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提起余英时，非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者或许对他还比较陌生。但作为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以及“人文诺贝尔奖”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余英时在世界人文学术界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美国哲学学会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耶鲁大学讲座教授等一系列荣誉头衔也证实着这位近九十岁高龄的学者拥有“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的学术地位。
观大师可自省。恰逢大学毕业之际，即将告别象牙塔，回顾本科四年“学术”初体验，又有台湾交流半年以另一个角度观察内地思想文化，观看《余英时访谈录》时，我对一些内容有较为深刻的感触，内容涉及历史、思想、写作等方面，在此记录，以作反思。
封建的定义
我曾在台湾的散文课上闹过一次小小的不愉快。犹记得是小组讨论，让我们评论赏析散文中作者母亲的形象。散文具体的名字我已经忘记，文中母亲大约是20世纪上半叶一个颇为保守贤淑的女子，我便依着惯性在发言时评论她为“一个受到封建文化影响下的女性形象”，却没有想到引起老师的不满，他打断我的发言，要求我重新思考封建的内涵，当时我只想大约是两岸的文化差异，没有非常在意，直到看到《余英时访谈录》，才明白尴尬处境的真正缘由。
余英时在访谈中对“封建”一词做出正名，他说“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的封建，根本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讲法，完全牛头不对马嘴。封建与统一王朝、统一中央政府无关，封建一定是分封的、有诸侯封土的。长期以来‘封建’这个词，在我们嘴里是乱用的，我们说某个人思想封建，根本毫无意义，封建不能概括任何东西。”由此观之，突破大陆视野，“封建”只是一个地域分封的中性词，却被我们误解并打上保守的校级标签。
无独有偶，余英时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评论同样和我们的认知有所出入，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西方所特有的，他涉及法律、宗教等一系列问题，不是说做生意就是资本主义。中国与西方有共同点，即市场经济，所以应该把市场经济统一起来分析，但不应该说中国也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事实上就没有资本主义阶段之说。”这与我们从小接受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并不相同。此外，我们熟记于心的“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反作用于经济”，在余英时的观点里也得到否定——经济并不能决定文化，但经济对文化有一定的影响。
这些看似违背我们常识的言论，从侧面表现出我们所接受哲学体系相异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注意，完善独立思想需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扩展的哲学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我们需要用一颗包容的心，自己去了解、去感受、去判断人类的多元化思想。我在台湾学期结束后，出于礼貌给我的各科老师送感谢卡片，散文课老师对我说，一定要多读书，才可以知道这个世界远比你的想象大得多。当时只以为是客套话，现在想来确实如此。
削足适履的学术
用各类西方理论分析中国材料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研究存在的通病之一，余英时对此的评价是“削足适履，毫无意义。”以台湾为例，竟有学者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桃花源记》，硬是把一篇“世外桃源”分析成一篇受“性”影响而生的文学作品。内地虽少见如此极端分析，却也常见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并以西方理论分析为尊，削足适履自圆其说后洋洋自得。诚然，学术需要有强大的包容性，文科类学术更需要不断拓宽人类思维的极限，但如果学术只包容“西方理论+中国材料”研究，对其他新型结合总持有拒绝态度，却是极其不利的。
大二的时候，我突然对产学结合产生了较大的兴趣，认为理工类虽为发展科研、经济的产学结合重点，但是文学与文化产业的结合也可以创造社会影响力以及经济收入。于是我当年的学年论文就以《山海经》出版定题，弱化《山海经》内容，强调编辑的再整合价值，由于学识有限，当时我还不知道阿多诺的文化工业论种种，只是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写出了一篇天马行空的学年论文，如同一篇普通作业一样不了了之。大三上学期在台湾修评论写作课时，因为偷懒就把我的学年论文删改后当成作业上交，却收到老师的电话，说他很喜欢我的想法，要求我调查博客来网络书店的《山海经》销售情况以完善论据。文章前后修改了一个多星期，最后在老师的帮助下以出版评论的形式发表在《中华日报》副刊。
虽是一件小小的课堂事件，却给我了一个极大的鼓励，第二年的学年论文我选择从叶嘉莹《给孩子的古诗词》出发，探讨古典诗文的绘本化、故事化以及亲子共读。也是因为对文化、传播领域的陌生，论文写得有些力不从心，而故事化古典诗文也仿佛亵渎了古典诗文的美学内涵，我得到了一个很低的评价。和朋友谈起，她说要想得到学年论文高分，不要想得太花里胡哨，一定要找一个很深奥很少用的国外理论，套用一篇不是很畅销却似乎信息量很大的文章，她没有看过《余英时访谈录》，但似乎也掌握了一些“学术套路”。
我认为文科类学术所反映的是人类思想的宽广，文科类学术研究者也一直在致力于拓宽思维的界限，因此学术不应该“削足适履”，而应该如水一般，可以随意入履，也可以随意入任何容器当中。尤其文学方面的产学结合，文学作为艺术的分支，部分研究者总容易狭隘地认为它不能和经济利益挂钩，文学一旦因为商业原因发生改变，总容易成为众人抨击的对象。但事实上，在漫漫文海中，我们应该有包容新鲜事物的勇气。
对文化持有敬仰之心
“对文化要有敬仰之心，但不可盲目崇拜。”在读书治学方面，余英时提出了他的方法论。《余英时访谈录》中，他强调读书不要只是找毛病，应该把关注点置于书中的长处，否则书读得越多，反而越容易坐井观天。对待西方学术思想的态度方面，余老表示“要融入现代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式，但不要为西方某些即成的模式所限制，不要跟西方任何一个调子起舞，也不必故意跟西方思想为难。”对待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研究方面，余老认为朝代循环之说不能成立，我们要注重中国历史长期的连续性，避免受到过多的意识形态干扰。
综上，余英时所讲的是一个大的治学观，通用于文史哲等各科学习，“学术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除去学术理论研究，写作亦如此，我们需要有大胆的、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自信的、谦和的研究者与作者，去为我们的文化领域创造更多更丰富的内容，而不是局囿于一个狭窄的天地，做狭隘而无意义的自我麻痹。不知不觉竟说了不少自己的故事以及观点，也算是对大学生活一些难忘的小细节做一个纪念，也许有许多不成熟的想法，但的确为我所想。
最后，用《余英时访谈录》中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观点作结，“我们不应该抱有‘学而优则仕’的心态，我们是要改变这个社会。”学习的终极目标不是做官或享受生活，而是运用自己的知识与文化，让这个社会的物质或精神因你的努力变得更好。即将离开大学校园成为社会中人，学术生涯或将结束，学习却不应该停止，写作也将坚持，毕业在即，勿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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