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实验室，MIT 媒体实验室和 ASU 一样，对科学想象力高度关注，但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着手解决技术、科幻、未来这些问题。他们没有试图通过增加科幻作家与科学的接触来改变这个群体，而是尝试通过增加与科幻的接触来改变科学家和技术本身。

MIT 媒体实验室成立于 1985 年，初衷是为了在技术与媒体和设计之间尚无人踏足的交界之处来划分出新的领域，被称为「艺术与科学的混合体」。在过去两年中，它提供过一门叫做《从科幻创作到科学创造》（Science Fiction to Science Fabrication）的课程，把阅读、对科幻的讨论与设计，以及学生受启发所创造的设备融合起来。同时，学生也会审视设计过程的伦理道德问题以及设计对社会潜在的影响。

媒体实验室的指导员 索非娅·布鲁克纳 和 丹·诺维 会引导学生了解严格的教学大纲，包括过去七十年中许多重要的科幻小说、电影、游戏和短篇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有媒体实验室毕业生、建筑师、比较媒体学者，甚至一位机器人伦理学家——都需要根据他们从阅读中获得的技术灵感来打造实际可行的原型。

此外，学生还会考虑他们正在研发的技术的社会和伦理背景，以及该发明潜在的尚未计划的应用场景。在一个受到吉布森《神经漫游者》中的一幕场景启发的项目中，学生打造了这么一件设备，利用电极和无线技术，使一个用户仅凭一个手势就能刺激远处另一个用户手上的肌肉来使他做出同样的手势。这些年轻的工程师建议他们的原型应该被应用到现实世界中，例如理疗师可以帮助中风患者来恢复四肢的使用。在《神经漫游者》中，技术被用于性剥削，把人变成由软件控制的「肉身木偶」，所以引起了有关可能被滥用的工具的道德暗示的深度讨论。

在吉布森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在街头，东西总有它自己的用处」中，以及科幻小说的情节里，我们总担忧技术被滥用于统治和控制。不过布鲁克纳说，「那些工作是科幻作品中常见话题的人，例如人类增强、可穿戴技术、增强现实等，通常对于相关的著名科幻作品并不熟悉，尽管作家已经就同样的话题极其深入地探索了数十年。看科幻小说跟看论文一样重要。

诺维说他很惊讶地发现很多 MIT 的学生之前并没读过科幻小说，但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猜可能是他们都是名校里出来的尖子生，被教育说科幻小说不过是种儿童读物，或者不值得他们花时间去看。他们经历了相当激烈的竞争才达到目前的位置。他们很可能除了必读的人文作业之外，就是没时间读闲书。」

布鲁克纳和诺维都同意这样的学生的日子会不好过。「他们终于来到了一个他们可以拥有创造明天的资源的地方，但灵感的源泉却有点枯竭。」诺维说，「MIT 这里的教授非常坚持要学生想得更大、更疯狂。」而阅读科幻小说，他说，激发了学生们的想象力。

布鲁克纳在艺术和工程持有两个学位。他感叹，从事新兴技术工作的人通常都没有怎么读过科幻。「随着新的生物科技和基因工程的发展，你看到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样的作家在写以这些技术为中心的反乌托邦世界。」她说，「几十年来，作家已经以不可思议的深度探索过同样的话题。随着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结合艺术家和作家创造意义、创造体验、讲述故事的方式中，还有尚未实现的潜力。以往人们只做这件事或者那件事，不过我的个人使命就是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把两者结合起来，」

诺维是一位跨学科的研究者，拥有戏剧和视觉效果方面的背景。她在科学与科幻的结合体上面看到了巨大的创造性潜力。「各种想法开始自己冒出来了。你离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博士项目可能只有一本书或者一次讨论这么远。」

塞缪尔·R·德兰尼是这个领域涉猎最广泛、也是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把科幻作品看作是对于人人都将面临的未来冲击的一种应对措施，尤其这种冲击随着变化加快将变得更加强烈。「科幻小说通过想象让我们习惯各种世界和情形，这是思考真实世界（即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由发生的事情所构成的世界」）年复一年向我们输出的（偶尔灾难性的、更多困惑的）实际变化的最好的训练之一。它帮助我们不被这些变化惊得手足无措，也帮助我们理解不同人面对的不同问题。」

在最好的情况下，科幻小说能激发灵活的思考，不仅能启发我们，还能驱使我们审视自己的世界观，并思考自身行为种种潜在的后果。只要别忘了勒吉恩对于技术应用所带来的道德问题的担忧，把科幻重新融入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想象力生活中，也许真能将尼尔·斯蒂芬森的愿景变为现实。

这是 ONES Piece 翻译计划的第 127 篇译文。本文原载于 The Magazine，作者 Eileen Gunn，由 ONES Piece 翻译计划 何聪聪、杨绍华 翻译，任宁校对。ONES Piece 是一个由 ONES Ventures 发起的非营利翻译计划，聚焦科技创新、生活方式和未来商业。如果您希望得到更「湿」的信息，我们也有播客节目「迟早更新」供您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