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悯农二首》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唐诗：
其一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其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当年，诗人李绅外出游历，曾见农民在田间耕耘，挥汗如雨，却食不果腹，甚至饿死家中。他心情激愤，有感而发，写下《悯农》诗，表达出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从此《悯农》诗代代流传，成为教育人们珍惜粮食的范本，李绅也以怜悯农民，有恻隐之心的美好形象留住在人们心中。但事实上，在这背后，李绅还有不为常人所知的一面形象。
（一）
李绅出身望族，祖辈都是地方上的显赫官员，但他童年悲惨，六岁丧父，九岁丧母，由他的长兄李继抚养成人。李绅自幼便深受儒家的正统教育，少年时勤奋好学，用功读书，成年后积极入世。他为官四十多年，从三十岁举进士，到七十一岁任武宗时的宰相，期间仕途多舛，有升迁亦有贬职，但总体而言，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抱负。
李绅与元稹、白居易交好，三人均出生在中唐，赶上唐朝中兴时代，都是新乐府运动的提倡者。他们鼓励在写诗歌时用新题，写时事，以达到上达宸聪、下裨教化的政治目的。年轻时的李绅有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渴望有所作为，晚年时国运衰退，时局日下，诗人们或选择归隐、逃避现实，或安时处顺、明哲保身。李绅也处在这样的境地，在无法实现隐逸世外的愿望后，他选择了向现实妥协和顺从。
（二）
李绅在得势之前，常常到一个叫李元将的人家做客，每次见到李元将，都称呼其为族叔。李绅官运亨通之后，李元将反过来去李绅家做客，想来是攀一点交情，便主动降低自己的辈分，自称为“弟”，李绅面露愠色。李元将再称为“侄子”，李绅还是不悦，直到李元将把辈分降为“孙”，李绅才勉强接受。这种前后不一的嘴脸把李绅的另一面人格暴露无遗。
李绅为人欺软怕硬，在开封为官时，有一位士人和他在桥上相遇，士人没有避开让李绅先行，又没有给李绅请安。李绅暴怒，命令手下将这个人抓了回来，并对此人进行严加审问。此人回答道：“天子的勤政楼前，还允许我缓缓步行，怎么在李大人的开封桥上，我就不能慢慢地走了呢。难不成李大人所在的汴州还大过京城，尚书比天子还尊贵？”李绅听言，得知此人为皇族子弟，大惊失色，二话不说赶紧放了士人。我们很难想象到，悯农诗人居然是一个畏强凌弱的小人。
（三）
到了晚年，李绅人格的低劣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唐朝中后期，以牛增孺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无可调和，矛盾尖锐。李绅和李德裕关系密切，他在任淮南节度使时，称扬州江都县尉吴湘强娶民女，于是判其死罪。后经核实，强娶民女纯属是给吴湘加上的莫须有罪名，“吴湘案”为李绅误判。
原来，吴湘的叔父武陵曾与李德裕交恶，吴湘又是牛党的成员。而李绅与当时的宰相李德裕关系密切，为讨好李德裕，他强行将吴湘送上断头台。公元847年，唐宣宗即位，罢免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李党势去。此时，吴湘的哥哥吴汝纳为弟弟翻案，要求彻查此案，还弟弟一个公道。几经查证，“吴湘案”终于平反。这时，李绅虽已去世，但按照唐王朝的律法，李绅受到了“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的处罚。
晚年的李绅几经宦海沉浮，已经深谙为官之道和自保之理，他不再是那个关注民瘼的诗人，而成了趋炎附势的官员。
（四）
李绅年轻时确实体恤民瘼。如他在霍山县任官时，虎患频繁，在他的严厉打击和治理下，解除了老虎对百姓的威胁问题。而到了晚年，李绅更多追求自身享乐，他的后期诗歌也很少再关注现实，甚至粉饰太平，虚构造作，如《上党奏庆云见》、《华山奏庆云见》、《灵蛇见少林寺》等。
其实并非李绅一人如此，与他同期的白居易、元稹等诗人，后期的关注点都从国家政治方面转向个人生活情趣。再到晚唐时期的杜牧、李商隐，都愈加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时局不稳，政坛动荡，文人们的理想濒临破灭，在乱世中独善其身，甚至求得生存更为主要。
李绅的诗格和人格其实是统一的。有人质疑李绅的人品这么低劣，又怎么会写出高尚的《悯农》诗呢？答案很显然，那个写《悯农》时的李绅，人格无疑是高尚的，只不过在沉浮俯仰之间，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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