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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纯文学作品的不同声音

关于纯文学作品的不同声音

作者: 高山之树 | 来源:发表于2019-09-27 10:30 被阅读0次

    6月26日,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十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了一次题为“情怀决定高度”的演讲,并发出了惊人之语“为中国纯文学送终,如果中国纯文学不死,中国文学就没有新生”。

    他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顶峰,现在文学已边缘化,成为小众化了,作家的作品读者越来越少,有人说这才是文学应该有的常态。这真是文学的常态吗?王老师认为“这说法不对。

    1.中国作家现在只关心自己,不关心现实。王老师说雷洋事件发生以后,他看了自己的微信圈,他的微信朋友绝大多数都是作家,但没有作家对此事件发出声音,有个别的转载了新闻事件。当一些期刊联合抗议一稿多投时,他发现他朋友圈内的作家活跃起来,对影响他们利益的事发出了多种声音。王老师说,若作家只关心自己,为什么要求读者来读作家写的东西呢?只关心自己的作家,读者是不会去读他们的作品的。

    2.现在纯文学成为一些作家的晃子,他们的文学不是真文学。上世界八十年代前的文学是为政策服务的,文学脱离了它应有的真实面目,所以要回归到文学的真实面目,所以八十年代后搞纯粹的文学是有意义的。但现在的纯文学不是真文学。真文学是面对真实的中国,面对大众关心的问题,能让读者读到一个当时真实的中国。要为纯文学送终,如果纯文学不死,中国文学就没有新生。

    3. 作家的作品不可能与政治无关。如果一个作者表示自己的作品与政治无关,那么说明了他的政治立场。王老师通过作家奥威尔的创作来阐释。奥威尔认为作家的写作有四大动机:“自我表现的欲望;唯美的思想和热情;历史方面的冲动(希望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政治上所作的努力(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帮助别人树立人们要努力争取的到底是哪一种社会的想法)。” 奥威尔曾说:“我之所以写一部书,并不是要加工一部艺术品,而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的。”“我的工作,是将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恶感与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身上那些基本上是大众的、非个体的活动相调合。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而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

    4.为什么现在的作家在创作时先想到要写一个艺术品,我们的古人写文章只是有话想要说,把事情说出来,并没有想到我要写一篇什么体裁的文章。比如诸葛亮的《出师表》、贾谊的《过秦论》等。

    5.过去的赋就像现在的中国纯文学状态。赋是一种有韵的文体,讲求 声律、押韵、对比等形式。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正是由于古文运动出现了唐宋八大家,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传世的文章。

    6.一个作家要有情怀,要去度人。笔墨当从胸襟来,胸襟更广阔,越有成就。不过胸襟如佛家讲的小乘,只是度自己。佛家讲的大乘要度人。而有情怀的作家就是要度人的,比如鲁迅从文希望以此改变国民被麻木的精神。有情怀的作家,胸襟并不一定宽。比如鲁迅,爱记仇。

    8.情怀是有高下之分,大小之分的。

    9.文学的本质是什么?作家的天职是什么?正如老祖宗说的“文以载道”。

    10.余华的《第七天》,我认为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余华虽然只写出了自己60分的水平,但他远远地超过了许多作家作品达到的分数,现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也就二三十分。为什么余华在写虚构的时候就写得非常好,当写到现实时就没有想象力了,为什么只把现实发生的新闻串起来,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11.中国作家面对现实有正面进攻的,比如莫言的《蛙》、余华的《活者》、阎连科的《炸裂志》等,也有作家面对现实打擦边球的。评论家对擦边球的作品会冠以“深刻”,而写正面进攻的作品会得到“粗糙”的评价。

    王老师用几个在文学上有影响力的作家或者评论家的话来说明情怀:

    12.阎连科说过,“我永远不向我认定的真理妥协。”

    13. 毕飞宇说过,“没有一样东西比作家的情怀重要,你关注什么,你的情怀就是什么。”

    14.李敬泽说过,“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授奖典礼,那样堂皇那样高贵,文学的价值得到了有力的彰显。社会和公众由此感觉到,哦,原来文学是这样体面。这很好,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文学所追求的就是这份高雅体面,文学,从本质上说,和高雅体面没多大关系。文学和诚恳忠直有关系,和人的眼泪、痛苦有关系,和人在梦想和困境中的奋斗以及人在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有关系,这一切不一定是高雅的不一定是体面的,一个人在疼痛的时候体面吗?一个人锥心刺骨地哭泣时高雅吗?所谓文学性,根本的前提是众生平等,忠直地容纳尽可能广博的人类经验。”

    王老师最后说:作家要树立人道主义情怀,立一个人的准则。

    在《朱大可访谈: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中,朱教授说,“传统作家的写作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封闭式写作。他宣布要在书房里埋头写一部构思奇妙的伟大作品,写了三年,然后交给出版社去出版发行。但出版后大家都无语了,因为你所写的小说现实,跟日常现实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嘛。中国是一个奇观国家,每天你都能观看到各种不可思议的奇观,它们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空间。所以纯文学正在失去了自己的传统魅力。” “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我们是全球最大的‘事件消费群体’,每天都在纵情消费那些令人震惊的事件,而观看它们的刺激度,远远超过了文学阅读,那你说这文学还会有用吗?”

    正因为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所以莫言等作家把这些奇观的新闻事件列在小说中,作家已不需要再发挥想象力去进行文学虚构什么事件了。

    文学来源于生活,要高于生活,看来中国发生的奇观真的不需要作家发挥想象力去虚构事件了,写实就差不多了。

    这也就理解了,为什么王老师发出呼声:要为纯文学送终,如果纯文学不死,中国文学就没有新生。

    真文学是面对真实的中国,面对大众关心的问题,能让读者读到一个当时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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